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泽“龙种”——汉高祖出身之谜解析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由平民出身的开国帝王，尽管在他打下天下之后，其亲属近臣、御用文人以及市井小民，有意或无意地以粉饰之笔和溢美之辞来替他隐恶扬善，甚至杜撰故事将他神化。但是，明眼人心中都很清楚：刘邦不是神，说到底，他仍摆脱不了肉体凡胎这一事实！
翻开《史记·高祖本纪》，文章开篇赫然宣称刘邦是龙种——乃其母刘媪与天神蛟龙交配而产下的孩子。这个说法实在荒谬！且不说人类至今尚无法证实世间是否存在蛟龙这种生物，即便存在，若说爬行纲蛇目的冷血动物能与哺乳纲灵长目的人类交配，而且还能产下人类的孩子，在生命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有谁还会相信？
毋庸置疑，刘邦不是蛟龙的儿子！当然，据笔者考证，他也不是刘太公的亲子。那么，刘邦到底是谁的血脉？作为一位被后世公认的正直史家，司马迁为何也要人云亦云，将民间的离奇传说堂而皇之地记载到正统严肃的史册上？
一、刘氏家族溯源
公元前256年，沛县丰邑（今属江苏省丰县）中阳里的一个寻常农户家里响起一阵啼哭，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实践中央集权制度的王朝——汉帝国的肇基者刘邦诞生了。这是一位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影响的开国帝王，历代以来，关于他的身世有许多离奇的传说，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刘邦真实的家世渊源。
名份上的黄帝后裔
关于刘氏的起源与世系，历来众说纷纭。笔者参阅大量史料文献考证：刘氏始祖可追溯到华夏始祖黄帝的第五世孙帝尧。帝尧本姓祁，号陶唐氏，生子源明。源明被封于刘地（今河北唐县），以地得姓为刘，刘源明即刘姓始祖，所以，刘邦在名份上乃属于黄帝后裔。
刘氏传到夏朝的第13代国王孔甲当政时，家族中出了个做官的人叫刘累，被夏王封为“御龙氏”。从封号的字意分析，这个刘累大概是为夏王管理出行或驾车的人。
后来，刘累获罪于夏王，被迫带着家人逃亡。到周朝的春秋时期，刘累后人在晋国定居下来。这个时期，刘氏家族中又有一个人做官——出任士师（官名，负责国家司法的官员），于是，这个家族便改以官名为氏姓——姓士。此后不久，士家又出了个人物叫士会，此人靠能征惯战当上了晋国的大将军，封邑于范（今河南范县），故士会在历史上又被称作范会或范武子。
周襄王三十三年（公元前620年），士会在与政敌的斗争中失败，为躲避灾祸，便带族人逃到秦国。周顷王五年（公元前614年），士会受晋国的相国赵盾之召，重返晋国任职。此时，士会家族中有一部分族人厌倦了公卿豪门那种倾轧争斗的生活，甘心过贫穷但却快乐的农耕日子，于是他们便留在秦国务农。待士会走后，这些留下来的族人又恢复了其刘氏祖姓，此举或许也有与士会划清界线兼怀念祖先之意。
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晋国不复存在，士氏由此成了魏国的臣民。这个时期，士氏在朝中的权势也日益衰落，为避免招致宿敌的报复，惹来不必要的灾祸和麻烦，士氏家族便也恢复了其刘氏祖姓。
战国初期，魏国日渐强盛，魏惠王自安邑（今山西夏县）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并动迁了许多百姓，刘氏族人随着这次迁都来到了大梁。周郝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6年），魏国联合齐国和楚国消灭宋国，瓜分了宋国土地，原属宋国的沛县，从此纳入楚国的版图。这次战争结束之后，刘邦的祖父丰公便从魏国大梁迁移到楚国的沛县安家落户。
关于沛县刘氏的迁徙，《汉书·高帝纪》如此记载：“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这些记载与上文所考史料基本贴近。但是，我们凭什么来判定楚国沛县的刘氏是在刘邦祖父丰公这一辈迁徙而来的呢？读者请看：魏、齐、楚三国灭宋是在公元前286年，而刘邦出生于公元前256年，这中间相差约三十年，从刘邦出生之年往上推算，恰好也就推到他的爷爷丰公这一辈，与《汉书》的记载完全吻合。
由于刘氏迁居沛县的时间不长，《汉书》称刘氏留在丰邑的坟墓极少，而关于刘邦祖父丰公这个人，《史记》上甚至连其名字都没有留下。据笔者从其他史料考证：丰公名仁号，讳荣。《汉书·高帝纪》称丰公为太公之父，因定居丰邑，故号“丰公”。当年，三国灭宋的战争结束之后，楚国出于休养生息的国策需要，以优惠政策从邻国招募移民，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国籍概念比较淡漠，于是，丰公就带领家人由魏国辗转来到楚国的丰邑。从此，丰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丰邑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庄户人家生活，最后默默无闻地死去，仅在沛丰的无名小山上留下一抔毫不显眼的荒坟而已。
丰公的儿子媳妇，也就是刘邦的父母双亲，由于是平头白姓，他们同样也未在《史记》上留下名字。《史记·高祖本纪》如是记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
“刘太公”和“刘媪”这两个称谓，译成今天的白话，无非就是“刘老爷子”和“刘婆婆”之意，显然不是什么正式名讳。不过，笔者通过其他文献中考证，发现刘太公和刘媪原本也是有名字传世的：刘太公名湍（又名执嘉），字显初；刘媪姓王，名含始。
《史记》之所以略去了他们的名字，原因大概有二：其一，为了叙述简洁方便；其二，两位老人本身没有什么功业建树。司马迁故此沿袭他们当年在沛县乡间的习惯称谓，以“太公”、“刘媪”呼之，情理上也讲得过去。
“太公”在封建社会是个尊称，一般情况下，只有那些家境殷实、有些脸面的中老年男子才配获得这个称号；而“媪”则是当时民间对中老年妇女的习惯称号——嫁入夫家的在“媪”字前面加上夫姓，终生未嫁的则依旧冠以父姓。
有关“媪”这一称呼，《史记·高祖本纪》中留名的还有一位叫“王媪”的女人。这位王媪是丰邑街头开酒馆的一位老板娘，刘邦早年曾与其相好多年。她名字中这个“媪”字的来历应当与刘媪同出一辙。这些当事人在年轻时期应当是被乡亲们直呼其名的，只是在进入中老年之后，才得到“太公”、“媪”之类的称谓。乡民之间如此称呼，显得亲切自然。
刘太公夫妇在沛县丰邑的中阳里生儿育女，过着平凡的庄户人家生活。乡邻们怎么也不可能想到，寻寻常常的老刘家，有朝一日竟会走出一位叱咤风云的天下共主！
二、刘氏起源与世系考证
前面说过，刘姓远古世系乃以黄帝为远祖，以黄帝六世孙刘源明为刘姓始祖。另据笔者考证，从刘源明到刘邦共计七十五代，据此推算，刘邦名份上是黄帝的第八十世孙。为便于读者考索，现将刘氏世系谱制成《刘氏起源与世系表》，附下：
三、刘邦诞生的真相
在刘邦一生的谜团中，争议最大、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当属刘邦诞生之谜。围绕着刘邦的诞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刘邦乃是“卢绾亲”的私生子。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中已有明确暗示，只不过这些暗示容易被读者忽略罢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暗示
大家知道，汉高祖刘邦的诞生颇具神话色彩，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开篇就讲：某天刘邦之母刘媪躺在“大泽之陂”休息，恍恍惚惚中感觉到有一位天神从天而降向她走来，接着便与之行巫山云雨之事。此间，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刘太公放心不下自己的妻子，赶到“大泽之陂”寻找，却见一条蛟龙盘伏在妻子身上。刘媪自此有了身孕，经十月怀胎，生下了汉高祖刘邦。
不消说，《史记》中的这段记述显然过于离谱：蛟龙原本只是中国人幻化的一种神物，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现实中还从来没有发现过此类生物的证据。况且，蛟龙尚能与人类交合，而且还生出了人类的血肉之躯，这种鬼话，在生命遗传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相信的！
可是问题在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一位秉笔直书的正直史家，其治学态度之严谨，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人所公认，他怎么可能在汉高祖诞生——如此重大的事情上，胡说八道，荒谬至此呢？
其实，在记述刘邦出身的问题上，司马迁可谓费尽心机。马司马迁著述《史记》，自称其目的是“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这与东汉的御用史家班固（《汉书》作者）替汉王朝歌功颂德的著书主旨截然不同。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司马迁完全是出于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态度，来写作《史记》这一伟大著作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史记》成书于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末年，其时的统治者刘彻乃是刘邦的后裔。作为刘氏皇帝治下的臣子，太史公司马迁固然能够在一般历史事件的记述上，尽量做到忠于史实。然而，一旦涉及某些敏感问题，尤其是皇族的某些隐私事件上，许多时候他也不得不采取自己惯用的春秋笔法，点到为止，而把某些暗示蕴含其中，留给后人去意会。
《史记·高祖本纪》曰：“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笔者认为，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应当是基本忠于当年“刘邦诞生”之传说的。然而，忠于坊间传说却并不等于忠于事实真相，因为这个荒谬至极的传说，显然就是人们编造附会出来的神话！那么，汉高祖诞生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有地理知识的人们都知道，在现今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湖泊众多，草泽遍布，而其中的某个未名湖泊，应该就是《史记》所称的“大泽”。有些刘邦传记作者不加思考地进行附会，或称刘媪回娘家路过“大泽”，或曰寻找放牛的儿子来到“大泽之陂”，并根据《史记》中的记述，人云亦云，煞有介事地去描述刘媪在湖边与蛟龙做爱的场景。其实，刘媪因什么缘故来到“大泽之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伏于其上”的是否蛟龙？如若不是蛟龙，那么，伏于刘媪身上的究竟又是谁？
说实话，为刘邦这位开国帝王的不凡来头造势，汉王朝的臣民也确实需要借助这么一个“大泽”。因为蛟龙栖大泽，有了“大泽”，就有了这位开国帝王的神话源起之地。聪明的司马迁正好借用“蛟龙播种”这个荒诞不经的坊间传说，来给后人一个鲜明暗示：即刘邦不是刘太公的亲生儿子，自然，他也绝对不可能是蛟龙的后代——刘邦乃是其母刘媪与他人野合而生下的孩子。
在两性关系尚显原始的上古时代，配偶关系最初并非是固定不变的，直到春秋时期，父系宗法制度才逐渐形成，夫妇关系也才开始逐渐固定下来，但两性关系仍然相对宽松。举个典型的例子——孔子，这位被后世誉为“至圣”的儒家先师，他便是其父叔梁纥与颜氏女子野合的产物。到了两汉时期，这种宽松的两性关系状况依然存在，如汉武帝时代，蜀中才女卓文君与风流才子司马相如连夜私奔的浪漫爱情故事，开放而热烈，脍炙人口两千余年。另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直到东汉时期，中国北方地区仍存有“宾客相过，以妇侍宿”的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