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七七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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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一九三七年7月6日

宛平城外日军在作最后的准备

进入1937年,华北形势出奇的平静。2月初,日本林铣十郎内阁上台,立即宣扬不尚武的新政策。日本商界则频频伸出橄榄枝,派团访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

1937年4月,日本外务省通过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表示要“采用公正的态度……形成日中间的友好关系。”日本华北驻屯军也一反常态,主动和冀察当局改善关系,不仅史无前例地赠送二十九军十几门山炮,还邀请宋哲元访问日本。宋哲元不愿去,于是由张自忠代表他率领代表团访日。

当面对新闻界质询时,宋哲元说道:“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原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

但是这番话又遭到各界抨击,让宋哲元苦恼万分。其实宋哲元也不过是应和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基调,日本人破例“一团和气”,总不能给人家冷屁股吧。

事实上,日本伸出的橄榄枝完全是假象,是为调兵遣将做掩护,是为了迷惑中国人。

1937年春,日方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为了弄清中国军队的部署,日军从1937年3月至6月短短三个月间,就连续派出六批高级将校参谋人员,以所谓“旅行”、“视察”为名,深入到华北、华中等各重要城市进行战略性侦察。

从4月25日起,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平津近郊频繁进行战斗演习,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6月21日,日本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科。一切迹象表明,日本军方正在积极备战。

为检验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日军在其本土也进行了军事演习。1936年底,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近十名将官,在日本东京、名古屋进行了一次首先入侵中国,然后进攻苏联的图上演习。这是日本把侵华战争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上将军官参观了这次演习。这些将官随后都被派往中国,担任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各方面军或军的司令官。

到七七事变前夕,日军已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东面,有日军扶植的殷汝耕冀东伪政权和所属伪军部队。北面,有日寇炮制的以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自治政府。东南面,日军强占了战略要点丰台。这样一来,只有北平西南方向的卢沟桥尚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中,卢沟桥成了北平保持对外联络的惟一通道,成了中日双方的必争之地。

当时就有人指出:“卢沟桥之得失,北平之存亡系之;北平之得失,华北平原之存亡系之;而西北、陇海线乃至长江流域,亦莫不受其威胁也。”这充分说明,日军把卢沟桥作为首攻目标,绝不是针对偶发事件的临时决定,而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蓄谋已久的战略步骤。

1937年7月6日的北平,下了夏季的第一场大雨,用“大雨滂沱”这四个字来形容,毫不为过。驻丰台的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不顾道路泥泞,在清水节郎中队长的率领下,冒雨以卢沟桥为假想敌进行攻击演习。

日军还向中国军队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永定河西的长辛店地区进行演习,遭到中国守军理所当然的拒绝。

按清朝政府与列强的协定,固然允许各国“驻军有操练打靶及野外大操之权”,但地域应在天津附近,课目也应以常规军事业务为主,不允许越出地界进行。而日军这样随心所欲地到处进行演习,且以攻城掠地为课目,不仅违反了国际法和双边条约,其实质就是战争挑衅。

日军很恼火,赖在城外不肯退去,并进行了紧张的军事部署。双方僵持了十几个小时,空气异常紧张。而中国军队也不甘示弱,决不让步。

天色渐晚,没有进展的日军退回了丰台。

何基沣决不退让

日军步步紧逼,驻北平的二十九军深感形势严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在日军嚣张的气焰面前,显示了一个中国军人的勇敢与决心。他下令,该旅全体官兵,“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

驻守宛平城的一一○旅二一九团第三营官兵,连日来目睹日军的频繁演习,早已是怒火高涨。接到旅长的命令,三营官兵大为振奋,一致表示要作誓死抵抗。

第三营是个加强营,共有四个连,其中有轻重迫击炮连各一个,重机枪连一个,共计1400人。一个营有如此的兵力,这在当时国民党军队是非常少见的。营长金振中,是一位作战勇敢的军官,曾在喜峰口战役中立功。第三营进驻宛平城后,金振中经常对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官兵在吃饭睡觉前都要高呼“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口号,以激励官兵的意志。

为了侦察敌情,金振中在午饭后换了便服,扛着铁锹向大瓦窑附近日军的演习地走去。他刚过卢沟桥火车站,就远远地看到日军队伍。这些日军不顾滂沱的大雨和泥泞的道路,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后面炮兵如临大敌,紧张地构筑工事,再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也开了上来。

金振中凭着一个军人的直觉,感到不同寻常,见机溜了回来。回到营部,马上召开军事会议。金振中摊开军事地图,一个连一个连地询问战斗准备工作。

问到卢沟铁路桥守卫排排长的时候,金振中特别叮嘱铁路桥与石桥同等重要,而铁路桥没有拱卫城,只有桥头一片空地,兵力无法调动,只能死守。

当年修建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目的,是为了拱卫京城。宛平城在桥东,京城一侧。而现在态势和以往不同。日军已经占据丰台,兵出其后。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京城而是守住北平与中原通道。兵力部署方向也要和当初相反。永定河东岸(北平一侧)兵力部署的突出部位就是宛平城。宛平城内驻守着九连和重机枪连、轻迫击炮连,城北铁路桥东头是十一连,城南一带沿河驻守十二连。重迫击炮和预备队均在河西。

当年的建桥者与建城者,估计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这些枪口对着京城的队伍,是在保卫北京(北平)。建设平汉铁路的先辈,在建设卢沟铁路桥之时,恐怕也没有想到,此处将是中日交战的焦点。而更难设想,敌兵出击方向是在北平一侧,有了铁路桥更增加了中国军队扼守的难度。

一场改变中日两国命运的战争,即将打响。

而这场改变中国近现代史的战争,也改变了何基沣的命运。在中国现代史上,何基沣是一位不应被忘记的人物。

何基沣,1898年生,字芑荪,河北藁城北席村人。自幼读书,1923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继而到北平陆军大学深造。学习期满,何基沣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任三十七师一O九旅任副旅长。1933年春,日军进逼华北,何基沣率部在喜峰口迎战。

战前,何基沣对官兵训话:“国家多难,民族多难,吾辈受人民养育深恩之军人,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还?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官兵士气高昂,奋勇杀敌,以大刀同日军肉搏,激战三昼夜,夺得喜峰口战役的胜利。喜峰口战役后,因战功卓着,何基沣调任一一○旅旅长。

1938年1月,何基沣来武汉养伤。听了******的一次讲演,何基沣苦闷的心一下舒展开了,感到中国的前途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他立即登门拜访了******,吐露了心曲,并提出去延安的愿望。******说:“中山陵前,出了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上,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何师长要去延安,我代表党中央表示欢迎。只是此行要十分隐蔽,我建议你先去广西小住几天,制造一个周游全国的假象,然后悄悄地去延安。”

1938年2月,在******的周密安排下,何基沣秘密到达延安。当晚,******就来看望他,赞扬他的抗日功绩。何基沣向******详述了喜峰口、卢沟桥、大名府等各次战役,还应******的邀请在抗大作了一次报告。

在延安一个月零五天的时间里,******、刘少奇、朱德多次和何基沣交谈,使他深受教育,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离开延安前夕,何基沣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其中写道:“我是国民党军队里的旧军人。过去,我总认为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人人廉洁奉公,我们的国家就会富强起来。现在懂得,没有共产党中国无望。我恳求收下我这个新战士。”

当时,党中央决定何基沣仍回到国民党军队去工作。1939年1月,何基沣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实现了由一名爱国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何基沣入党后,回到由原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改编而来的第七十七军任副军长。他在党的领导下,将这支旧军队引导到抗日救国进步的道路上来。抗战胜利以后,何基沣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时,他同张克侠一起率领国民党第七十七军、第五十九军等两万余人起义,使淮海战场的形势一下子发生了转折。何、张二将军,成为淮海战役的功臣。

新中国成立后,何基沣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局局长,水利部副部长,******水土保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农业部副部长。1958年9月23日,党中央授予何基沣“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1980年1月20日,何基沣因病在北京逝世。遵其遗嘱,亲属将他的骨灰一部分撒在卢沟桥畔,一部分撤在当年的淮海战役战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