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入商学院之后的几个月，梅奥就与亨德森建立了友谊，并一直持续到1942年亨德森突然去世时为止。亨德森是哈佛最有才能、最受尊敬、最有影响力的学术人士之一，是为学生和同仁树立了崇高的卓越标准的大师。梅奥与亨德森的关系更多地是建立在共同的学术兴趣基础之上的。这两个人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两人都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成人：父亲是商人，对家庭没有什么影响，母亲却表现了良好的感觉、适应性和不同凡响的独立判断力。在青少年时，两人都是学校的奖金得主，他们执意追求自己的兴趣，但是在求学的早期阶段，因家庭约束不那么大，所以亨德森享受到了更大的自由。两人都学习过医学，却没有成为医生，而是追求与研究有关的兴趣。后来，他们都加入到对医学教育的批评之列，因为医学教育忽略了对医患关系的关注。
梅奥和亨德森都具有广泛多样的学术兴趣，例如哲学、历史学、生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等。在年轻的时候，亨德森学过哲学，一是师从罗伊斯（Royce），二是有一个好朋友埃尔默·萨瑟德（ElmerE．Soulhard）。当梅奥首次来到美国之时，人们便把他与萨瑟德的风格相提并论。1925年，当亨德森和梅奥第一次会面时，他们都对于有机体的机能如何与总体情境发生关系拥有相似的见解。此外，两人都把秩序归因于自然现象显而易见的混乱，这是因为他们首先假定，在社会的和自然的环境内部，各元素相互作用，有一股压力使各成分之间趋向于平衡与和谐。两人都把医学各学科的方法论应用于对人的研究，即进行持续密切的观察和实验，以提炼、理清和充实第一手资料。他们相信，唯有这种方法才能够把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工作从情绪化的、有偏见的和哲理性的不精确提升到备受尊重的科学层面。
然而，两人在利用学生来研究问题的方法上却有所不同0（9梅奥保持人文主义关怀，既关心学生对研究问题的体验，也关心问题本身，两者程度大致相当；亨德森则不然，他似乎运用他的个人力量来掩盖对学生的同情以免影响问题本身。对于某个出乎意料的研究发现或者半生不熟的提议，梅奥喜欢给出发人深省的、富有启发的和大胆牵强的解释。梅奥会在玩笑之间不费吹灰之力地解决一个问题。而学生就某个问题向亨德森求教时，学生要么因没有看出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而被斥之为愚蠢，要么亨德森当场要求界定问题的各个要素和准确地描述各个变量，并根据它们的相互关系科学地推导出可以检验的命题。而且亨德森不开玩笑。就这样，梅奥和亨德森沿着大相径庭的道路在科学上发挥着各自富有创造性的想像力。
当他们首次会面时，亨德森被两件事情所困扰，这些事情是科学家不能很快理清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开始相信有组织的社会处于危险之中，梅奥多年以前就担心不已，并为此经历了诸多痛苦。他认为，危险的根源潜藏在人的头脑中，尤其是煽动者、革命者和无能领导人的野蛮敌意，他们以民主的名义操纵群众的强迫观念。为此，梅奥求助于新心理学，而亨德森在听从了一个同事的建议之后阅读了帕累托的作品，由此给他对社会混乱的担心带来了秩序。后来，他把梅奥的思想传授给哈佛大学社会学学生和精选出来的教职员工，他视帕累托的方法为研究具体的而非思辨性的社会问题的最佳方法，并予以热烈拥护。梅奥使得亨德森对帕累托的兴趣增强了，他在需要时总是一个好听客，他认为社会学上的洞察力缓和了亨德森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梅奥帮助他变得更富于理解力、更富同情心、更具人文关怀。
在他们合作的早期阶段，梅奥注意到，亨德森“恢复到普通人性”并伴随了一种对精神病学的积极态度。也许，这种态度是亨德森在早期与精神病学家萨瑟德之间的友谊中建立的，萨瑟德去世时便消失了，而梅奥出现后它又重现了。对精神病学的关心也可能是由亨德森的妻子、负责一家精神病院的伊迪丝（Edith）重新唤起的。
有时候，梅奥在亨德森位于佛蒙特州的避暑别墅作客，亨德森则常常到梅奥家吃晚饭。两人既大快朵颐——亨德森的酒闷仔鸡与其说是一道菜肴还不如说是庆祝美食，也品尝法国美酒。当梅奥夫妇决定多萝西娅应该与女儿一起住在英国时，这两个男人共同的孤独便把他们更紧紧地吸引在一起。他们在工作上似乎极为密切；他们的办公室在一起，他们一起吃午餐，他们还共享一份巨额研究资金，并控制了管理这笔资金用途的委员会。在商学院，他们的个人影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可以随意进入唐翰的办公室，马上参与讨论，全然不管谁和院长在一起，这种特权是商学院其他教职员所不具备的。
在商学院的头四年，梅奥曾设法让当地商人对他处理工业中人与社会问题的方法感兴趣，但因遭到反对而没有成功。反对之声既来自商学院内部，也来自寻求梅奥帮助的企业。商学院的同事认为，研究疲劳、单调和士气对于培训商业人士是不合时宜的。而且，专门的、密切的和费时的指导对于工作场所中人的问题的理解虽属必要，但指导本身费用高昂，而从中所得的回报既难以看清，也难以证明在商业环境下的正当性。学生之所以反对研究工业组织中人的问题，是因为在工商管理中，这是一个崭新的有待发展的领域，而在其他领域中则可以赚取更高的薪水。
在工业内部，由于梅奥倡导的变化对某些人的势力影响甚大，因此他的想法便遭到其中最受影响的人士的反对。“我们的主要问题，”奥斯本在梅奥进入商学院两年后写信给唐翰，“是赢得工业界领袖的信任与合作……（然而）在我们已经获得了管理层和部门主管的合作的任何一家工厂中，我们还不能够开展工作。”
例如，在一家公司里，梅奥能够赢得高级管理层的信任和员工的合作，但是中层管理人员和领班却没有提供什么帮助，因为后两类人对他的研究感到担忧并加以阻挠。通常，梅奥先为前来诊疗所向工业护士求医的员工看病，目的是研究疲劳及其影响。在护士为员工测量血压的过程中，员工会谈论他们的成见。在梅奥看来，这样的信息暴露了工作中的人的问题及工厂各部门中的生产、劳工和组织的困境，这样他就可以确定他的研究在何处能够带来最大的益处。但是，中层管理人员和领班意识到梅奥的工作所引起的组织变化会破坏他们的管理，却看不到与诊疗所的合作会为自己带来丝毫利益。他们让合作远离他们的管理问题，之所以容忍之，只是为了取悦公司的保险人。
梅奥在美国橡胶公司（UnitedStatesRubberCompany）开展的研究，例证了他早期工业研究工作所采取的方针。1928年2月20日，美国人事管理发展领域的权威、该公司劳资关系部主管秦（c．s．Ching）交给梅奥一份报告。报告是由美国橡胶公司位于东坎布里奇的一所工厂的劳资关系经理助理马里恩·李（MarionLee）撰写的，题为“对涉及工作场所的疲劳的研究”。梅奥先对秦的研究表达恭维，并力图用自己的一项研究来充实上述研究。梅奥的研究旨在改善对工人的遴选工作。他写道，光有医学标准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即使合适的人员在工作绩效上也有差异，必须通过持续不断地核查工人的岗位表现来研究他们的能力。梅奥提到了一些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发现表明，较低的效率和糟糕的士气是悲观成见的征兆，后者预示了机体上的疲劳，这种疲劳归咎于不适宜的工作条件和职业才能的缺乏所引起的代谢紊乱。他认为，阿迪氏指数（AddisIndex=脉搏率×脉压／100）将有助于确定易受这些不利工作条件影响的工人及对工作缺乏兴趣的工人。对于有效率、生产率高的工人，他们的阿迪氏指数在白天是稳定的，但是，“某些显著的变化意义重大，这时的产量低于个人平均产量的20％～30％。这样的变化表明了更低的产量、机体健康度下降（例如甲状腺不足、月经来朝）”和工作能力下降，“而工人常常没有意识到健康状况在下降”。梅奥提议利用马里恩·李所提到的工人，来察看阿迪氏指数是否量度了工人在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上的变化。
秦支持梅奥的提议，并通过工厂厂长伍德沃德（G．Woodward）安排奥斯本于1929年1月到工厂拜访马里恩·李及其上司奥尔斯特罗姆（D．F．Ohlstrom）。一线主管预计会反对这项提议，所以在试验性的工作开展以前，梅奥向他们和工厂委员会发表了讲话。同时，奥斯本友好地对待工厂的医生和护士。他们理解并赞同梅奥的计划，但他们说，工厂管理层以前对相似的和有关的事务没有给予过任何合作。奥斯本还发现，工人中有许多爱尔兰裔和葡萄牙裔工人，为了防止他们内部打架斗殴和变成捣乱分子，领班把不同国籍的工人混编在了一起。
梅奥就他的计划发表了三次讲话，每一次他都能使他的讲话投合特定听众的兴趣。他说，与关于人类的行为与体验的知识相比，工作的机械化进步更快，工作劳累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需要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它还引起许多不为人知的心理学和生理学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生产、缺勤和员工的流动率。最好是通过对工人一天工作中的变化情况加以研究来解决这些问题。
1929年2月下旬，奥斯本和罗特利斯伯格为需要得到诊疗所帮助的工人量血压，并倾听他们的谈话。在3～4月间，洛夫金加入进来。在白天规定好的时间里，他也对在岗人员测量血压，计算每个部门的平均阿迪氏指数，并记录个体偏离平均值的差异，且把这些测量值与产量数字联系起来。
洛夫金撰写了有关这项研究的报告。阿迪氏指数与劳动量的消耗相关，它能够显示出所消耗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比率。洛夫金原本计划开展更多的研究，但是在1929年5月，公司的产品需求量下降了，随后的公司重组使研究不可能继续下去了。随着商业萧条的深入，工人的士气下降了。部分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梅奥被邀请回来，就上述报告的内容及涵义向负责劳资关系的官员讲话。他主张采用他在西部电气公司（芝加哥）那里所看到的系统休息制度和面谈法，但是美国橡胶公司的生产经理对于这样的建议不屑一顾。到1930年5月，商业萧条差一点让这家公司寿终正寝，梅奥与这个公司的合作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