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国运拐点:中西精英大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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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笔尖下的自由——从纪晓岚和狄德罗看中西知识分子差异(3)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中,针对《四库全书》的编撰一针见血地指出: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就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这种挖补、抽换、删改的手法导致的恶果,如鲁迅所说,“乾隆对中国古籍的暗杀,以至我们使用《四库全书》时不免疑心惶惑。”

乾隆屡屡指示编纂者销毁所谓“违碍”、“悖逆”之书,销毁的办法是分类进行全毁、抽毁或改窜。尤其是对于反映********、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鲁迅先生曾用旧钞本校订改窜过的《嵩山文集》,他指出:“‘贼’,‘虏’,‘犬羊’是违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违的;‘夷狄’当然是要违,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

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

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

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使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

乾隆编撰《四库全书》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历经一场文化浩劫的过程。在“寓禁于征”的过程中,官员们为了承旨邀宠,逢迎上意,不惜望文生义,罗织冤狱,使禁书走向扩大化。可怜的是那些主动响应朝廷旨意的老百姓,有的主动献出家中珍藏多年的书籍,却被官员们寻章摘句,栽赃议罪。如山西人戎英主动献书却意外获罪,虽经查核其家中藏书并无悖逆语句,但仍被发遣乌鲁木齐种地。在这样蓄意吹求之下,全国各地的诬告之风盛嚣尘上。大清帝国每个人都生活在惶恐不安中:谁家的破框烂柜里只要装着几本祖上传下来的旧书,明天就有可能成为惹祸的源头。吓得许多小民百姓赶紧将家中藏书付之一炬,以免惹事。许多无辜珍籍由此灰飞烟灭,受到雪上加霜的摧残。

至于《四库全书》的总撰官纪晓岚,在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风流倜傥、风趣幽默、机智勇敢,经常在乾隆皇帝面前与大贪官和坤进行斗争并把和坤整治得够呛;与纪晓岚同一时代或稍晚些的清朝人的笔记也告诉我们,历史上的纪晓岚比张国立版的纪晓岚还要英俊潇洒;民间街巷的说书闲谈,往往把纪晓岚的逸闻旧事,加以穿凿附会,演绎夸张,以至使人一提起纪晓岚,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颇有民主色彩的智慧化身,是敢和皇帝贪官斗嘴叫板的文人侠客。

那么,纪晓岚的真实形象到底如何呢?纪晓岚与乾隆皇帝的关系又如何呢?说出来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在乾隆皇帝的眼里,纪晓岚其实如戏子倡优一般。

三、纪晓岚何以成为“纵欲狂”?

一代文宗甚至不如倡优

史载,有一次纪晓岚为犯错的好友向皇帝求情,内容涉及国家大事。乾隆当即勃然大怒,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纪晓岚是乾隆皇帝的陪读(侍读学士)。他仗着皇帝对自己才学的赏识,以为可以“参政议政”,终遭一顿劈头盖脸污辱人格的臭骂。一席话骂得“铁齿铜牙”幡然猛醒:原来皇帝并没有把他当成独当一面的重臣,而只是把他当作和找乐解闷的戏子并无两样的人物。

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司马迁才冠古今,仅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话,竟惹得汉武帝龙颜大怒,使司马迁遭受令人发指的宫刑。司马迁痛定思痛,对此反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在****的皇权面前,一个知识分子是难有尊严的。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

“抑压于****政治之下,非旷代大儒,即不能完成人格精神之独立自主,而政治主动性之被完全剥夺,更无论矣。才智之士,依附于一二悍鸷阴滑之夫,以成其所谓功夫事业。”《徐得观文续录》)

1800多年过去了,纪晓岚身处的竟是同样的环境,甚至更加险恶。纪晓岚跟乾隆的隔阂有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越是自诩神明的****君主,就越不会喜欢稍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如果这样的君主本身也是个文化人,那他会更加轻蔑侮辱文化人,对文化人的欺凌打压比起那些大老粗皇帝来,将更加霸道凌厉。

历代贤君雄主无不期待本朝多出名臣、功臣、忠臣,以帮助自己匡扶天下,共安江山社稷。而乾隆皇帝却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逆反的理论:“奸臣”的出现固然并非国家之福,“名臣”太多也未见得是什么好事——“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乾隆认为,臣权的上升就意味着臣权的下降。“名臣”往往出现在国家产生危机,君主失去对国家的控制、君权有名无实之际。因此,名臣的出现意味着君主的无能和朝纲的混乱。比如对张居正这位明代的名臣,史家多认为功大于过,而他却不以为然,认为张居正只顾树立自己的威望,而把神宗皇帝抛在一边,实在是君昏臣昧,才有人敢于触忌犯上。所以乾隆早早定下了调子,严肃地声明:“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

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多少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顾狠视之态,粗暴剥夺了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粱谋这样一个动物性的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在这样的背景下,纪晓岚明白只能做乾隆的词臣、宠臣,别指望做名臣、重臣了。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官儿一直做到了了“协办大学士”,表面上不可谓不“恩宠备极”,但这种官职并无重权、实权,只是大清朝廷的摆设而已。有一次乾隆派他出任都察院,因判案不力,本应受罚,乾隆却说:“这次派任的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本来只不过是凑个数而已,况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务,又是近视眼……他所犯的过错情有可原。”

从此,纪晓岚摆正了自己的位置,知道了明什么“哲”才能保自己的身———像鹦鹉那样去生存。鹦鹉的生存哲学,核心内容只有一句话:主人养我为学舌。他不过是皇帝在繁忙公务之余愉悦一时、雅兴文思的器具而已。在皇帝眼里,这些高唱赞歌的文人与皇家戏台前的戏子没什么本质的不同,只要给点吃食,再给搭建个漂亮点的台子,保证就能听到他们扯着嗓子引亢高歌。而这纪晓岚也明白,自己主要的功能是为皇帝提供精神上的服务,让皇帝开心就行,而不要再幻想帮皇帝“辅政”。

既然无法“当家理政”、“参政议政”,纪晓岚便把聪明才智用于歌功颂德,溜须拍马之上,将“兼济天下”的理想转化到纵情享乐的尘世幸福上。最近无意中从过往的《文史天地》上,看到周英杰先生写的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作为纵欲狂的纪晓岚》,令人咋舌。

人们只知道纪晓岚是个大文化人,却不知道他是个超乎寻常的“纵欲狂”。纪晓岚的纵欲主要表现在“食”和“色”两个方面。就“食”的一面说,他的癖好是只吃猪肉,不吃米、面,而且食量奇佳,动辄每顿吃掉上十盘猪肉。《清朝野史大观》记载说:“公(纪晓岚)平生不谷食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饮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这哪儿象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分明就是个贪图口腹之欲的饕餮之徒!

相对于“食”的一面,纪晓岚在“色”字上面的表现,更是强烈得令人瞋目,以至于让人联想到他是不是得了****亢进的怪病。关于纪晓岚在这两个方面的特异表现,清人的一些笔记野史中多有记载。采蘅之的《虫鸣漫录》卷二说:

“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更是讲述了一个关于纪晓岚好色的精彩故事:“河间纪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于夜中见物,盖其禀赋有独绝常人者。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人,谓为‘奉旨纳妾’云。”

堂堂的“一代文宗”,好色程度居然到了编书期间“值宿内庭”也饥渴难耐,甚至在皇帝面前也不加掩饰,而乾隆皇帝居然也如此“体恤下情”,慷慨地把自己身边的宫女也赏赐给纪晓岚解一时之“渴”,这样的君臣传奇不知是“千古佳话”,还是令人哭笑不得的耸人奇闻?

周英杰先生层层剥茧,对此作出了颇为独到深入的分析,也可以说是对纪晓岚精神世界的深刻解剖。

他认为,作为一位才情冠绝一时的大知识分子,纪晓岚的“好肉”与“好色”,不能只简单地当成一种纯粹的个人生理现象,更多的应被理解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沦陷”——必须到纪晓岚的精神世界的深处寻找原因,这才能切中肯綮。纪晓岚之所以没有尽心著述,写出真正可以“入棺垫枕”的大书来,明显另有隐衷。这就是高压的文化政策,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已经迫使他接受了精神上的“阉割”,从此噤若寒蝉,不敢再写任何有思想价值的东西。周英杰先生进而从根本上分析:纪晓岚毕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绝世聪明和旺盛的创造欲望被压抑后,必然会寻求一种新的发泄渠道,因此其肉体上的欲望往往超乎常规的发达,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易情效应”:

“他在被清朝的统治者“阉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创造性,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太监”之后,便迅速地滑向了肉体上的纵欲和狂欢,竟然“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试图用这种肉体之上的狂欢,来发泄过剩的“力比多”,借以消磨豪情,转移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后来我读到一些史料,发现更可悲的是,纵观乾隆一朝,学者文人流连于声色犬马,竟然是一种普遍现象。袁枚、洪亮吉都出入********,而且视为理所当然。作为乾嘉时代著名代表诗人的袁枚喜声色、讲享受,筑江宁小仓山,广收女弟子,自号“随园老人”,四方名流造请无虚日,悠游快乐,追随者众。另一名家洪亮吉对此还大唱赞歌,说袁枚教会了“聪明才智之士”不辱没真性情,“功德甚大,关系甚重”。而他自己则更公开宣称“英雄好色,奸雄反倒可以不好色。英雄好色者,所谓不修小节……奸雄反可以不好色者,盖别有大志,围转不以声色为意。”其言下之意,无论是他洪亮吉还是别人,只要出于至情,好色又有何妨,多么惊世骇俗的“好色论”!

这些冠绝一时的坛领袖们,名盛而胆放,才高而手滑,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许多读书人未学其才能,先学其放荡,人心思奢,日趋堕落。正是这一流风加速了乾隆士习的颓废,导致作为社会精英的读书人犬儒心态流行,对天下兴亡不闻不问,而只知满足自己的感官享受。

纪晓岚似的悲剧在当时为何屡屡发生?这正是新旧交替之际,人心大动之时,社会观念变革的前奏。学者高翔就说:

“他们(乾嘉时代的士林领袖)的生活方式绝非仅仅为了享乐,而是源于更加深刻的道德观念的变革,源于对传统伦理说教的背叛。而纵欲倾向本身,也说明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在批判旧道德的同时,尚未建立起成熟的新的道德规范。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变革,自由与规范,欲望与伦常之间,尚未探寻到一种合理的连接点。”(《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

真实的纪晓岚

纪晓岚所处的中国,仍然是一个闭关自守的老大帝国。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变本加厉,雍塞民智。走不出书本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萌芽,在中国****贫瘠的瘦土上始终未能生根开花。即使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知道英国在哪儿,到底有多大?到处都是道德布控,天罗地网般的传统礼教不独摧残奴婢下人,甚至连统治阶级自身也不放过。诚如张宏杰先生在《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一书中总结说:

“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其他朝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驰。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如果说狄德罗的身上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不畏艰难、勇于进取、为争取合法权益而不惜牺牲的精神,纪晓岚的心灵史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文人血泪史”,其间隐藏的无奈辛酸,可见当清代知识分子受到了多大的伤害摧残。

纪晓岚的思想不可能超脱于儒家范畴,他的语言和思维都是传统的“中国式”的。他不会象和坤那样欲壑难填地拼命捞钱,也不可能有狄德罗那种不平则鸣的勇气。像他这样出身寒微的汉族人,要在满族亲贵中周旋打滚,历经雍、乾、嘉三朝而不倒,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除了夹着尾巴做人,没有点非凡之功也注定行之不远。当时的人们就称他为“世故老人”。因为他不世故,几乎就无法善终。纪晓岚在晚年给自己撰的挽联中也写道:“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盆鱼”,这是对刀头舔血、火中取栗的日子最生动的描述。

不过他毕竟还算幸运,因为凭借自己的文学才华,他还能和乾隆诗文唱和,贡献许多富有创意、富有“生机”的拍马佳作。乾隆皇帝50岁生日时,纪晓岚趁机奉上一联:“四万里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后,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这样的贺联确实“震古烁今”,足见纪晓岚的拍马手段已臻化境,神出鬼没。此处哪里有半点“腐儒”的影子,完全是一幅政坛老手形象。

可惜才华横溢的纪晓岚也就仅仅止步于此了。关于这位政坛“不倒翁”生涯的平生作为,只有《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可圈可点。而在纪晓岚的其他事迹中,则只留下了与乾隆皇帝插科打诨的“对联佳话”,竟无一篇政治上的策议与行动。除了为朝廷歌功颂德,为“盛世”********,他在政治上毫无作为,仅仅是偶尔陪乾隆聊天解闷的一个文学“票友”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