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汝耕，浙江平阳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娶日本女子为妻。通过其妻，殷与日本军政界建立了联系。1916年回国后，殷汝耕先在北洋时期的国会中任秘书，后转南方军政府任驻日特派员。1925年，他参加郭松龄反奉事件，失败后只身逃入日本驻新民县领事馆，请求保护，始得活命。
殷汝耕对日本很有好感，曾多次参与对日交往，与殷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督办）、袁良（曾任北平市长）、程克（曾任天津市长）并称日本通四巨头。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殷汝耕都着和服，讲日语，手挽日本妻子，这已成为他的标志性形象。殷汝耕从日本回国后，便开始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并把蒋介石当成了自己的靠山。当蒋介石有意与日本人谈判时，殷汝耕便出面充当蒋介石的特使，与日本人进行周旋。
1928年5月，日本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当时殷汝耕正负责对日交涉，他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遭到国人的唾骂。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殷汝耕竭力为南京政府的对日屈辱外交效劳。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殷汝耕以上海市政府参事的身份，参与了《淞沪停战协定》的谈判工作。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期间，他被亲日派黄郛派到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专门办理对日交涉事宜。殷汝耕参与了《塘沽协定》的谈判，并以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身份参加了该协定善后处理的会谈。此间，殷汝耕的表现深得日本方面的赏识。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在冀东成立了“蓟密区”和“滦榆区”两个行政专员公署。“蓟密区”公署设在通县的孔庙，“滦榆区”公署设在唐山。殷汝耕任“蓟密区”专员，陶尚铭任“滦榆区”专员。不久，陶就因不能取悦于日本方面而被去职，“滦榆区”专员也由殷汝耕兼任。从此，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任职期间，殷汝耕勾结日商，对日本的走私活动予以掩护。他对日本运来的商品只征收象征性的进口税，使得日货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殷汝耕也由此开辟了一条很好的财源。而日本和殷汝耕之间，也自然而然地亲密起来。
1935年10月间，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制造“自治”是出于“民意”的谎言。当土肥原向殷汝耕提出，由其主持首先在“战区”实行“自治”时，殷汝耕显得兴奋异常，欣然从命，决心远远超出了土肥原的估计。
11月24日，殷汝耕由天津返回到通州。当晚，殷汝耕就召开了有蓟密、滦榆两区各县县长及香河、昌平、宝坻三县县长、各保安队长参加的会议。殷汝耕当场宣布实行“自治”，并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殷汝耕也想步伪“满洲国”的后尘，成立一个什么“国”，就和日本人商议，结果因规格不够，只好暂称“政府”。
同日，殷汝耕还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晋绥绥靖主任阎锡山、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北平特别市长秦德纯、天津特别市长程克、青岛特别市长沈鸿烈等人发出通电，称：“为华北柱石为民众领袖之诸公，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宜早定大计，借救国家之灭亡而负磐石之重任。”
11月25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殷汝耕宣布以殷汝耕、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李允声、王厦材、池宗墨、殷体新、赵雷等九人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殷汝耕为委员长，自治区域除原冀东22县外，还包括延庆、龙关、赤城三县。委员会下设四厅、三处、二局。殷汝耕还宣布，该会自即日起办公，所有蓟密、滦榆两区行政专员公署同时停止办公，限月底结束，并将蓟密区专员公署牌撤换，换成“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牌匾。
12月25日，根据土肥原的意旨，殷汝耕发表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组织大纲》，正式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宋哲元从到北平就任一开始，就面临着来自日本的强大压力。日本人认为，宋哲元原系西北军将领，属于反蒋派人物，将来可以利用宋、蒋矛盾组织傀儡政权。对于宋哲元的打拉，日本人从没有停止。
日本对热察等内蒙地区主权的攫取，采取了与平津等地相类似的手段。首先扶植组建了李守信伪蒙军。1936年4月，又扶植了以德王为傀儡的伪“蒙古军政府”，形成了对平津的包围。
上述一系列事件，史称“华北事变”。日本侵略者继侵吞中国东三省之后，又通过华北事变攫取了华北的大部主权，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已被逼到了灭亡的边缘。
宋哲元的艰难处境与二十九军的抗日情结
宋哲元面临的压力，除了日本人，还有来自蒋介石的。1935年7月17日，蒋介石密派军委会参谋次长熊斌到天津会晤宋哲元，试探宋哲元的底细。
熊斌也非等闲之辈，他1894出生于湖北礼山，国民党陆军大学四期毕业。1924年任国民一军训练处总监，少将参谋长，西北军、第二集团军总参议。1933年以北平军分会总参议名义与日本方面签订《塘沽协定》，后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次长，1936年升中将军衔。抗战时期任军令部次长、陕西省主席。抗战胜利后任北平市长，国民党六届中委。1949年去台，1964年去世。
熊斌与宋哲元私交不错。他到天津见到宋哲元后，宣布了国民政府的决定：将国家最高荣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颁发给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张自忠。因赵登禹在长城抗战之后已获此殊荣，此次不再颁发。
宋哲元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喜悦和感激。熊斌接着说，政府将要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蒋介石此举的用意在于试探宋哲元，如果宋哲元接受了，表示他还想靠近中央；如其拒绝，很可能他在日本人那里已经得到了更多的许诺。
宋哲元城府很深，知道蒋介石现在要拉拢他。毕竟，他现在是华北的头号人物，炙手可热。宋哲元不紧不慢地说起了在平津处境艰难，诸如兵力不足、装备太差、财政困难等。熊斌一一答应，说马上报告中央。熊斌的许诺倒很认真，不久国民政府就拨款50万元，来改善二十九军的装备。
当然，熊斌此次来的主要目的，是转达蒋介石希望宋哲元到庐山会晤，谈谈华北问题。宋哲元口头答应了，但是他对蒋介石成见很深，恐怕此去弄不好回不来，被夺去军权。宋哲元深思之后，决定以“军务瞬息不能离身”为由，派秦德纯代行。
7月下旬，秦德纯赶到庐山。蒋介石在牯岭美庐别墅，以家宴形式用四菜一汤接待了秦德纯。谈话中，蒋介石没有责备秦德纯签订了《秦土协定》，反而把责任揽归中央，同时对二十九军支持华北危局大加慰勉，并且推心置腹地谈起国事。
蒋介石在谈话中对秦德纯秘密指示：“当前国防建设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争取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务必要忍辱负重，但此事只可密告宋军长而不可告诉别人。”
蒋介石是否真的打算争取时间以准备抗日，在当时是很难说，但是蒋介石推心置腹地和秦德纯谈心，对秦德纯却影响很大。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秦德纯这样一个杂牌军的将领尚死心塌地追随蒋介石去台湾，这次谈话有一定作用。
1935年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不久又调为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成为冀察平津名正言顺的一把手。由于国民党在北平的党政机构撤离，成立新的机构来取代就势在必行，这也是为了满足日本人对华北“特殊化”的要求。1935年12月18日，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宋哲元打出的旗帜，仍然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而第二十九军这支并非蒋介石嫡系的“杂牌军”，就这样被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
第二十九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1930年中原大战中西北军被中央军和东北军打败，退入晋南的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原是冯玉祥的部下，1932年秋，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第二十九军一部留驻晋东，一部开入察哈尔省。第二十九军被改编时只有2个师，即冯治安率领的第三十七师和张自忠率领的第三十八师。不久，刘汝明所率领的第二师改隶第二十九军，后编为第一四三师。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对二十九军进行了补充，增加了一个师，即赵登禹率领的第一三二师。1936年，经过蒋介石同意，宋哲元又扩编了四个混成旅和两个保安旅。
二十九军军中有几员大将。副军长秦德纯，山东沂水人。他出身行伍，却富有文化修养和政治能力，为宋哲元所倚重。副军长佟麟阁，也颇受宋哲元器重。二十九军组建时，佟麟阁尚不在军中，后被宋哲元、张自忠等人请来担任副军长，主管军官教育工作。刘汝明，字子亮，河北献县人，曾任西北军师长、军长，与孙良诚、孙连仲、韩复榘、石友三、佟麟阁等人同为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
二十九军士兵基本来自北方各省，尤以冀鲁豫三省为多。他们普遍身材高大，体格强健，作风淳朴，能吃苦耐劳，并易于接受组织和训练。二十九军训练的特点之一是注重体力和技能的训练，士兵一入营，就要进行劈刀、刺枪、器械操的训练和忍耐寒、暑、风、雨的本领，因此二十九军官兵在体能、技能和忍耐困苦方面要比一般军队强得多。
二十九还继承了西北军爱国教育的传统。在日本入侵、民族危机深重的形势下，军长宋哲元提出了“枪口不对内”和“中国人不杀中国人”的口号。士兵在吃饭前，要唱《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二十九军还沿用了西北军举行“国耻”纪念的办法，编有《国耻歌》，令部队演唱。每逢国耻日，开饭时馒头上印着“勿忘国耻”四个字；或者令官兵禁食一天，反省国耻，以期官兵知耻后勇。同时，部队经常举行“国耻”演讲，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在每天的早操上，官兵都要高声问答：
问：“东北是哪一国的地方？”
答：“是我们中国的！”
问：“东三省被日本占去了，你们痛恨吗？”
答：“十分痛恨！”
问：“我们的国家快要亡了，你们还不警醒吗？你们要怎么办呢？”
答：“我们早就警醒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在旗帜鲜明的爱国教育的熏陶下，二十九军官兵无不同仇敌忾，铭记国耻，抗日情绪十分高昂。日本人曾对二十九军下了这样的评语：“该军因与抗日领袖冯玉祥保有关系，故抗日意识深入官兵，实为性质不良之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