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喝过酒后不到一星期，韩总就被宣布退休了。拿有些人的话说，是下课了。宣布的第二天，韩总没来公司里露面，携夫人和保姆游山玩水去了。办公室的交接是我替他做的，我仿佛成了总经理办公室的勤杂人员。跟打字员和复印机传真机什么的共用一个小办公室。上班看报，闲得无聊，总觉得别人看我像看一件被遗弃的东西一样。去找总经理，要求再去北京分公司的销售部，总经理笑着拍我的肩膀，说你急什么急什么，想去干销售员就更不用急了。这一挂我就被挂了两个星期。 有一天我很想去找一找韩总的上线，接下来问自己去找韩总的上线干什么，一下子把自己问住了。在秘书位置上呆了这么些日子，感觉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好，我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很有兴趣再给谁当秘书。去部门或分公司做管理好像也没有多大吸引力，我所看到的大大小小的管理人员，扬眉吐气的是少数。忽然想起玲姐的建议：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做个长远的人生规划。这样的事一琢磨起来，就不免迷茫，烦躁。玲姐的建议说起来简单，其实复杂得要命，哲学家都没几个有能力去想去做的。偌大一个公司，我觉得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恐怕比扬眉吐气的管理者更少。只不过多数人不像我一样，往人生意义呀价值呀活着为什么呀那座迷魂阵里一钻就不容易停下来。
找一条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对于23岁的我来说，难度实在不小。倒回去几年，我曾一度看见过一点亮光，在远处闪烁，再看看通向亮光的路，宫墙重重，还有地雷阵和万丈深渊，我的勇气差不多烟消云散了。然后再回顾回顾已经走过的路，发现大多数快乐的时候差不多都是跟玲姐在一起度过的。跟玲姐在一起，虽然有不快乐的时候，但毕竟有过那么多快乐的时候。不跟玲姐在一起，有不快乐的时候，却极少有快乐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重大区别。在这个时代，还能被我信奉的格言已经不多了，“惟乐至贵”可以算一条，我还是争取跟玲姐在一起过快快乐乐的小日子吧。没有更伟大的事业可以干，那就把爱情当事业来经营。其它的，用两只眼睛一起瞧，不就是钱这一个字嘛？做什么都是挣钱，做秘书不见得比我做销售员收入高，而且时间还不是我自己的。苦闷了几天，算是把人生的小方向敲定了。
这一天我兴冲冲地给玲姐打电话，打算晚上去看她。自从上一次谈过许可佳后，我们的心情都不太好，我虽然没有把对玲姐的不满当面发泄出来，但也没怎么跟她好好聊过。我希望过去的事情能够过去，希望这一次能够说服她不要再犹豫，快点跟我结婚把两个人的未来绑在一起。
玲姐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说她正好也有事要跟我谈。是出国的事，单位里派她去美国谈一个合作项目，她自己想在美国进修一下。
我说：“这是好事呀，什么时候回来？”
玲姐说：“现在还不清楚。”
我说：“那我们赶紧结婚吧？我也可以去美国探探亲什么的。”
玲姐说：“晚上再商量好不好？”
放下电话前，玲姐要我10点过后再去她那里，10点之前她还有些事情。在公司里吃过晚饭，我想10点之前我没什么事情，不如先去玲姐家里搞一点浪漫的求婚气氛出来。我又买了些气球、鲜花、巧克力、红纸、笑娃娃等，去玲姐家里布置开了。气球做的金牛这次依然委以重任，在进门处的鞋柜上，在茶几上，在餐桌上，在床上，在阳台上，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金牛佩着红缎带，驮着五颜六色的玩具聘礼。四处飘浮着一些大大小小的金牛与白羊，两个两个的系在一起。巧克力、鲜花、糖果当然还是摆成心形。大约有20张字条上录着世界各地的求婚诗或求婚歌词。门框上方， 做了点手脚，门打开到一定的程度，一只大气球就会爆炸，让里面的花瓣和字条飘飘洒洒地掉在进来的人头上。然后笑娃娃一个接一个地往身上掉，高唱我在商场柜台前录进去的童谣：“嫁给我吧，哈哈哈哈。嫁给我吧，哈哈哈哈。”
浪漫工程搞完了，玲姐还没有回来。我坐在沙发上，想象了一下玲姐进门时的惊喜样子，把自己想笑了。茶几下面一层的隔子里有水果，果篮上有一本杂志。我拿起来翻了翻，有几页像被水滴打湿过一样，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几页上刊登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大概情节是：女主角为情所困，给男主角留下一封信后悄悄出走，男主角四处寻找，把自己弄得不成样子，最后病死在一家小旅店里，女主角后悔莫及，终日以泪洗面，背上刺了四个大字：“永不嫁人”。
我很容易就把这个故事跟我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跟玲姐学英语和出国的事联系在一起，心中有些感伤，又有些惊骇。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手中举着杂志，呆呆地看着，眼睛像要把每一个字都吸到脑袋里去，页面上渐渐一片空白。
玲姐和老易进门的时候， 气球叭地爆炸了，玫瑰花飘飘洒洒落在玲姐头上，玲姐吓了一跳，脸上的惊讶像无价之宝放出光来，几秒钟后，脸色变白了。紧接着高唱求婚歌的笑娃娃一个接一个掉下来，掉在随后进门的老易身上。我的声音在老易手上充满激情地重复着：“嫁给我吧，哈哈哈哈。嫁给我吧，哈哈哈哈。”
玲姐朝老易尴尬地笑了笑，说他就是这样，喜欢胡闹，然后请老易落坐。老易绷着脸，朝我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三个人坐在热烈浪漫的气氛里，彼此都有些冷淡。玲姐总算想起应该给老易泡一杯茶，老易大手一摇，说不用，说他还是那几句话，玲姐给个说法他就走。
我很快听明白了，老易这天来找玲姐，是要玲姐赔他家房子的装修款。玲姐把老易带到小区的小饭馆里吃晚饭，饭桌上就谈得不太愉快。老易坚持要全额赔，共16万多一点，零头可以算了，老易说他为装修花的心血也可以不论。玲姐说这不公平，她顶多负一半责任，而且装修也没花那么多钱。老易说：“我还结婚不结？我未来的夫人肯定不喜欢你喜欢的那种装修，肯定得全部重来。花了多少钱有发票，你可以自己算。”玲姐点点头，说：“改天你把发票拿来，先把数额算清楚我们再说好不好？”老易说：“发票我带着，就不要改天了。”说完当着玲姐的面，掏出发票和一个小计算器。可能是指头太大了，他摁了几下计算器，不好使，找了根牙签接着来。
我起身在屋子里转了转，心情有点舒畅起来。瞧这架式，老易正式下课了。又去阳台上转了转，繁星满天。脑子里盘算了几个来回，把销售谈判小技巧过了一遍，走回茶几旁坐下。计算器已经显示出结果了，是老易说的那么多。玲姐没有说话。我有点怀疑发票的真实程度，不过没有指出来。我笑了笑，说我可不可以说几句话。玲姐正要开口，老易抢先回答了我，说当然可以，小天老弟毕竟是表弟嘛，哈哈。
我也打了个哈哈，说玲姐在装修房子的时候，误了工，出了力，这些都是老易同意了的，应该折算成钱。玲姐因此受了伤，老易应该赔。老易说这也有道理，就把误工以日工资折算了一下，再把住院费用加了进去，共2万多一点。另外应该加一些补偿。讨价还价了一阵子，他一口咬定这部分费用的总数，他能接受的上限是3万8。我说暂时放下这个，先说说比例。我的看法是，这事说到哪里去，也是一人一半的事。如果要玲姐赔一半，明天就叫小工去老易家里，把装修拆掉一半。不接受这个说法，可以上法院打官司。老易说：“过几天你表姐就上美国了，我找谁打官司？”我说：“你找我好了。”
我拿准了老易会接受一人一半的比例，他坚持要玲姐全额赔，不过是为难一下玲姐，出出气而已。比例谈妥后，他不答应让小工拆掉一半装修。我说那好办，可以把那一半装修卖给他。把发票上的数额除掉一半，就是那一半装修的费用。玲姐的工伤费用另算。这样绕了两下，老易糊涂了。他自己算来算去，牙签在计算器上摁断了两根，发现还得倒给玲姐3万8千块。老易有点急了，说你拿钱来，叫小工拆一半好了。
玲姐在一旁笑了起来，说她不要老易给她钱，她还是出一点钱补偿一下老易。我说凭什么。最后玲姐还是拿出了2万块钱，说她要出国，实在是一下子拿不出更多。老易不肯接，说他今天脑子有点糊涂，改天再来算。玲姐说也好。老易出门的时候，我说慢走，他像没听见似的走掉了。
玲姐送老易下楼，我心里忽然很不舒服。我说不清为什么不舒服。去阳台上站了站，能听见楼前空地上玩耍的孩子们唱的歌：“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朝天上望一望，这个角度看不见一玲星，但我知道孩子们歌唱的星星中，也包括一玲星。
我去洗了个澡，然后坐在客厅里等玲姐，等她跟我说出国和结婚的事。这么久还没回来，我觉得她真够磨蹭的。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我们回到跳楼的技术问题上来了。
头一个问题，是如何避免脸先着地，死相难看。我当然不在乎，但玲姐有所顾忌。如果一定要头先着地的话，玲姐希望最好是后脑勺先着地。不过她也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不清楚如何在空中控制身体。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保证两个人死在一起，我们讨论来讨论去，还是不清楚两个人跳到空中后，能不能在空中抱到一起。我说，你等着我，我来抱着你。我从窗台上爬下来，走到玲姐那边的窗台前。窗台有些窄小，两个人不容易并排坐在一起。我几次想爬上去，都差点把玲姐挤了下去。我们终于抱到一起了，可是，似乎还有问题，如果一个人先着地，另一个人很可能就死不了，还很可能要落下残疾。第三个问题就是残疾，玲姐说有一个人从6楼跳下去没死，落下了残疾，丢人现眼，还失去了再次自杀的能力，生不如死。我们所处的位置正是6楼。玲姐提出到楼顶去，我同意了。高一层楼，毕竟多一分把握。把玲姐扶下窗台的时候，发现她抓着我的胳膊都站不稳，她全身都软了。
玲姐干脆坐在一只蒲团上，说歇会儿。要我去鞋柜旁把她的鞋拿来，我走进黑暗的客厅，听见自己的鞋踩在碎玻璃上的声音。摸索着打开落地灯，看见沙发上、茶几上和地上有一些花瓣、字条和碎玻璃。
这天晚上去楼顶之前，玲姐找出了一床蚊帐，还揭下床上的凉席让我抱着。玲姐有时候会上楼顶练瑜珈，在楼顶的阁楼里放了一床棕垫。我们很快就在楼顶布置好了。 钻进蚊帐，躺在凉席上，望着星空和附近高楼群的灯光，听着虫鸣和呼吸，觉得生命是这样美好而让人感伤。我们轻轻地抱着，轻轻地说话。
玲姐又把跳楼死相不好看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们一边爱抚，一边讨论着各种自杀方法的优劣。去山中上吊，去海里自沉，去铁路上卧轨，割腕，吃安眠药，打开天燃气……据说天燃气中毒身亡的人，几天内脸色很好看，玲姐差点选了天燃气加安眠药，因为我想死在湖边，玲姐才表示放弃。末了，我们决定带安眠药去湖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