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7年10月中旬，梅奥了解到，为：NIIP工作的事情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朗特里以前曾写信告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约瑟夫·威利茨，一是梅奥将负责管理N_lIP一项关于工业激励的研究工作，二是该院指望得到政府的资助。洛克菲勒基金会也会资助这个学会吗，尤其是在梅奥供职的情况下？“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朗特里写道，“工作人员做得不太好。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研究……很重要的原因。”然而，英国政府没有支持NIIP，反而向新近成立的英国管理协会（British．Institute0fManagement，BIM）提供资助。帕特丽夏在该协会从事研究工作。梅奥希望BIM也为他提供一个职位，因为NIIP的计划过于野心勃勃了，而且他再也不想四处演讲了。不过，他还是同意恪守自己向NIIP作出的承诺，到“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等三地作为期三天的巡回演讲，之后，当身体复元后，我将再次拿起笔杆子”。
梅奥的工作超出了身体的极限，连续三个晚上的演讲太累人了。12月1日，他中风发作，使左侧胳膊瘫痪，讲话受到影响，他被送进了伦敦一所医院。若干天后，他的讲话有所改善，脸也变得不那么扭曲了，但是对左侧身体瘫痪就不抱什么希望了。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以后，家人为他在吉尔福德一所医院找到了病房，这里离家只有几英里远。多萝西娅可以看望他，可是她自己也病了，医生坚持要她休息。梅奥的头脑很清晰，却一点儿也不安分，总是试图离开病床，晚上按铃，大家都很讨厌他。家人雇了一名特护人员来照料他，他的状况日渐好转，医生也给多萝西娅带来了希望：他会活下来的。
到2月底，梅奥的身体有所恢复，可以用一只手颤颤巍巍地写下难以辨认的字了。他就如何推进他们的研究工作向罗特利斯伯格提出建议，定期与隆巴德通信。当时，隆巴德正负责他那本关于让内的著作的事宜，解决出版过程中的难题，处理版税问题，因为版税出人意料地侵蚀着梅奥的收人。阿伦·格雷戈、杰罗姆·斯科特、露丝和帕特丽夏等人来看望他让他很欣慰。他身体恢复得很慢，不过到4月份，他就能够行走半英里路了，他的精力也逐渐恢复了正常。食物短缺，所以当远在澳大利亚的亲戚寄来包裹的时候，他和多萝西娅都很高兴。生活成本非常高，他们开始入不敷出，外出旅行他们想都不敢想。
1948年仲夏，梅奥的身体有所好转，他为国际工业医学大会（：Interna-tionalCongIessofIndustrialMedicine）的8月会议写了一篇论文，并开始计划撰写一本有关政治学的著作。他可以在户外行走，虽然稍微带一点瘫痪症的痕迹，可是对多萝西娅来说，不知何故，他看起来好像拖着脚东倒西歪地走路。医生让他多加锻炼，但是他不听从医生的忠告，这让多萝西娅很生气。不过，他的血压仍然很高，这意味着他不得不过一种比以前闲适得多的生活。
8月，他给伦敦《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建议英美两国在各个层面开展自由交流，因为英国正面临一个难题。不过，这个难题已经被梅奥的工作部分地解决了。“在工业企业被国有化的国家里，和平时期促进工人与管理者合作为什么困难重重？”在工作中，自由的沟通和合作影响了工人的努力和活动：在幸运的情况下，工人给予充分的合作；而在不那么幸运的情况下，工人疑心重重，以至于有所保留，没有付出最大的努力。了解这些情形将有助于澄清上述问题，为此，梅奥引用了他在哈佛的经历。在哈佛，人们鼓励工会官员研究管理问题，尤其是那些把注意力集中于不同管理层次之间的沟通的管理问题。梅奥还通报了研究进展和以下情况：传授社会科学知识，以帮助人们了解伴随工业化而来的普遍的人性问题和社会问题。为了使这个提议得到更多的支持，梅奥建议斯图尔特·蔡斯把新作《对人类的恰当研究》（TheProperStudyofMankind）送给斯塔福·克里普斯（StaffordCripps）爵士看，因为梅奥的信和蔡斯的观点极为一致。
到1948年9月，梅奥的身体好多了。不过，让他苦恼的是，他必须同时在两个国家纳税，而且，哈佛出版社接手了《工业文明中的人的问题》一书的出版权，但不允许他得到该书的版税，这一点让他烦恼。他感到与哈佛商学院渐行渐远。他把商学院的所在国称为“这个充斥着社会主义者的国家”。天气阴郁糟糕，帕特丽夏即将离婚，他不能轻松用手写字，没有秘书助理，英国出版商对于《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一书的出版踌躇不定，所有这些汇合在一起，致使梅奥给戴维院长写了一封信：“我们可能几乎注定要完蛋了，虽然还没有完全如此。”
他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的主要观点涉及“间接控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他的告别讲话中已经有所暗示了。他引用了在宾夕法尼亚州和纽伯里波特的研究成果，他发现，“制定中央决策的机构必须学会把决策权下放给管理层和地区管理者，否则合作将缺乏适应性和自发性”。梅奥由此把适应性看做是工业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一个具有适应能力的现代社会里，工作中的技术发展迅速，这样的技术和方法要求具有适应能力的人来管理它们；唯有当人们在管理专业中训练有素，他们才能学会具有适应能力。如果人们在变革的人性方面和技术方面都没有得到训练，那他们就不会自发地合作，快速的发展就难以为继。这样的人必须精力充沛，具有主动精神；他们不需要梅奥相信阻碍了变革的东西——“一个世纪以前的古老的政治口号（即保守的意识形态或激进的意识形态）”。
这封信发表几天以后，梅奥的身体大有好转，足以到伦敦向同行提供建议，并开始撰写一本新书，书名暂定为《政治机会主义和工业方法》（PoliticalOpportunismandIndustrialMethod）。伦敦之行不久以后，他感到很疲劳，烦恼于身体的不中用，“走路和写字都有问题”。虽然他无意从哈佛商学院接受400美元来支付兼职秘书的工资，但他还是想要“在大门关闭以前”发表一些言论。
他用这两封信和《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中的主要观点拼凑了一篇文章，把它寄给《世界评论》（WorldReview）发表。现在，他的主要兴趣在“政治潮流”上。这个潮流就是对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中的工作的大规模组织；伴随潮流而来的是间接控制及其弊端、雇员的不忠诚和纪律松懈；导致这些弊病的原因，还是在于高高在上的执行官和工人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这个老问题；工人觉得他们没有参与到那些影响他们工作的决策中。“只要存在这种情绪，管理层和工人之间就决不会有自发的合作。这个……问题需要加以关注和解决”。这是梅奥最后发表的文字。
梅奥的健康变得时好时坏。帕特丽夏认为，因为他频繁地与不同政见的人讨论问题，他像往昔一样思维敏捷而活跃，如果再能得到秘书帮助的话，那他再写一本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多萝西娅认为，即使兼职秘书确保在正常时间来帮忙，那他也决不会写出什么东西了。多萝西娅的估计是正确的。
梅奥明白，自己年老多病、不能远行，但他还是接受了多个邀请，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提供咨询，访问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与吉尔卡迪教授（工业关系学）和麦格雷戈教授（经济学）会面。他发现大学里的这些年轻人正在追随自己的思想。不过，当他在巴黎的时候，他的主要兴趣似乎放在美味佳肴上。
从巴黎回来后，他接待了来访的时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的切斯特·巴纳德，并抓住机会帮隆巴德和罗特利斯伯格说好话——他们申请该基金会资助他们的高级工业培训研究项目。梅奥想起了自己于1919年提出的建议，要想使工业民主有效率，要想让工人与管理者一道来决定企业将要采取的路线，那么组织的全体成员就必须在经济学、会计学及其他相关主题上得到良好的训练。
到1949年夏，梅奥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当时，《泰晤士报》的工业通讯记者正就《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是否对英国的工业问题适用一事争论不休。多萝西娅看到，他完全不能像他计划的那样，与联合国的官员们磋商以下事宜了：向他们的雇员培训计划委派一名干事。8月下旬，因为多萝西娅病势太重，不能照料他，于是他回到吉尔福德的护理医院。数天之后，即9月1日星期四早晨，梅奥平静地去世了，死时没有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