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想象，在刘邦出生的战国末期，男女野合的社会风气虽然不比上古时代那般随意，但也一定是潜流暗涌。在当时那样的社会风气之下，刘媪与其他男人野合而生下刘邦，应当是件十分合乎情理的事情。
既然说刘媪与其他男人野合生下了刘邦，那么，刘邦究竟是谁的血脉呢？这里来说答案——刘邦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就是后来被刘邦封为燕王的卢绾之父卢太公，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这位卢老爷子为“卢绾亲”。
“卢绾亲”与“大泽之陂”事件
有关“卢绾亲”的情况，史料记述不多，故在论证“卢绾亲”就是刘邦的生身父亲之前，有必要先从刘邦与卢绾之间的关系入手，侧面了解一下这位“卢绾亲”。
在《史记·卢绾列传》中，司马迁如此介绍卢绾：“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卢绾以客从，入汉中，为将军，常侍中。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
卢绾与刘邦“同里”，这里先解释一下“里”。里是自春秋以来整个周朝时期各诸侯国普遍实行的一种基层管理组织，其职能大约相当于现今中国的行政村。所区别的是，古代的里，通常是用围墙圈围起来的一个封闭性社区，其出入口设置里门，由监门（相当于今天的保安人员）把守，按规定的时间晨启昏闭。
每里有多少户口？各国规定不一。战国末期，也就是刘邦出生的时代，楚国每里约有五十户人家居住，政府以里为单位实施政教、征调徭役以及收取赋税。
里的核心领导是里正，一般又被称作“父老”，职位类似于现今的村长，但似乎比村长更有群众威信。因为除了当时政府授予的行政权力之外，揣摸“父老”二字的含义，还有“家长”的意思，敢情当时的社会规范是把同住一里的居民当成一个大家庭来看待。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者总是以“民之父母”自居，里的如此设置——诸如围墙而居、父老主事等等，应当也是基于此种理论的。
刘太公与卢太公同居一里，并且两家还十分亲善。公元前256年，这两个家庭同年同月同日诞生了男孩，同里的乡亲们纷纷持羊携酒前来祝贺。可以想象，当时两家人一定是大摆宴席，中阳里也一定如节日般喜庆和热闹。据《史记·卢绾列传》记载，除里人同贺两家的“弄璋之喜”外，在刘邦、卢绾两人长大以后举行成人之礼时，里人“复贺两家羊酒”。
一向惜墨如金的司马迁在这篇数百字的传记中，不惜花费笔墨，两次记述“里中持羊酒贺两家”这件芝麻小事，明显有些小题大作。何以如此，司马迁有他自己的用意，即欲借助此细节向读者传达有关“卢绾亲”的某些特殊信息。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
中国的百姓自古以来就有趋炎附势的特性，虽然平素人们总是极力掩饰自己的这种特性，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有权有钱之人，往往就是比穷人更能获得别人的巴结与尊重，此等世风乃不争之事实。因此，从“刘、卢两家得子，全里人送礼庆贺”这件事来推测，这两个家庭起码应该都是中阳里混得不错的人家。
刘太公的家境比一般农户要好，原因是太公会“治产业”，这在史书文献中多有记载。两家得子，里人大张旗鼓地前往庆贺，结合中国历来“权钱相契”的世风去看，刘家有钱，卢家应该就是有权。由此来推测，卢太公应当就是中阳里的“父老”。
如此一来，司马迁的用意轮廓也就渐渐明朗了。上文讲过，刘媪在离自家不远的“大泽之陂”受播“龙种”，产下刘邦。从科学的角度讲，这位播“龙种”者一定是位男人；从人性情理的角度来讲，这个男人与刘媪即便不是情人关系，起码也是相互熟悉乃至两情相悦，这才你情我愿地发生了肉体关系；再从古代农村人烟稀少，妇女们的社交圈子狭窄有限这些因素来分析，这个男人应该就定居在中阳里。
根据笔者所考，刘邦诞生时期，在历史文献中露过脸的中阳里的成年男性，除去刘太公，就只有这位“卢绾亲”，再结合司马迁的其他暗示，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位“卢绾亲”就是在“大泽之陂”与刘媪野合之人。
当时，刘媪虽然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估算起来其实最多不过二十四五岁，正是女人怀春的年纪，而“卢绾亲”无疑也是一个优秀的男人——他年轻英俊，十分健谈。这从“卢绾亲”能够当上里中父老且血缘亲子刘邦长得相貌堂堂、迥异于刘太公的其他几个儿子等细节可以推测得知。说明一下：读者朋友不要下意识地认为“父老”一定就是上了年纪的长者。前面说过，“父老”其实是一个行政职务，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村长，只要有威信，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出任此职乃是十分寻常的事情，因此，估算起来，当时的“卢绾亲”最多也就是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有了这些前提条件，接下来的事情就不难理解：“卢绾亲”年轻英俊，有水平有能力，又与刘太公“相爱”，两家关系亲善，彼此走动频繁。不知不觉中，刘媪便对“卢绾亲”产生了爱的情愫。“卢绾亲”也不过只是一名凡夫俗子，难经女色诱惑。久而久之，两人便自然而然地突破了朋友关系的界线，以至于在公元前257年夏天某个电闪雷鸣的下午，刘太公亲眼目睹了这对男女在“大泽之陂”的野合。
“大泽之陂”野合事件发生之后，刘太公是否曾就此事与“卢绾亲”理论？我们不得而知。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思想准则及行为规范，皆与其个人利益及时代的道德伦理规范息息相关。今天的国人之所以不能其容忍配偶对己不忠，大致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认为配偶不忠会有损于自己的社会形象评价；再就是担心将由此而可能导致最终失去该配偶，心理上感到恐慌。
就当年的刘太公而言，这两种因素都不存在。其一，前面讲过，秦汉时代的社会舆论对两性关系持宽松态度，许多地方甚至有“宾客相过，以妇侍宿”之风俗，可知当时的社会尚没有“出轨”及“戴绿帽子”之类的道德评判。其二，“卢绾亲”是里中父老，人家有老婆孩子，还与他刘某人是朋友，绝无可能拐走同里好友的老婆。
再换个角度去想，“宾客相过，以妇侍宿”——这个习俗的本质不就是为了取悦“宾客”吗？眼下与老婆野合的这个男人既是里中父老，又是自己的哥们兄弟，既然他俩你情我愿发生关系，那就碍不着他刘某人什么事情！基于这些理由，刘太公在事后应当是对此事持宽容态度的。这一点史料也有记载：两家依然亲善，不仅大人们依然“相爱”，就连后来出生的刘邦与卢绾也同样“相爱”。
说来也巧，就在“卢绾亲”在为刘媪播种的前后，他自己的老婆也有了身孕，两个女人竟然在同年同月同日诞下麟儿！里中乡邻前来两家祝贺，“卢绾亲”自然十分高兴。面对前来贺喜的乡亲，刘太公应当也是一副喜气洋洋的神情。
兄弟“相爱”
刚才结合史料为读者解析了“大泽之陂”事件的谜底，接下来我们还可以通过刘邦与卢绾的“相爱”，来佐证两人的亲兄弟关系。
刘邦与卢绾渐渐长大，两人一起玩耍，一起上学，可以说是两小无猜；即使长大成人乃至多年之后，两人也依旧情同手足。维系二人之间关系的难道仅仅是早年的友情吗？刘邦是否清楚他与卢绾之间所存在血脉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既然司马迁等历史学家不便明示，我们就让事实来说话吧。
史料记载：公元前209年，刘邦私自放走役徒，起兵造反，卢绾紧紧跟随。刘邦进入汉中时，卢绾已官至常侍中。汉军还定三秦时，卢绾更是被升任太尉。汉初的太尉之职相当于全军的总参谋长，位居包括韩信在内的所有诸将元勋之上，与丞相萧何分别占据了汉王刘邦的军、政最高领导职位。此间，卢绾还被封为长安侯，而长安又是后来汉王朝定都的地方。卢绾在刘邦心中的位置，由此可见一斑。
查阅史料文献，在追随刘邦征战的整个建国过程中，卢绾始终是以“常侍中”和“太尉”的身份陪侍刘邦，随意出入其“卧内”。他既不像韩信、黥布等武将，有斩将夺关之功，又不像萧何、张良那样总理民政，有运筹帷幄之谋。然而，刘邦给予卢绾的恩遇却是——“至其亲幸，莫及卢绾！”
有权享受出入刘邦“卧内”这一特殊恩遇的，除了卢绾，再就是刘邦的胞弟刘交。刘邦自起兵造反之后，许多军国大事都是同这二位商量之后裁定，许多命令也都是通过他俩向外传达。然而，即便是胞弟，刘交所受到的恩遇也无法与卢绾相比——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封卢绾为燕王；而在此时，刘邦的儿子、兄弟及宗亲之中，尚无一人封王！
对于卢绾封王，有一个掌故值得说道，据《史记》记载，刘邦降伏原燕王臧荼之后，有意封卢绾为燕王，可是顾虑到众功臣可能会心理不平衡，就耍了个花招：他下一道诏令，让元勋功臣们自己推举人选。大家其实心中都明白刘邦意属何人，只得顺着皇帝的意思推选了卢绾，并且违心地说：“太尉、长安侯卢绾追随皇帝平定天下，功劳最大，理应当燕王。”于是，刘邦便顺理成章地颁诏封立卢绾为燕王。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幕走过场的政治活剧，颇似后世政权中的一些人事更迭现象，十分耐人玩味。
位高权重、备受皇帝恩宠的卢绾，他究竟有何德何能、何功何劳？笔者遍查史料皆未发现有任何相关记载！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与刘邦同乡同学同年同日出生，早年陪伴刘邦逃过难，以后又忠心耿耿地追随刘邦，就能获得如此恩遇吗？照此而论，萧何、曹参、夏侯婴、樊哙、周勃等人，他们同样都是刘邦的故交，并且每一位都是舍生忘死地追随着刘邦！可是，刘邦在骨子里始终没有把这些人当作心腹看待。不但不当心腹看，刘邦在当上皇帝之后曾将第一功臣萧何下狱；又曾仅仅因为别人的一句谗言，就命令陈平为钦差，要他立斩领兵在外的樊哙——樊哙可是刘邦的连襟兼鸿门宴上的救命恩人呵！刘邦如此绝情和狠心，由此可知情义在他心中的分量！
不唯萧何、樊哙等功臣元勋，大汉建立之后，所有被封的诸侯王，包括以后陆续册封的刘姓诸侯王，比如刘邦的同胞兄弟刘仲、刘交等人，他们所得到的恩遇都远远不及卢绾。对此，《史记·卢绾列传》如是评价：“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
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人的感情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变得麻木和淡漠。刘邦起兵之时已年届四十八岁，到称帝之时已是年满五十六岁的老人，若是仅仅凭着两人早年的那点友情，刘邦就给卢绾如此的恩遇，这种逻辑实在有悖常理，也无法令人信服。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判定，刘邦心中应当早就清楚自己血管中流淌的是卢氏血液，故将自己的恩宠第一个赐予卢绾，而后才是刘氏宗亲和功臣将相。司马迁在《史记》中刻意搬出“卢绾亲”，并且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刘、卢“相爱”，竭其所能地向后人传达相关的暗示，其用意大概也正是着眼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