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损人的方式来证实和实现自己的一种典型事例，就是占有他人的人格和生命意义并奴役、役使之。这种事例的极端社会化体现，便是人类历史上的奴隶制和奴隶社会。
奴隶制和奴隶制社会是奴性心理之显在化和极端表现，在其他社会历史时期，它虽并未以社会的方式得到极端化的肯定，但却以潜在的或局部的、非完全显在的方式顽固地存在着，作为人性的阴暗面像幽灵一样纠缠并毒害着人性。
三、奴性心理与民族性
中国古代教育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换句话说，即“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四书五经·大学》）——这是一种从我做起、从小做起，由我及彼、由小及大的教育方法和原则。这种原则的一项重要目的，就是要培养对国家社会真正有益无害的人。对这样的人来说，“身”既已“修”，那么当他“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遂“青云路”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所获得的这种富贵只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更能教化他人，通过这种手段更能让自己为社会造福。不讲修身，更不讲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一味追求权贵，那么一旦获得这种权贵过后，这种权贵本身只能为其达成作威作福的目的。对谁作威、对谁作福呢？当然是无权贵的人和权贵小于自己的人。怎样作威、怎样作福呢？即是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权力，感受到自己的威严，感受到自己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各种优越性，让对方臣服，让对方汗颜，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一种能够使唤他人、甚至从新安排和改变他人命运的快感等等——这是什么“性”？这是奴性，这是奴性的双重性中的奴隶主性、奴役他人性。
这种人一旦得志，便是小人得志。小人得志猖狂，小人得志欺上压下。何以会欺上压下呢？因为“上”比自己更加权贵，故必以“欺”奉之。欺则以谄媚取宠、阿谀奉承、摇尾乞怜甚至弄虚作假等；压则以颐指气使、惩罚并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等。历史上的奸臣当道，上则蒙蔽君王，下则刻薄内毒，采取的便是如此行径。也有“韬略”学得好的，知道树大招风、物极必反的道理，便采取那种锋芒内敛、“大智若愚”的姿态，但内心的喜悦和快感则是抑制不住的。
另有一种人，他也追求权贵，但他追求权贵不是为了役使他人，而是为了通过权贵这种手段达成其为民造福、报效国家的理想和宏愿，此类人物古今举不胜举。这种人的精神品格，已经远远超越一般所谓人性的狭隘范畴，其人之所作所为不仅不是奴性，相反却是人类学习的典范。当年孔夫子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也曾周游列国，翼图说动君王以谋得权贵——孔夫子的这种行为和心理是奴性吗？不是！
人性的奴性不仅表现于“得志”的富贵状态，也表现于“失志”的贫贱状态。
谄媚取宠、摇尾乞怜是“失志”的贫贱状态的生动写照。取什么宠？乞什么怜？——天冷了，窝子中能添一些稻草或烂棉袄，此类谓之取宠；得两块猪骨头，此类谓之乞怜。由此可知，谄媚取宠、摇尾乞怜的行为实施，其目的是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当这种“改善”由“量变”而生“质变”的时候，赏的便不再是一堆烂棉袄或一块猪骨头，而是小富贵，进而是中富贵和更大的富贵。中国历史上得志的奸臣，走的几乎全是这一路子。
由此我们可进一步明白另一个道理：对权贵者的尊崇有两种，一种是真尊崇，一种是假尊崇。所谓真尊崇，是人性自我觉得自己有所不足，从内心觉得该权贵者的德能高于自己而由衷钦佩；或该权贵者的德能不一定高于自己，但出于尊崇道义、礼法和道德的缘故，都可以使人性自我发生对该权贵者的尊崇，这类尊崇即是真尊崇。所谓假尊崇，或因自我的狂妄自大不知天高地厚，或因自我浅薄无知不辨善恶，或因自我的道德卑劣嫉贤妒能、愿人不如已，如此等等而迫于势利做出一种尊崇的假相。另有一种人，其在骨子里即惧怕权势或略沾权势者，其人一见权势即显懦弱，只有唯唯诺诺，甚或如老鹰爪下的小鸡——用一句俗语形容即“筋都吓来缩倒了”——其人即使表面做出似像尊崇的样子，其实不是尊崇，而是恐惧。这“另一种人”的如此表现，即是人性自我处于“失志”的贫贱状态的又一种流露和体现。
人性自我处于“失志”的贫贱状态的两种心理和行为实施，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奴性。只不过前者不甘居于“下”，随时伺机居于“上”，以便将己所不欲者，施加于人；而后者则连“伺机”的“勇气”和想法都几乎丧失殆尽，便只有唯诺唯弱了。
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用现代语言来理解就是：上级要像上级的样子、下级要像下级的样子、父母要像父母的样子、子女要像子女的样子；上级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当好下级的表率，下级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服从上级的领导，父母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当好子女的表率，子女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孝养父母。下级对上级、子女对父母应有的尊重，是维系人伦和社会正常运行所必要和必须的，这种尊重不是奴性。
当今世界，倡导个性的自由奔放，出现了一些夫不像夫、妻不像妻、男不像男、女不像女、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的现象。夫不惜护妻子，妻不柔顺丈夫；男人做出女人相、女人腔，甚则不惜挨刀割去男根变成女人；女人则以声宏气粗、不尊崇自己的女德而使自己的道德行为男性化为能事——惜乎假男根的手术不好做，否则变成男人的女人不知凡几；老师不思修德做表率而只图整钱、不对学生做道德感化和人格培养之教育而只追求表面的功利——分数，学生不尊师重道甚则以凌辱师长为荣耀……这些现象虽为个别，然则应当防危杜渐。故我觉得，在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后，可续上“男男”、“女女”、“夫夫”、“妻妻”、“师师”、“生生”——此诚不为过而恰中时弊也！
以上，我们就人性自我处于“得志”或“上”与处于“失志”或“下”的两种状态的不同心理和行为实施的探讨，说明了奴性的心理大致体现为两种形式，但这并不是说所有人必具有奴性、所有人的心理行为都是奴性心理行为。奴性是人性的弱点和缺点，但不是所有人都具有这个弱点和缺点，另一方面，虽然在社会形态和人性心理上，具有“富贵”与“贫贱”、“上”与“下”的形式上的区别，但超越这一区别的人格和心理行为，自古及今是大有人在的，这种精神品格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而且是人类文明的灵魂之所在。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四书五经·孟子》）大丈夫之如此所为，岂是奴性！孟子又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四书五经·孟子》），有人将此解为孟子善练气功，但未尝不可解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哉！此气概为何？即天地之正气，人间之正义也！
以上讨论的人性的奴性心理，主要属于外在的、物化的方面，另有一方面则属于内在的、精神的方面。属于内在的、精神方面的奴性心理的一项重要体现，便是在自信心方面。
富贵而淫，贫贱而移，威武而屈，这就失却了浩然之气、失却了大丈夫气概、失却了天地之正气、失却了人间之正义，从而失却了人格、失却了自我，是自我的丧失。这在自信心方面，即是自信心的丧失。
鲁迅先生早在上世纪初即提出这个问题：“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不仅是提问，更是严重的警告和呐喊，是对中国民族之魂的召唤！明显地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侮和凌辱，面对列强坚船利炮的火热兵器，中国人的刀剑弓弩失灵了，不仅是中国人的刀剑弓弩失灵了，中国几千年引以为自豪的东方文化、传统道德和价值观也似乎失灵了——你说你伟大，何以敌不住洋枪洋炮？何以不停地割地赔款？何以在中华大地上华人竟沦为与狗同类的畜生？——难怪会产生“五四”运动！
是的，中华民族肯定错了——中华民族肯定有错的地方！《黄帝内经》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错在哪里？正是错在正气虚弱！
是时候了！事情虽过一百多年，但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是否真正检查并找到自己错在哪里了吗？是应该真正反省，找出病症所在的时候了！
一味怪罪列强，这不是找出病症所在的正确方法。正确的方法是反求诸身，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中华民族的正气虚在哪里了呢？
纵观中国整个古代文化，至少从孔子、老子的时代起，便已经有了复古的思想倾向，从孔子的“克己复礼”到老子的“古之善为道者”的种种言述，均以上古时代作为理想的社会状态亦即“大道运行”的社会状态，而把后来的社会历史看作为“人心不古”和“大道废”的不断演绎和继续，这种思想倾向程度不同地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由于受这种思想倾向的影响，每做一事都要以“古”为依据，看看是否有此“古制”、“古例”。如有，则名正言顺，理得心安；如无，则奥丧泄气，或曲解“古制”、“古例”以合当时，或曲解当时社会之“古制”、“古例”等。
然而，在漫长的封建历史长河中，这种以“古”为范的心理行为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又对“古”作出合于当时时势或利益的臆解和诠释，正因如此，这种臆解和诠释在某种意义上必然成为对“古”的曲解、误解和扭曲——此正如民间俗语所谓“带话带涨”的道理一样。“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吕氏春秋·察传》。更早不说，在唐宋元明清的每一个时代中，人们头脑中的孔子、孟子的形象是否完全一样呢？儒家思想学说的本来面目在每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中的体现是否原原本本而没有丝毫扭曲和偏离呢？显然不是。由于道德的，智慧的功利等的多种因素，对“古”的曲解、扭曲便是必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