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谈起自己儿时即最好的朋友、外甥女孙维世，那种沉痛、平静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然而老人仍这样说了：“现在的情况是，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不诅咒你们，但你们是谁？我想宽恕的，是谁？”
宗璞记得，“外祖父一次来京，那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他对我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他忧形于色，那衰老的面容，至今在我眼前。”
冯友兰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一
王克明先生是我多年前就有所接触的一位学者。在一次饭局上见到他，朋友介绍说，克明先生写了一本专著，跟我一再强调的汉语研究有关。过了几天，他就亲自送来《听见古代——陕西话里的文化遗产》。初翻之下，大为惊奇。原来被我们现代人视为“土得掉渣”的陕北话里竟有那么多的古语。在书里，王克明先生列举了上千条找到古语出处的词语，证实其为我们固有的“雅语”，其中有悠远时空的消息。如“婆姨”称呼，源自佛教；“后生”一词，来自《论语》；“倒灶”一说，本于汉代；“为甚”口语，演自唐朝……
只是我当时心浮气躁，尚不能由此进益并把握此书呈现的多重意义。且觉得语言学非我所长，发言不好；又看到克明先生知青出身，在我这一代人心中，知青几乎是先天不足后天匮乏的象征，似乎知青从未拥有知识的真正质地。因此，我虽然朦胧意识到书的不同凡响，却由于这多重原因未能认真对待，给予评介。
好在克明先生并不责怪我的沉默，在这样一个浮华时代，对任何重大社会精神事件的沉默其实是一种失职，而这些精神个体，往往只能在自觉自度里面对自己的觉悟无可奈何……至于我自己，在精神的进展之路上也一再领教到此种沉默冷遇带来的孤独和无奈。当我断然离开首善之区，到边陲地带生活两年之久，我多次理解到中国精神个体孤独生长的况味。我甚至痛苦地意识到，国是艰难，社会转型漫长，现代化遥遥无期，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失职，在于因失职而带来的共同体的有效人群基数太小。沉默的大多数再大再多，若少了有效的精神个体，仍只是零的加和乘，而非真正的文明力量。因此我后来完全同意精神分析大师荣格的话：“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本是不重要的，说到底，最重要的事乃是个人的生命，只有它创造着历史，只有这时，伟大的转变才首次发生。”
而当我跟乡民、道士、地方野老……相处日久，从实践和思辨两个领域抵达同一目标：时空之美。我意识到，最为我们的精英学者神秘化、书斋化的古代社会，原来也存在在当下。即空间感的扩大带来时间感的延长，因此，孔子不如战国和秦汉的儒生们理解尧舜之间的开辟；反过来，时间的过去或未来维度在空间里可以找到影子，一如我们的未来维度一度在苏联、一度在西方，而过去在乡村。这个孤独探索形成的结论跟克明先生的方言观察异曲同工，只是我回到北京，尚未来得及向克明先生报告拙文“时空之美”，就收到克明先生的新著——他花费数年时间，为母亲整理的口述私人记忆文字《我这九十年》。
翻读之下，再感惊讶。原来这个到陕北当过知青的学者，绝非寻常的知青或文青，他原来来自一个有厚重历史的中国家族。父亲王一达，乃北洋政府的将军之子；母亲任均，是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革命志士任芝铭老人的小女儿。在克明先生的周围，有着清末民初直到共和国的风云人物，从任芝铭、孙炳文、冯友兰、张岱年，到任继愈、孙维世、蔡仲德、宗璞……
二
读完《我这九十年》，一时感慨良多。看到媒体介绍，也多是编辑和普通读者们的感受，而少有学者的涉足。可知这样一本平实的口述自传仍为浮躁忙碌的学界忽视，无意领略书中所含蕴的时代社会消息。好在任均老人只想给孩子们留点故事，都没想到会出版福泽于世。
在给克明先生的简短邮件里，我说，从这本书中的角度看，“人生百年之跌荡、权势之更移，都是可圈点的社会教育的好材料；长者之善通过细节表达得极好，不像时下流行者动不动要辩解什么或美化什么”。一种消费型读者希望看到“分析与反思”，只能遗憾“在分析与反思上，并无特别出彩和沉重的地方”，甚至分析说老人“没有强烈的痛感，也就缺乏反思”，说老人“对历史一脸天真”等等，多半忽略了本书的个人本位或说亲眷之情。
任均老人的亲友中阶级成分之复杂几乎囊括尽了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这样的人有无“强烈的痛感”绝非对历史谬托知己者所能领略。只是一个本分的老人永远含蓄而和气，历史的惨烈在积淀中自然开结出至今尚未被当代流行文化思潮重视的花实，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比如老人谈起自己儿时即最好的朋友、外甥女孙维世，那种沉痛、平静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然而老人仍这样说了：“现在的情况是，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不诅咒你们，但你们是谁？我想宽恕的，是谁？”
时至今日，还有类似小报文章在说孙维世死时的惨状。这位“红色格格”、******的养女，在“****”中离奇地死亡，至今仍给了无数文人道听途说、添油加醋般的想象，如说：“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惨死狱中。死的时候，手戴镣铐，浑身****，遍体鳞伤。那一年，孙维世48岁。”如说：“孙维世也于1968年10月14日瘐死狱中，年仅46岁，据说死亡时浑身上下只剩下一副手铐，颅内被钉进一根铁钉……”自然，更多的是猜测她跟领导人甚至其养父之间的暧昧关系。只是这些文字多是文人之笔，而少查证谨严的史家之笔。这些加在亲人身上的想象，甚至泼在亲人身上的脏水，任均老人也许并不知道，她只知道“没有任何家人见到过维世的遗体”。
类似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如谈起三姐夫冯友兰先生：“我觉得芝生兄这个人，一脑门子学问，是个真正的学者。他从清华转到北大后，好一阵子不让他教课。有他的课时，学生们都准备着批判这教授。可是，他不论是在逆境里，还是在顺境中，总是那么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样子。我觉得三姐跟他在一起，心也一直很安静。”1977年，三姐病重，“我又去三姐家，带些鲜姜。那时传说姜能止痛，可是定量供应，一家才能买二两姜”。
时至今日，我们太缺少足够的个体精神的营养，这其中，就有家风家教的匮乏；而任均老人的记忆中，最珍贵的就是亲人之间的温暖、立身处世的规矩礼仪。用宗璞的话，这些最基本的常情常理常识，才是最为重要的。“不是思想型的人，她久经锻炼，仍保持常识，不失常情常理，从无肃杀教条之气，实可珍贵。”
三
为了了解这样一个家族的氛围，我跟克明先生交流了几次。“在社会激荡的时代，外祖父让他的女儿们读书念新学，不成为旧时代的女性，同时又有严格的规矩教育，即三从四德那种。旧养和新学的教育，使女儿们有规矩，有文化，有大家闺秀的气质，便有了自主择婿的要求和眼光。另一方面，外祖父以国家为念，也对女儿有重要影响。”克明先生说，“外祖父给女儿们打下了教育、修养的基础后，任女儿自主择婿，自主选择人生道路，而不像旧家长那样为孩子规定人生。”“这些家教里的东西，由女儿带到各自的家里，丈夫们也都有学养，便使每个家庭都继承了外祖父那里的一些东西，如懂规矩，如念国家。”
为了证实自己的感觉，克明先生去问他的母亲，任均老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规矩啊，让我们懂规矩。”克明先生认为，对女孩子的家教，规矩应该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这是有修养的基础吧。
随后克明先生寄来一些材料，让我一睹百年前任家家风。任芝铭先生投身时代社会变革的洪流，却在给妻子、女儿的信中体现出修养共勉的浓浓亲情。如写给妻子：“平女在家读书，恐难进步。因私塾教授，多不合法之故。来鄂后当令入此间小学也。”“我因恐宁外孙久不上学，日渐堕落，昨同老田由长沙搭车，今午来到武昌。拟令宁外孙随老田到新蔡住。俟暑假后，再送往别处上学。”“闻县中驻军均开往北伐，留者仅只一团，足见任军长深明大义，良用钦佩！四境土匪能敛迹否？人民负担，想必较前轻减。”如写给女儿：“我久出不归的主因，固然是时势所逼，不能不稍尽党员的责任。”“如果没人改正，你就能写这样好的信，那便是你读书很有长进。我真欢喜极了。……”这些家书都可圈可点，议时、议政、议教、议民生，不是我们现在所表现的家长里短，或所谓简单的嘘寒问暖，而是重视读书修养、人生境界，重视一个人的眼界和关怀。
任芝铭虽然有过无子的伤感，但自己的喜恶爱好一点儿也不瞒着妻子女儿，他极坦然地向家人表白立身处世的大道、国家社会一体的感觉，即个人幸福在于服务于国家社会。这种立身处世的大道，就是要读书识理、知书达理，要关心社会。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贫，他把这种情怀传递给妻女们了。他寄给二女任锐的一首诗说：人言生女恶，缓急慰情难。赖有音书至，报知骨肉安。任人呼伯道，望汝作罗兰。国事蜩螗里，北风增暮寒。
任锐即是后来******称呼开了的“妈妈同志”，在她的丈夫，朱德、******的战友孙炳文去世后，任锐把孩子们都送进了革命队伍。她自己则同样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家，她曾走上街头，慷慨演讲，愤怒谴责******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她在******上写道：任何依靠杀戮维持强权统治的政权都不会长久。她的示儿名诗是：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这个家族注意规矩，但绝不缺乏勇敢、担当。
四
这种家风家教可能是我们这个世俗得烂熟的文明最可宝贵的了。无论是革命世纪，还是改革年代，还是小康岁月，人们太容易被时流、主义、概念绑架，或者自以为极崇高，或者自以为极实在的世俗，都参与了时代社会的****乱动潮流。但太少有人能坚持一点自己，能坚持一点规矩，甚至理性和激情统一的勇敢。用******的话，人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遗憾的是，太少有人有着这种精神。任芝铭先生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在时代和人生之间，践行了这种精神，一种中道，即个人修养和家国情怀的统一。这种人生大道并非任芝铭个人独有，而是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受命之才士、圣贤、将相们共同践行的，只是在任芝铭先生及其亲人那里展示得极富有个性。
任芝铭先生的父亲是逃荒到河南的贫民，以贩卖青菜为生。虽然穷，却为人正直。卖菜时，发现人家给钱多了，就会挑着担子追，把钱还给人家，不占一点便宜。他的为人准则是：“穷也穷个干净。”虽然穷，却明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想办法让任芝铭读书，使任终成为清末举人。
而任芝铭先生的妻子张梦吉家境好得多，却自作主张，看中了任芝铭，因为“我就图他是个读书人”。这种夫妻患难与共的故事今天已经成了我们文明的一个隐喻，郎才女貌，唯美人欣赏才士，唯才士配得上这种心智的女子。张梦吉没有图错，任芝铭也以一生的风骨境界职尽了一个读书人的本分。他们培养的孩子也具备了这种精神，如克明先生所说的，懂规矩后的独立自主。
早年的任芝铭专心治学，不问政治。后来目睹清政府腐败，国难临头，就卷入了中国的革命潮流。他加入了同盟会，任本县支部长。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成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芝铭仍任支部长。1928年8月，任芝铭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开赴江西“剿共”，他愤而辞去该师秘书职务，回到家乡创办了“今是中学”，从事教育工作。他似乎成了一个天生的反抗者，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芝铭又一次投笔从戎，先后任国民革命军豫北师管区司令部参议、十三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等职。在这期间，他多次回家乡新蔡动员有志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并亲自把自己最小的女儿即任均送到延安。当时，得知任芝铭来到延安的消息后，******还专门为他举办了宴会，并对他说，任老先生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我们非常欢迎。任芝铭则回答：那边的空气太污浊了，我来延安透透新鲜空气。
1949年之后，任芝铭进入政协、人大、民革的行列。这个革命世纪的仁人志士，一生都寄托给了革命，但在土改时，他主张和平分田，温情良善地对待地主；镇反时刻，他从不主动去检举任何“敌人”。因为他虽然革命，却恪守着一个人的天良、规矩和最基本的常识，不为时世所变易。在三年饥饿时期，他以九十高龄写信给******总理，如实报告农村饥馑遍野之景。他在北京颤巍巍地对女儿任均说：“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甚至宗璞也记得，“外祖父一次来京，那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他对我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他忧形于色，那衰老的面容，至今在我眼前。”
任芝铭老人活了整整一百岁。到他晚年，经红卫兵批斗后，他已经看不懂时代的游戏或革命变异了，他向周围的人发出疑问：“是不是政变？”
五
对这个令人难以索解的革命变异，何止任芝铭一人发生疑惑，就是他的女婿、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也一度迷失其间。甚至今天无数的中国人仍在其间纠结，或以为自己看透了革命的本质。
真正走过革命世纪的任均老人没有多少高深理论，她对儿子王克明先生说的是：“咱们要实事求是。”硬要从历史里诠释或演绎出什么理论或学理框架，要历史里丰富的大小人物做理论的小部件，是任均老人做不来也无意做的。用那些习惯于真理在握者的老少论者所谓，她没有成为“两头真”式的人物。但用克明先生的话，“她有一种让人能细细体会的爱。”“伙夫、同事、保姆、老友、马夫、领导，没有区别，一样是朋友，她一样地记忆和怀念。”“唯有实事求是，才能使人不泯灭人性，才能使人有人性之爱。”
克明先生谈及当下时曾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天然地具有不带偏见的批评政府的自由倾向。这种倾向的产生便是缘于社会良心。而社会良心，产生于对利益的超脱和漠视、对公正的崇拜和信仰，还有人性的爱。”克明先生还说，阅读历史，阅读社会分裂的过去时代，得到的经验就是，不培养“仇恨和分裂”。
这在家族的历史记忆里走向了统一。因为任均老人的回忆即如此，而冯友兰先生，这位被李慎之先生称为“可超而不可越”的哲学巨人，在晚年的实践思考中即为国家进步尽了自己的经验智慧。遗憾的是，今天主流学界多忽视了冯先生的贡献。
1989年春夏之交，北大三角地极不平静，引人注目的消息接连不断，其中有一张北大教授们签名的大字报，排名第一位，就是冯友兰。季羡林和张岱年等七位大牌教授，排在冯先生之后。在此之后，则“以下基本按姓氏拼音顺序”。对于冯先生异乎寻常的表现，海外的林中明先生及时地冒犯而问：“为什么您这一次，率先签名，抗议政制贪污？”据说冯先生静默了一会儿，慢慢地回答：“这是为了中国的进步，我所应该做的事。”
这符合冯友兰先生的性格。他是一个平实的人，他不会慷慨激昂，或高论一时；他不会如新潮的理论家动辄到海外借来他人的理论，说什么告别革命、非暴力取胜一类的话，他用的是自家的宝库。
冯友兰曾被视为变节，阿曲******、江青，海内外士人因此对他失望，进而将他那深入浅出的思想当做没有知识价值或思想含量的东西。这种悲剧，一如本文开始时所述，实在是国家、社会的悲剧。真正的精神生长如此艰难，而新新人类或学界的新人类们竞相引来新奇的理论框架，以图框架住中国革命、******或他们以为的某个历史事件。
冯友兰晚年到了自己“飞龙在天”（冯自语“海阔天空我自飞”）的阶段，但他并没有像其他曾跪伏、后站起的人那样，把******和中国革命踹上一脚，或用各种材料、理论来证明其罪恶。冯尽可能还了******一个历史公道，冯说：“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且被认为是思想上的领导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因此，他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的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总结》里引张载归纳辩证法的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来批评马克思和******“仇必仇到底”的思想。其实“仇必仇到底”不只是马、毛的思想，也是西方“一神教”和“进化论”等思想的偏锋。冯友兰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对冯友兰来说，得出这类结论，一定不是书斋的空想，而有着现实的关怀。1985年12月 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举行九十华诞庆祝会，邀请梁漱溟出席，可是梁漱溟却借故“天气不好，不宜出门”予以拒绝。事后，梁漱溟给冯友兰写了封短信，说明没有出席寿宴是因为冯友兰“献媚江青”，但是，“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1985年12月24日，冯友兰造访梁漱溟，这两位老朋友终于会聚到一起。他们终于“相逢一笑泯恩仇”。梁漱溟先生去世，冯友兰写下挽词说：“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这一代以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学人走向了“仇必和而解”，只是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新学人们正拿来各自趁手的精神思想资源，彼此仇恨、漠视、分裂，而丝毫不在意对人性和生命的伤害。在他们眼里，老一代人对******的言论无足观，甚至无勇敢可言；老一代人的思想创造也失去价值，甚至无学理可言。我们文明的演进艰难因此可以想见，每一代人都自己要从零起步，而不能从上一代那里获得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