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由好胜心发展而来的毁坏心，它一方面继承了好胜心的内肯定的一面，另一方面它又不等同于内肯定的这种方式；虽然好胜心和毁坏心都是为着肯定自我（有时也包含他我），但毁坏心着重是以对他我的绝对否定来肯定自我，对社会关系存在而又，这种心理具有明显的不和谐性和危险性。在由好胜心上升为毁坏心的转变过程中，人性的嫉妒心通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催化的作用。有时由于人性心理活动的变化速度很快，似乎掩盖了在由好胜心向毁坏心的转化过程中嫉妒心的角色作用和地位，但在放慢了节奏的人性心理活动中，它的角色作用和地位却几乎是无处不在的。
被赞美心。
好被赞美，是人性欲使他人肯定自己的一种方式和心理。自己肯定自己是一个方面，他人（包括社会）肯定自己又是另一个方面。由自己来肯定自己和由外部来肯定自己，是人性肯定自我的心理本质的两种表现和形式，它们共同构成人性对自我的完整的肯定方式。就人性而言，仅仅停留于自我肯定的内肯定的方式是不完整、不彻底、非终结的，不是对自我肯定的真正达成；只有通过自我肯定从而引发来自外部的肯定的时候，才是自我肯定的这种内肯定的方式的真正达成。单纯的肯定自我，例如因饥饿而食啖，它基本不具有社会性，它不是通过别人吃饱的方式便使自己的肚子里就装满了食物；对自我食欲的真正肯定，是靠自己的咀嚼和吞咽行为来达成的；别人吃饱了肚，别人不饿，自己却还饿着。
作为社会中的和社会化的人，其对自我的肯定无可抹煞地具有社会性；愈社会化，对自我的肯定就愈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不仅仅是相互依存性，更重要地是通过他人才能证实和肯定自己的这种依赖性和倚寄性，而这种特性所表达出的人性本质，即自我的丧失和自我以丧失的方式去寻找和肯定自我。欲使他人赞美自己，这正典型地体现了人性通过他人才能证实和肯定自我的特性和原理。
就内部方面而言，人性欲使他人赞美自己的所采取的方式不外有两种：一种是真实的方式，一种是虚假的方式。所谓真实的方式，就是自我按照他人或社会的认可方式，通过主观努力做出成绩，从而博取他人或社会的赞美；所谓虚假的方式，就是自我按照他人或社会的认可方式，通过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做出有成绩的样子，从而博取他人或社会的赞美。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人们可以采取真实的方式，也可能采取虚假的方式，在力所不能及而被赞美欲很强的时候，人们便更有可能采取虚假的方式。
从总体上讲，在一般情况下，为达成被赞美而采取的方式的下降程度，反映了一个人的道德高度，虽然这种高度被囿于“被赞美”这个境界层面内。因此，判断一个人在达成被赞美中的道德状况，就是看其人的达成方式本身的虚实程度：
愈虚假，则道德愈低；
愈真实，则道德愈高。
就外部方面而言，人性也有赞美他人的心理，这种心理同样具有真实和虚假两种类型。从内心深处确实感受到对象所具有的高贵品质、独特才能和某种优点并受到感动，从内心深处发出赞美而表达出来，这种赞美便是由衷的、真实的赞美，从性质上看，这种赞美是属于对他我的肯定。从这种意义出发，赞美他人是一种美德，因为自我善于分辨并追求美好的东西，善于发现他人的美好之处，既肯定了美好，也肯定了他人。另有一种人，却吝啬于赞美别人，好像赞美别人是对自己的亏欠和付出，即使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别人的美德——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往往是自私自利的缘故，是狭隘个人主义在作祟。这种人不惮赞美甚或善于挑刺，容易给人一种趣味和修养很高的错觉，其实是以对他人的不肯定即对他人的间接否定的方式来直接肯定自己，或满足自己的嫉妒心——如此而已。
表面上也赞美他人，但动机不纯，怀着其他目的，而不论其赞美合乎实际否，这种赞美便是虚假的赞美。虚假的赞美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为了使对方向过激的方面转化、为了套近乎赢取欢心等等。
虚假赞美之所以能达成，在于人性所具有的欲使他人赞美自己的执着心，而这种心理恰正好被阴谋家、伪君子和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被赞美欲又强，辨别是非真相的能力又不足，这即更容易听进奉承话，更容易被别人达成虚假赞美。
由此可见，被别人达成虚假赞美的可能性和可能程度，与自我的被赞美欲（用B表示）成正比，与自我的“明理”程度（用H表示）成反比。用公式表示即：
I=B欲∕H明
就社会关系存在中的人性而论，几乎任何人都有欲使他人或社会赞美自己的心理愿望。在我记忆中，大概在只有三、四岁或四五岁时，我的母亲就经常教育我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之类的话，当时不理解，也听不进去；长大以后，才慢慢理解这些话的意思。良药往往苦口，忠言往往逆耳。忠言为什么逆耳呢？就是因为人性喜好别人赞美自己、喜欢听好听话、奉承话的心理原因；而忠言往往会指出你的某种不足、某些缺点错误，自我往往就不大喜欢，就“逆耳”了。
传说中国古代的君王中，最能纳忠言的是唐太宗李世明。一次在朝堂之上，魏征当着文武百官指出李世明的不是，李世明羞愤难平，回到后宫，仍然恨恨不已，口里说发誓要杀了这个匹夫；还是李世明的老婆开导了他，使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在一定程度上，一方面是魏征这个直臣成就了唐太宗，另一方面是能够兼听的唐太宗成就了魏征——直臣遇明君，明君遇直臣，这才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
赞美和被赞美其实质有两种，一种是虚假的，一种是真实的。虚假的赞美是有功利和企图的，真实的赞美是无功利和由衷的。人性的弱点之一是喜欢被赞美和不善于发现并赞美别人的优点；对自己的优点往往用显微镜，对别人的缺点则往往用放大镜；不虚心而自以为是。
更有甚者，有时人性在某方面的被赞美欲之强，明知别人对自己的赞美是虚假赞美，但却爱听，听起来顺耳；明知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是诚恳的帮助，但却反感，听起来逆耳。喜欢听恭维话、奉承话虽人性的特点和弱点，但像这样“明知故犯”，实在是“无明”之至。
有的时候，说顺耳的话也变成了一种语言艺术。为了尊重别人，为了给别人提出善意的意见，讲一下语言技巧或者说语言艺术，这是可以的，关键是要有一颗真诚心和善心。
好打扮心。
打扮，我们可以把它统看为装饰的范畴。通常把对人体的装饰称之为打扮而把对人体之外的装饰专称为装饰；对这两个名词的使用有时也有混用的情况。我们这样即按通常的意义而探讨之。
打扮和装饰起源于实用和功利。最初的实用和功利，体现为对以“食”、“色”为中心的最基本生存活动和生活条件的达成。譬如为迷惑和诱捕猎物而对自身和环境加以伪装、为引起异性注意和欢心而对自身身体和某些相关事物弄上某些特征、为区别不同个体和不同角色而注上某种标识、为巢穴的舒适而对材料加以选择增减和摆布……等等这一切不是为了打扮和装饰，而是为了实用和功利。但当其实用和功利的目的达成以后，渐渐地这一类活动便成了实用和功利的象征被相对地固定下来而成为独立的一种观念和活动——这就是装饰和打扮的起源。在以后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关系存在的发展变化和生存方式的改变，旧有的装饰和打扮便被充实了新的内涵，它便得到发展，便具有了新的实用和功利性。譬如打扮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吸引异性，同时也为着区别和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等等。
虽然打扮具有两性性，但打扮的意义却不仅仅具有两性性。这已由打扮和装饰在起源上的功利的多样性作出了说明。
说简白点，为了攀比、显示、炫耀，为了虚荣，为了做出脱了贫贱沾了富贵的样子，从而博得他人和社会的尊崇等等，都需要打扮。如果说好打扮是因为爱美的话，那么这种美正是表达和达成着人的贪欲、占有欲和富贵尊严的感性对象。
通过服饰来表达身份地位，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屡见不鲜，而把这种方式发展到极致的，可能就是中国清朝的“补服”。
由于人性的各种心理常常是混淆在一起同时存在交互影响的，因此，一种行为现象的后面，往往混同着其他心理需求；同样道理，不同心理需求，也可能表现出同一种心理现象，这是我们进行人性心理分析应当明白的道理。
人性好打扮心理反映了人性复杂的心理需求，而人性往往自然会把满足和达成自我心理需求和愿望的装饰形态感受为美的，而不论这种“美”的形态是否表达着人性正当的和不正当的需求愿望。《心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至少这里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美即是不美”的令人错愕的感性原理。
对象美的本质既是人性功利愿望的达成和表达，而人性功利愿望又是以我本位为中心的，由于各个自我的内涵意义和思想境界的不同，因此以我本位为中心的功利愿望的内涵意义便必然有异，由此造成对美的评价标准和赋予的内涵便是相对的和具有个体差异的。
人性的攀比心、好胜心、被赞美心、好打扮心等这类心理，都是无限肯定自我的人性心理在社会关系存在中以社会化的方式即以通过他我和社会来证实和肯定自我的方式的具体体现，而能在社会关系存在中以社会化的方式在最大限度上达成对自我的肯定，那就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自尊和尊我。
四、能耐无穷大
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塑造了孙悟空这个能耐很大的“人”物形象，他由吸天地之灵气和日月之精华的久年石头化生，这位天生神猴身怀七十二般绝技，手拿金箍棒，有万钧之力，能上天入地，善降妖除魔。这个形象，深得人们的喜爱，虽然作者对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这几位人物的塑造和安排是匠心独运，很值得研究，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从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的所喜所恶，间接达成自我的心理诉求和愿望。
正像中国古代其他一些名著很值得研究一样，《西游记》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据我个人的理解，“孙悟空”这个人物塑造就有许多“玄机”。“孙悟空”为什么姓“孙”而不姓张、姓王、姓李？咋不是张悟空、王悟空、李悟空？孙悟空是猴子，猴子在中国传统十二地支生肖中是“申”，“申”、“孙”谐音，在我们四川话中，“申”、“孙”完全是同音字，故孙悟空姓“孙”是为了应合其生肖地支；孙悟空的兵器为什么是金箍棒而不是金圈、木棒？金箍棒的形状是竖条形，正好与“申”字中的一竖相应合；“金箍棒”五行属金，“申”在十二地支中的五行也是金，故五行也相应合；金箍棒原是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为什么它又和龙王，和海联系上了呢？原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干地支的关系中，作为十二地支之一的“申”，它含的天元之气是戊土、庚金、壬水，它的“三合”是申、子、辰“水局”，这个水局是汪洋大海，而“子”直接就是水，“辰”为龙，故金箍棒与大海、与龙王就联系上了。这些经典的著作连一个人名都不是随便取的，都是非常有考究的，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西游记》的“玄机”还有很多，由于非关本书主旨，故此从略。
但无论《西游记》有多么神妙，无论我们对它的理解怎样，“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确实深受大众的喜爱。对于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据有人的理解，是反映了人们勇于和邪恶作斗争和伸张正义的精神和愿望。“精神”的确是有，但“愿望”却不仅仅限于“正”、“邪”。如果孙悟空没有生命能耐，那么“上天入地”、“降妖除魔”便成为不可能，而他的“精神”便无从体现。在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上所体现出的一大重要心理愿望，便是人性欲使自我能耐无穷大。不管作者的意图怎样，大众们对孙悟空的能耐的欣赏，正是人性欲使自我能耐无穷大的心理愿望的投射和宣泄。
不仅是《西游记》，在古今中外的其他文艺作品中，在人类文化和文明史中，无不程度不同地投射和表达着人类人性欲使自我能耐无穷大的心理愿望。从东方脍炙人口的神仙故事到西方的大力神，从古代的刀耕火种到现代的人工智能，从昔日的人工翅膀到今天的载人航天飞机，从“千里眼”、“顺风耳”的理想到雷达和电讯技术的广泛运用……等等这一切，无不是人类以各种方式，从各个方面对自身人性欲使自我能耐无穷大的心理愿望的表达和达成。
人性的这种心理在小孩的身上，常通过多动好玩的行为游戏表达出来。在小孩身上所体现出的“增力型”特征以及一些离奇的幻想，正反映了人性的这种心理。也许有反驳说，这仅仅体现或反映了小孩的“成人欲”而已，那么请问，小孩为什么会有“成人欲”呢？不就是因为成人比小孩有更多更大的能耐和更能满足其更多更大的欲望，达成更多更大的欲望吗？如果说小孩的那些特点叫“成人欲”的话，那么成人的许多特点就可以叫“超人欲”了。并不是变成了成年人、实现了“成人欲”，人类人性对自我的能耐欲望便终止了，像熟透了的苹果只会焉落。
人为什么喜欢驾驭或乘坐交通工具呢？或曰：是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事实的确如此，但却不仅仅是如此。人们在有事去办的时候会乘坐交通工具，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同样会乘坐交通工具，以之为娱乐本身。为什么人在乘坐交通工具时会发生快感呢？究其原因有几：一是它能缩短和节省有用的时间，二是对这种实用和功利的达意的回忆，三是可满足人的多种世俗心理——比如攀比心、虚荣心，四是对人性自我的存在形式的超越感。前三个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囿于固有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范畴，只有第四个方面包藏着人性心理有别于固有内涵的东西。
在乘坐交通工具的简单位移运动中，人性对时间之长短、空间之大小发生了新的感受：那么遥远的地方，我一下就到了；那么长时间的距离，我一下就来了——我超越了原有的时空形式对我的制约，我显得更有能耐、更加自由……乘坐交通工具的简单位移运动会使人产生快感，因为它以特有的方式肯定、延伸和发展了我的能耐，肯定、延伸了我的自由，它达成了我潜在的心理愿望。我不仅能作简单的位移运动，我还能上天入海、遨游广袤，随心所欲而随心所至，这就更会令我心驰神往、心花怒放。
由此可见，简单平凡的乘坐交通工具的行为心理中，潜藏并表达着人性欲使自我能耐无穷大的心理愿望。这种心理愿望反映了人性潜在的超越时空、不受拘束、达成身心自由，无限肯定自我的本性。
所不同者，人类通过科技发展和工具改进的方式以达成人性能耐无穷大的心理愿望的方法其实是外求法，而宗教（比如佛教、道教等）所采取的方法是开发人的潜能的内的方法，属于内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