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关上门，马上揪住我的耳朵，把我揪到她的房间里去，要我说实话是不是真的把耳环弄丢了。我怕她会伤心，告诉她没有丢。她要我拿出来。我要她答应不送给许可佳，才拿出来给她看。母亲说：“我还怎么好送给她？快快拿出来！”我把耳环找出来递给她，她才舒了口气，说：“你要真弄丢了，我真要把你的耳朵揪一块下来。嗯，收回来也好，今后要送给谁还是我亲自送去，免得你胡乱送了哪个表姐，可惜了祖上传下来的东西。”母亲的这句话让我有些不高兴，我嘟哝着说：“人家还不一定稀罕呢。”母亲说：“人家稀不稀罕是一回事，我稀不稀罕是一回事。”接下来就聊起了她跟许可佳编的假表亲这件事，母亲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是作孽，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跟人家小姑娘说瞎话。”
我像听见了冷不丁响起来的鞭炮一样，耳朵里有一根神经蓦地抖动了一下。母亲接着罗罗嗦嗦地说了下去，大意是：她虽然不赞成我跟玲姐的关系，但她也知道这种关系不是一时半会断得了的。她希望尽快结束，同时不希望让许可佳知道。她觉得这种事闹起来谁都不好看，也影响我将来的选择。我心里清楚这些可能都办不到，不过也不想跟她拧着说。母亲能暂时容忍我跟玲姐的关系，我觉得对于她来说，已经不容易了。我不应该要求她马上支持我的选择，她的观念毕竟受她所经历的时代的限制。等将来生米煮成熟饭了，估计她也就认了。这几天随便她说什么，反正她在北京的日子长不了。
没料到，十几分钟后，我的这些想法就面临了考验。母亲告诉我，她想跟我长期住在一起。最好她这次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处理一些事情后，就来北京。她说她有退休金和积蓄，生活费用不要我操心。我结婚前，她可以照顾我的生活，我结婚有孩子后，她可以照顾我的孩子。我抓了半天脑袋，说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母亲强调了一遍她的理由：她主要是不愿意去敬老院跟一大帮老人住在一起。她担心总是跟老人呆在一起，会加速自己的衰老。
就在这一瞬间，我瞥见了在母亲的生命中飞逝的时间之箭。那是一条理解母亲的清晰的轨迹。她仿佛大半辈子都在与时间作战。她拚命抵抗时间，抵抗时间把她光滑的脸变成废墟，把她鲜活的身体变成累赘。末了，她又不得不像她这个年龄的绝大多数女人一样，放弃了身体上的抵抗，不再奢望用化妆品和保健品来保卫身体上的年轻。她走上了另一条抵抗之路：通过保持思想年轻，使自己回到年轻人的队伍中来，使自己的大脑和心灵不致与青春绝缘。她希望能跟我住在一起，也就是希望每天近距离地从一个年轻人的言谈举止里吸取鲜嫩的汁液，浸泡在朝气里。如果能允许她帮着带孩子更好，她可以跟在孙子后面回到童年，乐呵呵的像孙子一样迈着蹒跚的步履。
抓着脑袋这么想一想后，觉得有一束光照进了脑袋里，仿佛人生的迷宫又向我敞开了一个秘密的窗口。我联想到了玲姐，仿佛从母亲心灵中的一道轨迹里，找到了一条理解玲姐的线索。立刻，心里充满了跟母亲认真谈一谈玲姐的渴望。我希望母亲能更深地理解我和玲姐的关系。我试探着聊了几句围棋大师小林光一跟年长13岁的木谷礼子婚后美满幸福的故事，母亲马上打断了我，让我不要胡思乱想的。她说这事要是发生在中国，就算那个什么光一不怕人背后戳脊梁骨，他妈妈一定怕得要死。我问：“这管别人什么事呢？”母亲说：“不跟你这混小子乱说了，也不知道你是真混，还是假装混来逗娘亲开心。”
我说：“当然是逗老妈开心啦。”我心里多少有些明白了，母亲想保持思想年轻，但有些地方还摆脱不掉更早时代的阴影，那些阴影已结成了硬茧，一时半会难生新肉。她能在性观念上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同步已经不容易了，一涉及婚姻，就要退缩，这也没什么难理解的。她没有一套可以用一致性来形容的观念，脑子里聚集着几个时代流行的思想碎片，那些碎片拼凑成了一个混乱的复合体。我再次联想到了玲姐，玲姐的一个侧面肯定也是这个样子的。
我决定还是慢慢说服母亲，或者，造成事实来让她接受。既然她不希望被时代抛下，想理解年轻人的愿望是那样强烈，我相信她最后还是会理解我并与我站在一起的。不管怎么说，我和母亲之间有一条脐带无法割断，她应该是希望我获得幸福的。即使她铁了心要一直反对下去，我也只好得罪了。说句不该说的话，她从小没怎么照顾过我，我现在的选择，她不应该干涉过多。
我觉得现在真正的问题应该不是在母亲这里，而是在玲姐那里。有什么东西在我跟玲姐之间越堆越多了，再不清理清理，我们的感情很可能就要被埋葬。我怀疑这几天不是老易在装病骗她，就是她在找借口骗我。把前门烤鸭店里发生的事在脑子里慢慢过了一遍，渐渐联想到这样的一幕：在大海上，我和她划的一条船裂开了口子，她看见一块木板从附近漂过，犹豫再三还是跳了下去，抱着木板越漂越远。而我，还在埋头抢修那条破船。
我闷闷地走下了楼。外面很冷。我站在门洞口竖起了防寒服的衣领，朝雪地上几只起起落落的麻雀望了一会儿，觉得这些麻雀像我脑袋里一些不肯安静的念头。我决定在小区里走一走。事到如今，我真是该好好想一想了。我已经里外不是人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路上碰到一个雪人，歪着鼻子，拿两颗石子眼珠瞪着我。我莫名其妙地踹了它一脚，在它肚子上留下了一个窟窿。在小区里遛达了一圈，找了些理由安慰自己，对自己说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再次停在雪人面前的时候，我发现有人把一只大号可乐塑料瓶子，插在了雪人肚子上的窟窿里。雪人的样子有点雄纠纠的滑稽。我心情一下子好起来了。绕着雪人一边转圈，一边给玲姐打电话，问她能不能一起吃个晚饭。
玲姐说：“今天可能回不去，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我说：“没事就不能一起吃个饭啊？”
玲姐说：“那倒不是。我今天恐怕走不开，以后好不好？”
我说：“以后？以后什么时候？大过年的，我们也该单独在一起吃个年饭吧？”
玲姐说：“这倒是。”她停了停，“初三好不好？”
我说：“我不知道初三的饭，还算不算年饭。”
玲姐说：“这两天我确实走不开，总担心老易会出个什么事。”
我说：“看来你是在老易家住上瘾了。”
玲姐说：“唉，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说：“那是怎样的，你能不能告诉我呢？”
玲姐说：“老易年纪大，恢复得慢，也容易有反复。我想反正已经在送佛了，不如送佛送到西。”
我笑了，说：“原来老易还是个在家修行的活佛啊，我才知道。”
玲姐说：“别乱说好不好？我心里正乱着呢。”
我说：“我没有乱说。你要是确实走不开，我可以来跟你一起供着那尊活佛吧？”
玲姐说：“你还嫌不够乱啊？”
我说：“我来陪你一起照顾老易，怎么说是添乱呢？”
玲姐说：“你就是在添乱。”
我说：“表姐辛苦了，表弟来替一夜，不能说是添乱吧？”
玲姐说：“你就是在添乱。”
我说：“你一定要这么说，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本来想告诉你，我这个表弟快当到头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必要说。”
玲姐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我妈看见了你的照片，在我的钱包里。”
玲姐没说话。接着，我把母亲是怎样发现照片的过程告诉了她。
玲姐问：“你没说什么吧？”
我说：“我还能说什么？还用得着我说什么吗？”
玲姐说：“她看见照片是一回事，你说不说是另一回事。你没说什么就行了。”
我说：“这么简单啊？”
玲姐说：“还能怎么样呢？除非你想弄复杂。”
我说：“我要是照实跟母亲说了，说不定更简单一点呢。我总不能一直是这么一个表弟吧？我妈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要骗她呢？”
玲姐又停了停，说：“你不要这么激动好不好？你去我家里吧，我们商量商量这事好不好？”
我说：“你早这么说，我早就会说好好好了。”
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说我出去有点事不回来吃晚饭。
母亲说：“天儿啊，你要当心啊。”
我问：“当心什么？”
母亲说：“算了，算我白说。”
去玲姐家的路上，车载交通台播报：由于下雪，今日发生了多起交通事故。接着播报了堵塞的路段。我让司机改道东单。经过东方广场的东门时，我看见天桥上有人卖年画，我让司机停了停，说想买张年画。
往天桥走过去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和许可佳在东方广场吃回转寿司的那一天，许可佳站在天桥上喊我的情景。她远远地摇着手大喊：“小天！小天！”那样子很像电视连续剧《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赤明莉香。当时我把这个联想告诉了许可佳，许可佳有点得意地笑着，说赤明莉香正是她的偶像。那时候“东爱风暴”（娱乐记者如是说）已经过去了，但无数的中国少女把赤明莉香这个经典动作从电视屏幕上复制了下来，不时搬到她们的现实生活中去，甘愿让一个日本女明星的姿势遮住本来面目。许可佳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我后来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觉得这不像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人，也许并没有什么本来面目，人的自我像水一样随着瓶子的形状而变化。许可佳正处在被人们的目光和语言雕刻的青春期，似乎很容易就被传媒塑造了。这跟不久以前的我太相似了。这种相似导致我跟她的落差太小，这也许正是我和她交流困难的原因之一，至少是难以激起浪花的原因之一。
到了玲姐家，我听见玲姐正在浴室里洗澡。屋子里刚刚收拾过一样，到处干干净净的。电视矮柜上点了一柱印度香。香炉旁有几本英语教材。走进卧室里看看，床上扔着玲姐的内衣。打开音响，是一首英文歌。这一切很熟悉，我却有一种走错了门的感觉，像不留神走进了一个陌生女子的家里。回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一点一点想起来了：我刚认识玲姐的时候，她已经参加了好几个培训班（几乎什么班火暴她就参加什么班），其中就有英语。我第一次来玲姐家，就看见过这几本英语教材，而且就摆放在现在摆放的这个位置。搁下了很久的英语教材怎么又翻出来了？这个疑问像香炉里升起的烟缕，缭绕了一会儿，消失了。
我敲了敲浴室的门，告诉玲姐我来了。
玲姐答应了一声，说她马上就出来，接着问我出门的时候，告诉母亲我上哪儿去了没有。
我想了想，说没有，不过她好像知道。
玲姐说：“她知道？那她说什么没有啊？”
我又想了想，还是说没有。
玲姐打开门出来了，穿着一套几个星期前我为她买的新衣服。她这儿扯扯，那儿拽拽，好像有点不合身一样。她问我：“你妈妈不会找到我这儿来吧？”
我说：“怎么会？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玲姐说：“就是因为你不怕，我才怕啊。想想那天在烤鸭店里，其实我怕得要命。”
我说：“你不用担心，我妈找不着你这儿的。”
玲姐说：“万一她让许可佳带她来怎么办？”
我笑了，觉得玲姐像变了个人似的。跟烤鸭店的举止一比，她这会儿简直像个胆小莫名的小女生。原来她一直是强撑着的，我心里涌起一股要保护她的冲动。我把她揽到怀里，轻声安慰着她，说许可佳即使带着我妈妈来了也没关系，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的坏事。玲姐摇摇头，说：“我说不过你，可我就是担心叫她们知道了。这两天真是担心得要命。要是问起来，你可一定不要承认啊。”
我又笑了。有点想问问她，她现在跟老易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话到嘴边，却谈起了许可佳。我告诉玲姐，今天许可佳向我母亲打听我们家的表亲关系，我母亲跟许可佳编了个挺复杂的故事。我问要不要我跟她讲一遍。
她摇摇头说不用。想了想，又说：“本来你们家的那些表亲，我还是很有兴趣听一听的，可这会儿一提起这个就心烦。作孽作孽，我们真是难为你妈了。”
我说：“先不要忙着内疚吧，等你嫁给了我，给我妈当儿媳妇，多孝顺一点，也就补上了。”
玲姐从我怀里挣脱出来，说：“又乱说开了。”
“这怎么又是乱说呢？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在老易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就这样，不会是真要嫁给老易吧？”
“我不会嫁给他的。他这人太好了。”
“这样啊，好的，好的。那你跟他说好了没有？”
“以后再说吧。”
“又是以后，以后。不管是对我，还是对他，总得有个清楚明白的说法吧？”
“你不要着急好不好？用不了多久，我想我会给你一个说法的。”
我问具体什么时候。
玲姐想了想，说：“夏天吧，最迟儿童节。”
一丝隐隐的不安又像印度香的香烟一样飘散在空气里。这么长时间，天知道会发生多少事。即使是像有一些日子那样，来上一段冷战，也够让人受的。拖得太长，对她对我都不好。我觉得应该给她一点压力，让她早点敲定。
我有点夸张地摇着头，说我觉得最好提前，最好在她生日之前。“4月19号。到了这一天，你要是不给个说法，我就当你是古时候的淑女了，什么那个摇头不算点头算的。然后向所有的人宣布。”
玲姐望了我好几秒钟，说：“怎么搞得像最后通碟似的。”
我说：“随你怎么理解，反正到了这一天，就不要怪我了。”
她又望了我几秒钟，说：“好吧，我尽量争取在这以前告诉你吧。”
闲扯了几句，玲姐让我去洗个澡，要我换上一套她为我买的新衣服。脱衣服的时候，我听见她打电话给一家餐厅叫送餐。等我出来，发现她已经把我买的年画贴上了，屋子里顿时有了一点过年的喜气。还发现她把棋具摆在了茶几上。
我和玲姐有很久没有下过围棋了。最后一次下棋，是在怀柔山中的湖边。她白衣胜雪，坐在湖边一棵大槐树下。在她旁边，一只野鸭子从水里爬上来，摇摇晃晃走进草丛中，一趴下就睡着了。湖边很静谧，几乎能听见野鸭子的心跳。
我摸出一枚棋子抚弄着，一边回想着玲姐那天下棋的样子，一边随手把棋子敲在棋盘上。棋盘上落下十几颗棋子后，我才发现这正是我跟玲姐那天下的一局。那天我没有让子，且执黑先行。布局是从天元开始的。也许应该说，一种****语言是从宇宙深处开始的。她紧紧跟随着我，对天元的棋子飞挂了一手，像轻轻拉起了我的一只手。舞蹈就这样从棋盘的中心开始了。双方基本上放弃了争城夺地的胜负心，思考着怎么在黑白棋形的变化中保持住微妙的平衡。默契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了，共同目标是终局和棋，谁也不战胜谁。从棋理上来说，这一盘几乎是“反围棋”。一方有了失误，另一方就绞尽脑汁把对方失误的那一手变成妙手。一方有了妙手，另一方就想出相应的妙手让对方的妙手更光彩夺目。风起，金黄细碎的槐花缓缓落在身上，落在棋盘上。我和玲姐不时伸手把槐花从棋盘上拈出来。喜悦在湖光中缓缓流淌。我相信，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和玲姐，以前不曾有、将来也不会有人像我们这样下围棋。
我一点一点回忆着后来的每一步，越到后来越困难。有时候要想好几分钟，才能往棋盘上落下一颗棋子。玲姐微笑着望着我，眼眶有些湿润。见我复盘艰难，她托着腮跟我一起想。不一会儿，我看见她额头上有了汗水。我让她不要想了。她摇摇头，不肯从炽热的思索中抽身而退。她把汗蹭在我肩膀上后，继续回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