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奉行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
有意思的是，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的盟友德国法西斯政府，竟然是中国军火的最大供应商。对于卢沟桥事变，由于德国政府在事前没有得到来自日本方面有关中国事件的任何信息，先是感到十分震惊，继而还附和英美等国，指责日本违背了非战公约。
7月14日，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会见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认为中日冲突是“极不幸的举动，希望双方能和平解决”。万一事变扩大，德国政府会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
7月20日，德国外交部向驻各国使馆、使团发出指示，指示德国必须在远东冲突中严守中立。同时，德国表示为了德国的远东经济利益，希望“事变”早日解决。同日，德国外交部指示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德国的地位不允许有任何单方面的有利于日本的表现。同时，德国还继续向中国提供大批军火和输送军事顾问。希特勒赠送一批武器给******的警卫营。德国军事顾问团参与了华北抗战计划的制定。
对于德国支持中国政府的做法，日本决策层很是恼火。日本以不惜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要挟，最终说服希特勒下达了停止对华军火供应、撤回在华德国顾问等命令。但这些命令仍一度遭到“亲华派”占上风的德国军方和外交部的强烈抵制。
迫于军方和外交部的压力，7月20日，戈林给国防部国防经济处处长托马斯上校发出指令：“仍以目前的方式继续与中国的贸易。”对于日方的抗议，德国外交部政治司长魏茨泽克反唇相讥：“不仅日本无权控制或质问德国武器输华，就连德国政府亦无权阻止私人对华军售。”牛赖特也表示：“德国武器输往中国，保持适当之限量。中德经济之发展，是基于纯粹商业基础，并非经由德日谈判所能解决。”
7月28日，德国外交部就在给其驻日大使狄克逊的训令中明确指出：“日本欲以中国为基地对抗共产主义以履行防共协定，此举令人无法理解。须知，在第三国领土上对抗共产主义并非防共协定之目标。我们认为，日本的做法实已违反防共协定，因为日本阻碍中国之团结统一，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成长与蔓延，而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怀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获得德国的支持。”
德国还几次向中国政府声明，1936年德日签署的防共协定并没有要求德国担负在中日战争中援助日本的义务。一方面，德国对日本侵华不以为然；另一方面，德国外交部、国防部、经济部，都坚决抵制建立亲日的远东政策，企图维持中德邦交。德国亲日派外交官狄克逊曾哀叹：“德国对东亚的同情，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对中日两国厚此薄彼。”“就连在外交部，亲华派的人数也压倒了亲日派，而且随着希特勒和纳粹党与日本关系的不断推进，前者的人数越是增加。”
据统计，在抗战的最初几个月，中国对日作战的军火有80％左右来自德国。1937年德国对华出口军备物资为8278.86万马克，占当时中国所得到的整个外援的60％。美国******的情报，也证实德国确实是中国进口军火的最大来源。据1938年7月5日美国******远东司制成的一份《中国输入军火备忘录》统计，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各国输入中国的武器，德国军火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品种上都占第一位，苏联居第二位。公正地说，在英美观望之际，苏联大批援华物资到达之前，德国军火对中国初期抗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作为日本的盟友，希特勒德国为何采取温和的对华政策？这和德国传统的亲华政策以及中德友好关系有着深刻的关系。在德国，亲华派一直很有势力。1933年，德国的考茨少校和威伯尔中尉在后方坐镇指挥张学良的部队与日本关东军作战。1935年，德国在华军事顾问队伍已经达到70人。德国顾问团几年中为中国训练了30万中央军，成为日后抗战的重要力量。1936年，德国帮助******政府制定了《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打算在华南和华中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以建立工业基础和为抵御日军入侵做好充分准备。为了筹措实现该计划的建设资金，中德签署秘密的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德国政府给予中方货物信用借款1亿马克。中方将在随后五年中每年购买2000万马克金额的德国军火和机器，在十年内用各种农矿产品归还，每年为1000万马克。中国的军火供应也基本依赖德国，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军火占中国进口军火总额的80%以上。
到卢沟桥事变爆发为止，中国尚未丧失其作为德国战略物资最主要来源国的使用价值，而日本作为其在远东牵制英、美、苏联的重要伙伴，德国不愿其陷入侵华泥潭，从而丧失其战略牵制作用，同时也不愿贸然支持日本，而过早同英美冲突。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的特使孔祥熙赶赴德国巴特诺汗温泉，以短期疗养为借口，和希特勒进行了密谈。希特勒对孔祥熙表示了德国的远东传统政策是以中德两国的亲善，帮助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独立的国家为基础，这是符合两国利益的。由于轴心协定关系，德国一时需要撤退军事顾问及政府派往政治、经济、交通、工矿等部门的专家是不得已的。希特勒说，他已暗示他的属下把中国所有在德购置的军需物资尽量在撤退军事顾问及各种专家之前输出国境。在谈到关于日本方面与中日战争战事方面，希特勒表示了对日本军人的“仇恨”之情，说第一次欧战将近结束，日本军人乘德国驻军无援之机发动了夺取青岛之役，德国驻军全部牺牲，此种奇耻大辱，日耳曼民族永不会忘怀，一定要清算云云。
另外，德国认为卢沟桥事变只是一地方事件，可以和平解决。还有，德日都具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德国担心一旦日本独占中国，会极大膨胀日本实力，而影响德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欧战爆发后德国在远东可得的利益。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随着中日战争的升级，德国认识到，中日冲突已不再是地方性的冲突，随之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德国政府内部对此态势分成两派。一派以国防部长布隆白、外交部长牛赖特和经济部长沙赫特为首，认为德国对抗英、美、法、苏，挑起世界大战的时机还未成熟，亲意和亲日是危险的，主张在中日战争中继续保持中立。一派以戈林和宣传部长戈培尔为首，主张拉拢日、意，对抗英、美、法、苏。在德国政府内部，前者暂时占据优势，德国因此继续维持中立原则。
8月16日，希特勒亲自召见外交部长牛赖特和作战部长布洛姆贝特，指出：德国要坚持与日本合作，同时又要在目前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只要中国支付外汇或相应地提供军工生产原料，已与中国签订的军火贸易就可以继续进行，当然对外要尽可能伪装，尽可能不要再接受中国方面的军事订货”。
9月下旬，牛赖特会见中国大使程天放，表示德国将继续中德合作的现状，但要求程天放保守这一绝对秘密，以免引起麻烦。
对于德国温和的对华政策，日本政府表示极为不满，多次同德国政府交涉，并以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威胁。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的境况，也决定改变完全依靠德国一个国家的政策。8月21日，中国同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不久，苏联向中国提供大批军火。
中苏的接近，使德国对远东态势深感忧虑。为避免这种在中日之间较为尴尬的处境，德国远东（特别是对华）政策必须加以改变。10月上旬，希特勒发出指示：“在目前的中日冲突中，武装部队要避免采取可能以任何方式妨碍和阻止日本实现其目标的任何行动。”
根据这一指示，戈林发布了停止向中国出口战争物资的命令，却遭到武装部队参谋长、国防部长等军方重要人士的反对。经与军方和外交部磋商后，10月20日，戈林指示可“仍以目前的方式继续与中国的贸易”。随后，布隆白向有关军事机关发出命令，准其“继续以迄今沿用的伪装方式与中国进行贸易”。
接着，德国借助陶德曼大使调停中日危机，显示了其对中日两国的影响。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召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明确表示希望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德国政府表示同意调停。
按照德国政府的训令，陶德曼在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的配合下，从10月底开始与国民政府高层领导人频繁接触，并曾两次与******会晤，“力劝”中国方面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
在从1937年10月持续到1938年1月的调停过程中，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和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可谓“尽职尽责”，但最后由于日本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而失败。公正地说，德国在调停中的立场基本上是中立的，陶德曼和狄克逊在其中充当了“递信员”的角色。其调停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在中国承认日本侵略事实的前提下，限制一下日本的侵略野心，使中日和解，并将中国和日本完全纳入自己的“反苏同盟”体系，最大限度地实现德国在远东的战略目标。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对华政策改变只是时间问题了。德国和日本都是法西斯国家，都有谋求生存空间的野心，这种政治上的同一性决定了它们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事实上就在调停期间，德国对华政策已开始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德国已确定了自己的战争战略。
1938年2月，希特勒对内阁进行大改组，具有亲华倾向、主张在中日战争中持慎重中立政策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相继去职。2月20 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公开承认伪“满洲国”。
3月中旬，当德国向中国提供的最后一批军火运抵香港后，4月27日，戈林公布禁止向中国运送武器的通告。5月3日，希特勒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密令国防部全面禁止军火输华。5月初，德国政府下令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立即全部离华。当得知中国国民政府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消极对抗时，6月中旬，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给中国来电，明确指出：如果******反对让德国军事顾问团回国，德国将立即召回大使。
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又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警告这些军事顾问，如果不返回德国，他们在德国的财产将被没收，他们在德国的亲属将受严惩。6月26日，陶德曼大使离任，由代办守馆，中德关系进入冰点。
7月2日，中国政府不得不为德国顾问设宴饯行。7月5日，德籍军事顾问全部离华（除几位犹太人外）。同时，德国防部还取消了转口运往中国的德制军械的出口护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