我相信古训“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因此，平素总是读书便动笔，随读随记；前辈学人喜欢用资料卡片的甚多，我也亦步亦趋，后来还自己设计印制过几十款卡片，用来装卡片的资料柜也有三四只，新闻传播出版职业经历又让我养成记录下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习惯一这使得我拥有大量笔记资料，从日记、日志到笔记、札记以及评注，如果整理出来，仅就字数而言恐怕不在越缦堂之下。
由于区区治学庞杂，涉猎颇多，以读书的多且杂而论或许不敢稍逊前贤，而且读书大都没具体的功利目的，只是为了好奇与求知，所以，除了偶尔撰写文章或图书时采用一些，大多数札记，都处于闲抛闲掷状态。与启功先生相关的札记，陆陆续续写了不少，有的随手就不知丢在什么地方了。如今编写本书，忽然意识到这些材料如若不借此机会整理利用，也就浪费了。但是时间精力所限，所想写的几篇论文，又实在无法在近期完成。情急之下，便灵机一动：何不就把这些札记辑录起来，如同古代的笔记一般，一小段一小段堆在一起，或许有人见了多少有些用处。时值《闲闲堂茶话》刚出版，蒙茶学权威阮浩耕先生赐评，推许拙著可当《清波杂志》、《鹤林玉露》、《封氏闻见记》来读，这自然是错爱抬举之至，我自知才疏学浅，对如此高度评价愧不敢当，不过，野史类、诗话类、掌故类笔记我却一向嗜读，这类书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如帕斯卡、契诃夫等人的笔记就很经典。哪怕是东施效颦，有上进好强之心总还不错。于是，就打定主意，把书中各篇没有采用的零碎札记罗列串联起来，也就成了一篇。这种或长或短的札记，在新闻传播专业我为多种报刊开设过专栏，茶书《闲闲堂茶话》也是这样写出来的，也还不乏谬爱赏识者，而在书画、文博等领域，一直没有机缘，这算是首次登台亮相。
对于启功先生，赞美称颂者甚伙，但是恕我用句不得体的成语，多是矮子观场，随人说高低，所谓吠影者少，吠声者多。要全面认识了解启功，需要的不是盲目崇拜，而是研究考证。我做了这些札记，足以说明我对启功的敬重，所以，即使是在观点与评价上时有出入，也是本着求知求真的精神，不必说，绠短汲深，不自量力，定有失当之处，还望方家多多斧正。
启功没有书法专业上的学生
中国书画界如今很重帮派团体，尤其是功成名就者，往往就形成一个师生群体，众星捧月，或者用梨园行的术语说，是“傍名角”，其中学问与艺术上的崇拜或追随还有其次，最主要的凝聚力，是来自市场的购买力只认大名头，因此，以大名家为核心形成的这个小集体，利益是一致的，师傅与徒弟的关系，更多的是经济色彩，徒弟是助手、是秘书、是经纪人，帮着老师出画册、办展览、走穴搞活动卖作品，非常市场化，反过来，因为有大名家的学生这一名分，又能得到很多同龄人难以得到的实惠好处与方便。这种师徒关系的确立，大都是通过正规的教育渠道，如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研究生、进修生，从大专到博士后各个层次齐备而性质大同小异。这是中国书画的一大怪现状，也是对中国传统教育与师生关系的扭曲与玷污。
启功身在大学，1984年就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硕士生、博士生带了一批又一批，但是，启功却只承认在中文系、古典文学文献专业的领域内有学生，坚决不承认在书法专业上有学生——事实上，他多年在大学开设书法方面的课程或讲座，还主编了高等学校书法教材的《书法概论》与《书法概论参考资料》（前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后者同一出版社1988年第1版），在严格意义上，他该是很多书法专业学生的老师。
可以说，启功不是不承认（他无法否认）有人跟他学习过书法课程这一事实，而是不希望在市场层面、在社会层面有谁打着“是启功的学生”的旗号去谋名谋利。这是自爱，也是对学生的相当严厉的限制与约束。
最典型的是某位他的博士生，在学位论文答辩时，启功不客气地要求他今后不能对外声称是启功的书法学生，而且让他把擅自刻的“坚净居门下”一印磨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弟子以名师为荣本是惯常现象，以启功的老师齐白石先生为例，就不止一位画家有“白石门下”的印章。这样做固然是拉大旗做虎皮，而启功先生不允许博士生拥有这样一方印章，多少有些过分了。
读政治学名著《权力学》，里面引述了斯大林给克谢诺丰托夫的信：“我不同意你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生’。我并没有学生。你还是称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吧，你有权这样做。”（【苏】阿夫托尔哈诺夫著《权力学》下册第613页），其中的原因与道理，与启功先生的态度异曲同工，是很耐人寻味的。
大字报的学术研究价值
启功在多处场合讲到自己的书法是在“文革”期间抄写大字报练出来的，所以自嘲为“大字报体”。抄写大字报而达到练成一种字体风格的水平，可见数量之多。据说当时有启功的学生为了临仿启功书法而连夜去揭启功的大字报新作，人们以为政治风险太高云云。
启功在学术上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敦煌学，而敦煌学是西方汉学界首倡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都在英法等国。
我平素治学芜杂，多专业、多学科的背景与经验，使得视野更开阔，而且能从不同学科的交叉边缘地带找到新角度、新题材。如，新闻传播与书画艺术是我的两大主业，在这两个领域的历史、理论与实践技术层面我都投入了极多时间精力，也发表出版了上百万字所谓成果——实事求是地讲，我自己真正满意的没几篇，因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需要长时期的积累，急不得。有同行可以用一两年从零起步写出一部专业断代史，令人佩服其速成，不过，这种书的学术价值与质量大大禁不住推敲，此无他，一两年的时间连课题范围内的基本史料文献都读不完，何谈心得见解？能这样写历史的，当然不知道历史学的常识，无知者方无畏，只是对同类著作相关资料的汇总、连缀与改写。
在新闻传播史与书画艺术史领域，我一直本着对相关图书资料竭泽而渔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再谈研究、发现，因为对一个学科领域内的前人与时人研究成果充分全面地了解了，才会看清哪些课题或线索是人所未曾涉及的空白，如大字报的历史就是一例。
大字报既是新闻传播的一种形式，也是书法的一种形式。1966年至1976年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学者研究热门，与敦煌学旗鼓相当，可谓是显学，而至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就大字报的历史流变进行专题研究，更没有论文或著作。多年来我一直在收集大字报的资料，启功先生作为大字报的书写者（虽然据他自己说不是文稿起草或写作者），当然也就具有历史研究价值。那一时代的过来人，往往都有书写或被贴大字报的经验，如据杨绛的书记载，钱锺书就有愤而写出大字报自己贴上墙的经历。在回忆“文革”的书与文章中，大字报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除了舆论宣传功能以外，大字报还有其他功能或用处，一是有些大字报被揭下来当作证据或书法范本，启功先生有一个学生就曾有此举；二是被回收利用，中国人有个极好的传统美德，就是废品回收，纸张与书本一直是废品回收的重要项目，论斤卖钱。翻看《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保定市谚语卷》，读到一条谚语“大字报传单，擦屁股卷烟”（河北省保定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1988年版第12页），记录了当年市井小民是如何使用这些免费纸张的，虽不雅训，但研究大字报者不可不知。
据我初步的研究，大字报从延安时期就有了生命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80页写道：“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期我们没有提倡。”这种舆论宣传形式，在所谓国统区也有其市场，据曹聚仁转述：“北平围城的后期，北大民主墙上的那些壁报，集中了火力，向沈从文展开攻击。（曹聚仁著《北行小语》第79页）”
很可能大字报的产生与流行是与学生运动密切相关的。不仅在解放区如此，在国统区亦如此。钱穆对解放战争期间昆明的大字报有一条难得的记录：“联大既散归北方，而云大踵起。每去上课，校门外大墙上遍贴大字报，余必驻足巡视，议论恣纵，意见横决，殊堪嗟叹。一日，为西北边境一军事冲突，大字报根据塔斯社报导驳斥中央通讯社报导，辞气严厉，令人不堪卒读。余因招云大年轻教授常往来者数人，至翠湖寓所，告以屡读大学校门外大字报，每怪何以无人间问。诸君言，亦有党方注意。但既倡民主自由，则言论庞杂，难加干涉。余以国共对抗，固可谓其左右立场不同，然民族国家之大防线，则终不能破。若非有其他证据，岂得以塔斯社讯反驳中央通讯社。身为一个中国人，岂得遇中苏冲突必偏袒苏方，诸君多识此间党方负责人，当以此意告之，盼能专就此一端即去撕碎墙上大字报，并查究主事者何人，执笔者何人，加以惩处，俾可稍戢颓风。乃亦竟未闻党方有何作为。”（《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63至264页）
在解放后，大字报的作用与影响一度甚至超过了报刊图书出版，70年代北京西单民主墙一度成为举世关注的舆论焦点。在“文革”期间，大字报成为重要的政治斗争武器，众所周知，“文革”的开场锣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者是毛泽东。
“文革”中的北京大学是中国大字报的第一舞台，三角地直到90年代前都是发布数量最多、分量最重的大字报阵地。季羡林回忆“文革”时，着重记录了大字报的种种情况，如最长的大字报有百张之多，除了墙壁，还搭起席棚以供张贴与阅读，在大字报张贴后的去向、方面，季先生也证实了回收市场的存在：附近居民甚至有靠捡揭下来的大字报卖钱为生的。由于“文革”主要是学生唱主角，所以，靠写大字报练书法的也是学生。（见季羡林著《牛棚杂忆》）
“文革学”中，应当有“大字报学”一席之地，也只有从新闻传播与书法两个专业出发，才谈得到准确认识、把握大字报这一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媒介现象。令人遗憾的是，启功先生没有留下关于抄写大字报的更多的材料，哪怕是书写特点等具体心得，他只是说，由于他的书法与绘画功底，自己抄写的大字报在美观悦目上胜人一筹。
对猫啃青草现象的解释
启功先生有一首诗：“幼见猫上屋，啖草愈其病。医者悟妙理，梯取根与柄。持以疗我赢，肠胃呕欲罄。复诊脉象明，起居违药性。”（《启功丛稿·诗词卷》第247页）
这是启功少时的经历，显然是庸医误诊乱下药。
为诗文作笺注是中国传统的学问，当然，一般而言，当代人的诗文是没有哪位学者来做郑笺的，不过，由于启功先生的地位与影响，他的诗文实在有作笺注的价值，事实上，他的《论书绝句》就已经出了注释本。
笺注者通小学，知名物，未必就能得满分。因为什么事情都有例外，有时诗文作者本人对所记所写的也未必完全通晓其学理或原因，笺注者就更难加以解释与注释了。启功先生这首诗没有解释猫啃青草是何原因，只是客观记录了见闻，很可能只是臆测猫是病猫，而且没有留意其他因素，例如天气变化。
2007年10月26日我在河北大学讲学后，因大雾封路，遂不得如期返京，偶游古枣园，见一黄花猫在路边歪头咬草，刘金柱与党红英两位以为是猫缺微量元素所致，而余恰在早晨厕上闲翻万年历，见到一句“猫啃青草”是雨兆的气象谚语，便据此笑对大家预言明天必雨，孰知次日果然大雨。我所读的是广西科技出版社的《传世锦文千年历》，原文是：“狗洗脸，猫吃草，不到三天雨来了。”另一条是：“狗咬青草晴，猫咬青草雨。”可见是干百年来先民总结出来的自然规律。
作为知识与学问的传播与习得，自古以来有着正统与民间两大体系，上层人士掌握书本、文物典章所代表的主流社会的种种知识，而下层民众则主要依靠谚语、行话、口诀来传习生活经验与规律。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成语、诗文名句与典故主要属于学者、知识分子，而谚语、口诀则更多地属于农夫工匠小民。越是城市化的环境，就越是趋向于使用书面语言，甚至会不知道还有大量的谚语存在。启功先生从小到老都生活在京城，姑且不说他的皇室血缘关系，也是极典型的大都市居民，很可能是五谷不分的，所以对猫啃草现象的谚语，大概是无从得知的——进一步推想，那位庸医恐怕也是没听说过有这两条谚语，否则就不至于误以为猫啃的草可充药用了。
日后有为启功诗文作注者，或者可以参考甚至采纳这干虑之一得。
《临八大山人画自题》与恽寿平诗
启功先生有一首《临八大山人画自题》五言诗，全文为：“胆无八大大，气无八大霸。八大再来时，还请八大画。八大未来时，此画先作罢。试读人觉经，我话非废话。”（《启功丛稿·诗词卷》第141页至142页）此诗还被书写成作品收入在中国美术馆的“启功宇野雪村巨匠书法展”，可见是得意之作。
诗是启功先生的风格，诙谐中有评论。若是当代诗评家来赏析，一定会赞赏句法奇特不俗。在历史上，高僧偈颂常有此格。
2007年10月26日承刘金柱兄绍介，蒙崔广社先生青睐，获许在河北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访书，得观尚未公开出版发表过的馆藏王石谷山水册页，看到有一开上题恽寿平的题诗：
“昔人有子久，今人无子久。子久不在兹，谁能知子久。石谷画一峰，与云间、娄东迥异，盖真得一峰神韵矣。”
在册页恽诗下方有王石谷的自题：“正叔谬称余，盖正叔自道也。”
回到闲闲堂，在书橱中检出中华书局“丛书集成”中的《瓯香馆集》，在第一册第48页，查到恽格的题为《仿子久画，于无意中得之，并题》的全诗：“昔人有子久，今人无子久。子久不在兹，谁能知子久。此不作子久，而甚似子久。腕中信有鬼，真宰不得守。寥寥千载下，钟期竟何有。”
两相对比，恽寿平与启功前后两诗同是自题临古人画，题画诗前五句旬句都用所临之古人名字，铁案如山明显是启功先生步恽寿平后尘。不必说，以启功先生之博学，自然是读过恽寿平的集子的，但是未必会记得住这首诗，所以，形式风格上的相同也许并非出于故意。不知道此一背景的，会佩服启功先生的才；而知道此一背景的，则会佩服启功先生的学。这也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日后有为启功先生诗文作注者，这些小材料或亦可聊供参考。
论书绝句与《青霞馆论画绝句一百首》启功先生最主要的书法论著是《论书绝旬百首》，这种一首绝句论一体或一碑一帖一书家，并且附以自注的写法，既有学术性，又有文采，典雅之致，深受海内外书法界人士称许。启功先生自己也喜欢反复书写自己的论书绝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