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一个例外，对这本书的早期评论都是正面肯定的，而且只提出了三个次要的批评意见：它没有提到参加工会的工人；它的风格不受欢迎；它没有提出实用的管理人员可以即刻运用的建议。两篇学术界评论确定了人们就这项研究、梅奥、罗特利斯伯格以及人际关系对工业的作用进行辩论的基调。在《心理学公报》（PsychologicalBulletin）中，以尖刻批评著称的评论员对这本书大唱赞歌，他这样形容：诚实、准确、头脑清晰、精明能干、严肃认真、始终如一和开诚布公；他的用语是：边页的注解让人激动，它跨越了领域的界限，是蓬勃发展的社会心理学中一块真正重要的里程碑，既没有传道狂似的热情，也没有枯燥乏味的迂腐；唯一的不足是，作者们没有把他们的发现与其他研究者的发现整合在一起，从而给读者留下了错误的印象，即这是人们首次考虑这些主题。
玛丽·吉尔森（MaryB．Gilson）对该作品的严厉指责也利用了上述不足。当他们与阿瑟·扬和劳资关系咨询事务所合作之时，梅奥就很了解她。她给梅奥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作者提出的“男人比女人对工作中的进步评论更多”的天真评价是如何让她感到好笑；她从自己在霍桑工厂的经历中了解到，女人被剥夺了晋升的权利，在她这样一个女权主义看来，其理由是可鄙的。她还表示，研究结果之讨厌是显而易见的，研究人员“在会见基金机构的掌控者时更聪明”；此外，她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受访者没有提到加入工会的工人，因为在她对女工的研究中，这样的工人比比皆是。最后，她告诉梅奥，她在西部电气公司开展访谈的过程中，公司权力当局看起来简直就是军事机构，这个事实，而非罗特利斯伯格所著述的，才是该公司的中心问题所在。她给梅奥写了一张充满怨恨的信，这让梅奥回想起她的事业的早期岁月，并提醒他，“自从我与洛克菲勒集团的关系断绝以来，你从未在意去为我的学识摇旗呐喊”。但是，与她在《美国社会学期刊》中对这本书的尖酸刻薄和讥讽有加的评论相比，这些私人性的评论真如隔靴搔痒。
与吉尔森给梅奥所写的信件相比，她已发表的批评读起来就好像是对该书作者的充满怨气的不依不饶的个人攻击。而且，由于她错误地认为西部电气公司的研究是由梅奥发起的，因而这样的攻击也针对梅奥本人。她罗列了以下不足：倘若作者读过早期实验的任何文字，那么他们原本知道会预期到什么的；他们天真地猜想有可能控制人类群体研究中的各种变量，他们在公司中天真地调查女性的晋升情况，而该公司的政策却是禁止女性晋升的；用示意图、数学用表、公式和专业术语，作者打动的只是无知的读者；他们发现的是让人不快的工作中显而易见的事情，却没有对工作中自发合作的重建提出任何意见和建议。接下来，吉尔森引用了一本将会提出这项这些建议的书，她惊讶地发现，在两万篇评论中，很少评论提到加人工会的工人这件事。她说，她怀疑这个访谈计划是管理层的一项间谍制度，旨在反对工人组织。．最后，她断言，这本书只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大公司资助社会学研究？虽然她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置之不理，但是这些评论却是今人借以对霍桑实验提出大量批评的跳板。
罗特利斯伯格被吉尔森的评论深深地刺伤了，于是梅奥给予了安慰性的解释：
不要让玛丽·吉尔森折磨你——每个人都知道，她像恶魔一样疯狂……当她写下这篇评论之时，接二连三地给我寄来了愚蠢无聊的信．这些来信我都有礼貌地回复了。她厌恶所有的男人，认为女人受尽“欺压”，而且任何讨论都不能动摇这种难以抗拒的冲动。她抨击我不从事、促进和提倡女性事业，之后她又突然改变腔调，说她很早以前就把与《管理与工人》有关的一切都告诉过我了。接下来，她掉转枪头：她其实已经做过这项工作，但我像其他男人一样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就攫取了她的工作。这个卑鄙的女人真应该被抛弃在某个荒郊野岭……告诉斯罗尔（Srole）尽情地予以猛烈打击，火力主要要集中在那些发表了这些荒谬的虚假陈述的编辑那里，而非玛丽上……然后置之于九霄云外。越是功成名就，就越有可能被曲解。
梅奥没有看过吉尔森的评论，但他把斯罗尔针对这本书所写的用意良好的评论交给罗特利斯伯格看，不过他并不热衷于看到它作为对吉尔森的评论的批驳而发表出来。
有可能发生的最佳结果是，没有任何通信往来，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评论，整件事逐渐平息下来。吉尔森有强迫症、偏执狂，是一个“破坏者”。没有任何良知阻止她进行恶毒的攻击，这种人也可能会就斯罗尔的宗族问题与希特勒评理呢！另一方面，如果她没有从曲解和毁谤的其他陈述中获得极大的满足的话，那她本人就可能变得不自在和心神不宁。如果置之不理的话，那这些事情很快就会被人遗忘。当然，如果确实存在诽谤中伤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必须写一封回信的话……（这封信应该只罗列评论中的不实之词，因为对这样一封信）人们抓不住什么曲解和诽谤的把柄。
自1940年时起，对梅奥、《管理与工人》和霍桑实验的评论毁誉不一。许多文章和专论权衡了这些争论并推断，对于工业中的社会科学，梅奥及其合作者要么贡献巨大，要么贡献较少。大多数评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只有很少是在梅奥去世以前出现的。他了解某些批评，但既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作出反击。罗特利斯伯格承担了这个重任，同时，他追随梅奥在哈佛商学院教学和研究中的思想发展自己的事业。十年以后，罗特利斯伯格分析了吉尔森评论中的批评意见，发现了五大类缺陷。
第一，梅奥和合作者从来没有表述他们的意识形态，这表明，他们对价值和利益的问题不敏感，感觉迟钝。他们考虑了合作的技能，但却没有提到合作行为的目的；就什么才是工业组织的目标达成一致意见时，他们未能看到其中的问题。他们假定，管理者和工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一致的利益，工人是被操纵以实现客观目标的手段，当冲突是社会的疾病时，合作才是有益的。他们浪漫地看待人类学，对中世纪、小型群体、社区和已确立的社会估计过高。总体而言，他们的价值标准是得到管理人员赞成的价值标准。他们认为工业的未来在管理者身上，他们为管理者寻找新的信条，窃取自由主义思想来支持复杂精致的保守主义，通过“合作”，梅奥和和作者认为工人应该遵照管理人员所说的话行动。
第二，他们没有承认工会是劳资关系中一个实实在在的单位。也就是说，他们既没有谈到工人对阶级、工会和工人代表的忠诚，也没有提到在阶级冲突和满足非经济需求中的工会。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工会主义在研究期间并不重要；工会会员没有使用咨询服务；哈佛大学的人不想看到工人脱离工作。
第三，他们对工业中的势力和权力问题、组织生产及政治进程中的管理问题不敏感，感到担心。他们的研究抹杀了势力的真实存在，极度轻视与阶级（收入和贫穷）有关的证据，强调地位和声望。因此，他们没有看出访谈、咨询、社会技能培训和社会关系平衡全都是些概念，以证明操纵工人并使他们趋于相信以下信条是正当的：工人是工作集体中的一分子，最好由现代工业的强制性的架构来管理。
第四，这些实验研究既不科学也没有益处。他们使用图解来描述社会关系，但这些图解是复杂的和没有差别的，过分强调了空间关系；他们研究小群体时就好像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他们使用的分析技术有扩大化的嫌疑，即把它们应用到复杂的大型组织上；他们设想，小群体中的管理与大型工厂所需要的别无二致。
最后，研究人员不成熟地使用已定义的方法、想法和假设。他们把分析研究同问题的结局和临床诊断、技术同科学、精神病学同社会科学、社会交往技能同老练和自制、自发合作同自愿合作、管理者的目标同工人的利益、沟通同灌输、执行官的责任同管理者的宗旨混为一谈。他们的假设从来没有经过检验，他们的思想过多得自于弗洛伊德、帕累托及管理者的价值观，过少地源自社会行为的一般观念，其结果是，他们的理论缺乏说服力，是个特例，不能够一般化地应用于其他情况、场合和行业。
1958年，兰斯伯格对大量对于劳资关系方面的评论作了严密的考察，他发现，大多数批评意见要么是错误百出，要么夸大其词，这些实验的科学性是可靠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