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底，梅奥、怀特海和罗特利斯伯格应邀访问霍桑工厂，讨论了访谈项目的重新引进，访谈将作为一个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将训练管理人员应对因员工代表计划的引进而可能引发的问题。梅奥得到保证，在西部电气公司中，尽管对他的方法表示支持的官员不太多，但是，赖斯、彭诺克、普特南和赖特仍然支持他认为访谈训练较为必要的观点。让梅奥振奋的是，他从普特南那里得知，西部电气公司“聘用过许多……人际关系方面的顾问，每个人——梅奥除外，都‘不中用”’，“未来仍有可能如此”。梅奥暗自回答。
当时，霍桑实验小组已经超越了以下兴趣：工人非正式与自发的群体及这些群体与正式管理职位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如今相信，当他们观察非正式的群体时，他们看到了“一种抵制变革的态度”。梅奥向他们表明，非欧洲文明有意让文明求变，并拒绝接受使社会关系或已实现的经济水平保持稳定的想法。在一项成就完成以前，“今天的我们为了再次向前而让它突然停止了”。梅奥认为，访谈现在具有一种新的功能，即“一项连续的操作，借以帮助个人成长和发展，也就是说，它使其情境‘复杂化’，它也被设计用来使社会组织保持顺畅，阻止社会在某个点上结晶化”。正如梅奥所理解，访谈人员或咨询人员使自己与工厂里的每一个人建立联系，但并不寻找受访者，而且在访谈的开始阶段并不提问题，策略是尽可能逐步开展访谈，最后把它留到另一个场合来完成这个模式。这并不是一种医患关系，因为它不涉及任何诊断、预后、治疗或者疏导的工作。“但是，它像以前一样有效，”梅奥写道，“事实上更有效……因为个体的自主性较以前更强。”咨询人员是这样行使职责的：当个体的“心理发展或者使其情境复杂化的能力受到‘阻滞’的时候，访谈让他依靠自己的能力脱困而出，穿过障碍，继续前进，（由于）这是他自己取得的成就……如果出现了更深层次的困难，那他就会回来求助——在他的头脑中，访谈人员与某个具体的建议是没有关联的”。
1936年的前几个月，梅奥在霍桑工厂忙于在大小会议上就管理问题向管理人员提供咨询；1937年，他两次走访霍桑工厂，了解了有关霍斯福德的人员培训计划情况。这个计划建立在霍桑实验成果的基础之上。尽管如此，梅奥与霍桑工厂的关系却渐行渐远，留给他的只剩下最后一项主要任务，即使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对霍桑实验的全面阐述予以出版。
1935年底，梅奥阅读了所写的稿子。他当时认为罗特利斯伯格写得漫不经心，而且是会话式的散文，这使他“大费周章”。但是到1936年2月的时候，手稿的副本就出现在了斯托尔面前。斯托尔逐章阅读，并把每一章转给霍斯福德看。4月初，梅奥与************进行了商议，接下来却与哈佛大学出版社安排出版事宜。
怀特海不作预先通知就宣布，他已经把他的讲稿编撰为一本有关工业社会的书。怀特海把书稿副本交给梅奥阅读，“他真有野心，”梅奥想，他注意到前言中有一个赞美他的段落。梅奥认为它“以一种美化了的”方式会“受欢迎的”，当他提议稍作修改的时候，怀特海把已准备好的献词给梅奥看，“‘献给埃尔顿·梅奥，每件东西经他之手必然蓬荜生辉’……本书披露了我们对普通大众的态度”。当时，这本书还没有题目，怀特海马上采纳了梅奥的提议，把书名定为“自由世界的领袖”。
在商学院3800美元的资助下，梅奥安排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罗特利斯伯格的书，预计罗特利斯伯格的书和怀特海的书将在1936年底有售。斯托尔和霍斯福德对正在阅读的书稿很高兴，他们提出了若干小建议并得到了梅奥的同意。当年夏天他前往欧洲，给罗特利斯伯格留下了一项任务：把书稿交到出版社手里以前完成最后的小修改。但是，这本书三年以后才面世。
首先，对于工人等级、工资率和操作过程等的错误描述，霍斯福德提出了小的批评意见，他认为所有这些会给霍桑工厂的管理者带来恶劣影响。斯托尔的注意力则集中在著作权的署名和认可上。但是，当霍斯福德阅读完整本书以后，他作了全面的评论，这妨碍了书的出版。
霍斯福德认为，这本书表现了控制研究方向的是研究人员而非西部电气公司管理层的兴趣，该书没有指明这项研究对于公司的价值。他相信，一个公司完全不可能只是出于增长知识的目的而证明此类费用浩大的研究是正当的，给读者留下以下印象也是公司不能容许的：这项研究的方向、成本和收益处于管理层的完全控制之外。他建议，首先，斯托尔应该在前言中消除读者的上述印象。其次，由于这本书引用了监督人员对其上司的不利言论，读者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决定访谈资料机密性的原则被忽视了，更糟糕的是，管理人员是不称职的。同样，书中引用的操作工对其上司的不利言论，也会造成不利影响。因为书中的许多陈述是贬义的，这些人员的品格和能力以及公司的士气有可能受损。第三，研究人员在中继器装配测试室中关于限制产量的所谓发现，实际上是一直为管理人员所知的。限制产量这一现象在业界普遍存在，但该书却让人们以为这一点为霍桑工厂所独有。最后，这本书应该经过霍桑工厂的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审核，应该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以确保不会出现任何对……雇员……管理人员……或者组织的不公平的文字”。
霍斯福德的反馈使这本书的出版至少推迟了一年。此外，当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正遭受法律调查，处于不明朗状态。该公司律师指出，假如联邦委员会对于一家没有清晰方向或直接财务利益的公司的巨资研究提供资助的话，那么公司的公众形象就可能遭到玷污。
1939年5月，斯托尔终于同意让这本书出版。《管理与工人》一书于10月面世，没人预料到它会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部杰作，没有人对于它将为美国工业心理学和社会学所作的指引给予巨大荣誉。这本书也成为社会科学家四十多年来斗争的焦点和争论的对象。
到1940年4月，该书销售了874册，出版社的净投入是3116美元。在5～10月间，作为对某些学术界和工业界学者所作评论的反应，这本书的每月销量维持在27～68本之间。但是在1941年1月和2月，这本书却分别销售了147册和952册，净投入却降至803美元，总销量是2148册。之所以如此，原因在《读者文摘》2月号上，斯图尔特·蔡斯对这本书的评论文章引发了潮水般的来信，主编委托他就类似的研究再撰写一篇文章。到1942年7月，这本书销售了4000册，并巩固了它的以下声誉：一篇对工业中的人的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卓越研究所作的详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