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第一次蒙冤被弃是从上海到“苏区”。1928年6月，****“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苏联人米夫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米夫其人，才学平平，但政治野心却极大，虚荣心也极强。他要求****最高领导层不但要绝对听命于他，还要在理论上绝对崇拜他，要视他为救世主。在****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连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的野心”。而生性耿直坦率的瞿秋白也不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两人嫌隙日增。瞿秋白的书生意气使他在忍无可忍时，干脆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这陡然增加了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
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米夫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的就是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刚刚加入****的王明，就有成为****最高领袖的野心。1927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王凡西，在他的《双山回忆录》中这样评价王明：“陈绍禹（王明）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弄无耻手腕的政客。”王明想依靠米夫的提携，获取****最高权力；米夫更想通过对自己言听计从、俯首帖耳的王明控制****，成为中国革命的“总设计师”。这还不算，以学者和理论家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米夫，自诩为中国问题“专家”，一心想在精神意义上成为****的偶像。而瞿秋白是****党内公认的理论权威，是挡在米夫前面路上不易推开的一块大石。米夫可以轻易改变瞿秋白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但要推倒作为理论权威的瞿秋白，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正因为如此，在六大上将瞿秋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边缘化后，米夫觉得还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在思想和肉体的层面上摧毁瞿秋白。（王彬彬：《瞿秋白胞弟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权力斗争？》）
为了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米夫对他进行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是在政治上予以闲置和抛弃。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扶持其门徒王明一伙上台，他们拿来开刀祭旗的第一个人就是瞿秋白。他成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活靶子。尽管瞿秋白在会上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此前的三中全会和政治局所犯的“错误”，但王明等仍毫不留情地将瞿秋白逐出了政治局。他们采取“去瞿留周”的策略，在会上宣布对******“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而对瞿秋白则穷追猛打，欲彻底批倒批臭，两次强迫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写声明书，公开承认强加给的莫须有罪名。四面楚歌中，李立三、张国焘、黄平等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一时竟也无情地翻脸，一起莫须有地指控瞿秋白搞“小团体”，用“两面派”手段在党内进行了“国民党式的****斗争”。（这怎能不使瞿秋白哀叹“每一个人的脸都看厌了”！）
面对这样过火的处理，生性坦诚的瞿秋白依然忍辱负重，甚至深为自己不能看出要立三路线危害之严重而感到内疚，他真诚地认为只有自己来承担责任才能在政治上起到教育作用。因此，他表示赞同远东局的处理意见，并检讨说：我的退出，绝不是自责似的退出，而是在政治斗争上的需要。他郑重地表示：这次调和主义的错误责任，在政治局里面，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立三路线，亦可叫他做秋白路线”（《瞿秋白文集》第7卷，第124—125页）。但是这种过份的自我批评，只能给新的****中央以更多不信任他的口实。
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正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他很快“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但对瞿秋白的清算远没有结束。米夫和王明把持的****中央政治局，开始秋后算账，对他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的表现做出决议，指责他以派别行动对王明等人实行压迫，对共产国际的清党表现动摇，对共产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等等。一顶顶唬人的帽子向瞿秋白压来。失去话语权的瞿秋白欲辩不能，只得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对所有的指责全盘照收，承认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甚至违心地承认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
瞿秋白被赶出政治局后，贫病交加，王明中央一个月仅发给16.7元生活费，远低于上海工人的一般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更何谈治病，实际上是欲置秋白于死地。本来，米夫、王明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自动退出革命舞台。但瞿秋白这样立志献身革命的共产党员，不可能只关心个人的进退荣辱，不可能真正脱离政治归隐田园。他并未对革命前途灰心失望，而是照样满怀热情，不断在****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杂志上发表文章，谈论革命斗争的策略问题。于是，“党内同志”抓住文中个别用辞不够确切的地方大做文章。1933年9月22日，已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发布《****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瞿秋白再次进行严厉的政治打击。“决定”指责瞿秋白发表的这些文章是“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声色俱厉地指责“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号召对他要“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批判。在小组批判会上，力主其事的****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对瞿秋白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瞿独伊：《忆秋白》，第231页）
一个立誓为“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而奋斗终身的人，却在革命阵营中成了“过街老鼠”，成为一个“生命没有寄托的人”。这使本已处于自责和负疚中的瞿秋白更加迷茫，更增痛苦。后来在《多余的话》中《何必说》一节中，他悲愤地写道：“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下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一个凄凉浸骨的“拉”字，含有多少悲愤和无奈之情啊！
临近年底，****中央派人向瞿秋白宣布了派遣他去江西苏区的决定。有人劝瞿秋白以身体需要调养为由拒绝前往，瞿秋白“有些怅然”，“沉吟了片刻”，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他当时体弱多病，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即允许相爱甚深的夫人杨之华同赴苏区以便互相照顾，但却被莫明其妙地拒绝。当时有同志实在看不惯，要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马上制止，不准为他这样已经挂了“号”的人再去作无谓的牺牲。这个时候的瞿秋白，简直是太窝囊了。然而如再表示半点不满，那就更没法活了。（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第600页）
早把命运交给了“革命”的瞿秋白，自然只能只能老老实实地被“革命”牵着走。既然这是“党的”的安排，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1934年1月7日，在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瞿秋白永别了妻子杨之华，踏上了去苏区的路。
去留心绪都嫌重
谁能想到，受挫落魄之前的瞿秋白，原本少年得志，一帆风顺。他在党内多年担任领导职务，深受共产国际的信任重用。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内，他几乎是唯一的俄语翻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高度评价瞿秋白，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内除了陈独秀、李大钊外“最好”的同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内“唯一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由于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他很快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成为落败者，而今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只能被“发配”到苏区搞点教育工作。这个时候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博古）为代表，留苏学生已经占据中央苏区各个权力部门的领导岗位，瞿秋白自然更不受重视。
我常常怀疑瞿秋白这种革命者，就是传说中那只不知疲倦的荆棘鸟，它一生休息的时刻，除非是它停止飞翔的那一刻，也是死亡的那一刻。换了别人，经受这么多打击挫折也许早已心灰意冷，偃旗息鼓。可瞿秋白心中的哀怨情绪很快烟消云散，重新燃起对革命真纯而炽切的热情。离沪后半个月，妻子杨之华收到瞿秋白托人带给她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到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这密语里的“老家”、“天堂”，显然都是指瞿秋白即将到达的中央苏区。寥寥数语，瞿秋白对离沪赴赣的欣喜、对革命根据地的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瞿秋白进入中央苏区后，担负起中央执委会委员和教育部长的职务，并兼任了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从革命的最高领袖转变为摇旗呐喊的马前卒，他并没有因为职务和地位的贬谪而自我放逐，反而以高涨的热情做着党交给的一切工作，内心十分愉快，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赞扬。这是他一生难得的清闲而充实的时光。
然而革命永远没有安逸的“天堂”，只有斗争中残酷的现实。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军事严重失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决定高层干部“走留”问题，因为高度机密当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所以关于瞿秋白是否被“扔包袱”留在苏区，才导致最后被捕牺牲的问题，直到今天学者们仍然各执一端，争议丛生。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走”和“留”都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都担当着艰巨的任务。“走”，要率领8万红军从敌人铁桶般的围困中突出去，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需要浴血奋战、风餐露宿，而红军要在漫漫长途中寻找一块新的根据地立住脚，更可谓前程难料，凶吉未卜；“留”，当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到处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而且中央还赋予留下来的同志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们要牵制敌人、开展游击战争，时刻准备迎接大部队相机反攻，杀回老家。任务如此艰险，用******后来的话说：“许多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
所以实事求是地说，走和留都是革命需要，都面临艰难的抉择。因而林伯渠在告别留下来的老战友时，在其诗《别梅坑》中也不由自主地发出“去留心绪都嫌重”的慨叹。
当时由博古、李德、******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决定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在迄今为止可以查阅的史料中，虽然没有确切证据支持“走留”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行动，但当时大多数人都希望有“走”的机会，都愿意跟随主力红军杀出重围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陈毅当时刚刚做过手术，剧痛难忍，但是被留下来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他当即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红军总司令部，找到朱德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朱德无奈地表示个人同意他走，但也只有向上反映他的意见。而这一来便没有了下文。红军转移出发前，******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用的布鞋、背包、马袋子以及冬服等物资，就去领取******的那一份，但是负责物资发放的一位姓刘的干部却供给单名上就是找不到******的名单。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也曾被列入留下来的干部名单。当博古提出把******留下后，******反对的态度异常坚决，博古也担心毛留下来重打锣鼓另开张，毛才得以跟随大部队一起长征，如果当时他被留下来，结果就很难预料了。（王树增：《长征》，第69—70页）
那么，瞿秋白最后被留在苏区，是否非其所愿？他是否是以被抛弃者的身份为革命而殉道呢？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核心，是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发表于文学杂志《钟山》2007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王彬彬认为瞿秋白被害原因是博古趁机要“把瞿秋白扔掉”，以达到其“根本解决”、即“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的目的，于是“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他的看法是：“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既如此，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博古当然会把瞿秋白扔掉。”其理由是：“既然瞿秋白是死敌，既然令其离沪来赣就意在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那么，现在又有了这样一个‘根本解决’的机会，又怎能放过呢？”
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争议。当年是博古的老部下黎辛、党史研究专家曹春荣以及裘真等人纷纷撰文严辞反驳，认为王彬彬一文完全是凭空捏造，不符史实，归结起来理由有几点：一是博古中央将瞿秋白留在苏区是出于公心，因为其间决策理由正确，组织程序正当；二是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瞿秋白当时主管宣传，还主编《红色中华》，而掩护红军秘密撤离需要正常出版报纸以迷惑敌人，瞿秋白一旦辙离，他的工作别人很难替代；三是瞿秋白被留下，还有他自身的原因，就是他身患肺病，健康极差，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战事袭扰。留下他只是权宜之计，中央原是要准备让他潜入上海去工作和治疗的。
双方的观点似乎都不无道理，但我觉得争论的焦点主要还是混淆了瞿秋白“应不应走”、“愿不愿走”、“能不能走”这几个问题上。这样全方位兼顾分析瞿秋白的主观愿望、当时的客观实际以及博古中央的真实意图，才有可能还原事实真相。
瞿秋白：应不应走、愿不愿走、能不能走
首先，看瞿秋白“应不应走”。
瞿秋白是一位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经常来往于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作过演讲，黄埔的将领都认识瞿秋白。就是说，一旦留下他随时可以被敌人辨识出来。
瞿秋白当时确实身患重病，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常咯血，热不止且风难禁——让这样一位重病缠身、难以自理的病人留在大兵压境的严酷环境打游击，显然凶多吉少。王彬彬所说让瞿秋白留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苏区，“无异如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生还可能性十分渺茫”，并不为过。
如果说是因为瞿秋白患了病才把他留下来，显然有些牵强。当时******也身患疟疾，憔悴不堪，大部分时间不得不骑马，可还是照样随军行动。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已有几个月的身孕，也挺着大肚子上路了。瞿秋白难道就不能带病坚持长征？如果说把瞿秋白留下来是为了让他今后秘密转道去上海治病，也不确切。治病的提议是直到“1935年2月项英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后，研究改变斗争方式和部署，确定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的集体领导，其他领导立即分散转移，去各地领导斗争，有病的去就医。1935年1月党组织决定瞿秋白、何叔衡转移到上海就医……”（王辅一：《项英传》第187页）
至于是否因为瞿秋白身患重病无法随军长征，当事人之一的伍修权后来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