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汉藏同源说的学者认为，作为藏族先民的古羌人和中原华夏民族的祖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到人类早期的文明社会，在漫长的过程中，他们在人种和血缘上，处于同源分流和异源合流、相互交织的复杂状态，在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进步，双方在语言、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神话传说、图腾标志等方面表现出许多相同的迹象，有些反映到有关古代羌人和中原华夏人的历史记载中。如《后汉书·西羌传》是记载羌人历史的重要文献，有人认为该书关于羌人渊源的传说，“就是以后藏人关于自己族源传说的原版”。
《西羌传》中的戎人出现于夏代，“畎夷”为其始，史家释“畎”为“戎”，是羌人中最先和华夏族接触的一支。“戎”在藏语里是“农业区”或“务农者”之意。这些经营农业的戎人部落地接中原，与夏、商、周、秦来往密切，其中相当一部分加入到当时的夏族中，“是构成华夏族的一支主要成分”。
贡乔泽登先生还认为，古代羌人，在藏族形成以前就是一个具有共同语言、文化和共同地域的人们共同体。她是由青藏高原细石器文化时期的居民发展而来。
她的某些部分加入了华夏族等人们共同体。其主要部分，则成为藏族族源的主体。
秦汉以来，羌人在青藏高原的东、西、西南形成了三大聚居区，与我国现在藏族聚居区一致：1．西藏地区。这里居住着青藏高原新旧石器文化的后裔，古代很多羌人的土著部落和东部地区的古代羌人同属于一个文化渊源。“这一聚居区以山南为中心，是古代羌人的文明策源地，它孕育了藏族历史上第一个统一高原诸部的吐蕃王朝”。2．河湟地区。是高原东部羌人的聚居区，是湟水流域齐家和卡约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曾向东发展，直达渭河流域。居住在天水、陇西一带的东羌与汉族错居，后来融入汉族之中，称为西羌的河湟、洮、夏一带的羌人，成为今天甘、青藏族的直接族源。3．四川西北部地区。古代有“牦牛种”“越西羌”“白马种”“广汉羌”“参狼种”“武都羌”……还有进入这里的“西南夷”，情况复杂，“但他们的主体还是羌人”，“保留着羌人的语言和某些习俗”。
第二，生物遗传学的有关研究证明，汉藏民族在血缘上同源。免疫遗传学白细胞抗原研究是当今世界最权威的人类血缘关系检测手段。西藏自治区医学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孙新甫和现任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傅玉江在北京儿科研究所HLA实验室、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室等单位的协助下，对拉萨、日喀则地区的400名世居藏族居民的血液标本进行研究，运用医学统计学处理，结果发现藏民族属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
2001年5月23日《北京晚报》载的《藏汉同根》一文报道了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及美国得克萨斯—休斯敦大学人类遗传学中心教授金力先生和他的几位合作者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新的研究成果，他们通过DNA的研究，得出结论：在远古时期，汉藏民族原本是共同生活、居住在一起的同一种群，只是在约五六千年前，由于子系的分离、迁移，才形成了今天的汉族和藏族。2005年5月7日，《西海都市报》再次报道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DNA研究结果，认为在国内主要各大民族系统中，汉族与藏族的血缘关系最近，是最晚分支的。
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复旦大学、云南大学的一批科学家曾通过对中国22个省市的汉族人群以及云南、西藏、青海等地藏族人群的男性Y染色体类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汉族人群和藏族人群具有相同的特异性Y染色体类型，这一基因检测结果又为汉藏民族同一起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有人还以汉藏群体的遗传姻亲关系和古代藏缅群体向西和向南迁移的瓶颈效应推论，大约1万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盆地并发展成东亚最早的新石器文明的远古人类，是现代汉藏群体的祖先。
第三，有关考古学成果认为汉藏两民族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西藏高原的考古学研究，始于西方学者对这一地区的探险与考察活动。19世纪后期，随着“西藏学”的兴起，西藏考古发掘有一定进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中国学者开始了西藏考古的调查与发掘，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工作，在全面普查高原全境2000多处文物的基础上，对一些重点遗址、古墓葬等进行了考古发掘，比较重要的有：藏东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拉萨曲贡遗址与墓地、朗县列山吐蕃墓地、昌都香贝墓地、林芝都普石棺墓、山南乃东普努沟墓地、昂仁布马墓地等的考古发掘，时间几乎包括了西藏史前时期一直到以后各个历史时代，为青藏高原的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涉及青藏高原文明的起源、早期与外部游牧部族之间的文化联系，以及藏汉文化交流情况等。“考古表明，西藏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西藏细石器时代文化源于北方草原，而北方草原的细石器同样源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其基本论据是，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又存在大量中原仰韶文化的重要因素。具体讲，昌都卡若遗址与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拉萨曲贡遗扯与齐家文化也存在某种联系。不仅如此，甚至“西藏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房屋及长方形双孔石刀有明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克什米尔扎霍姆遗址有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强烈影响的因素，印度北部山区还发现了公元前2500年的中国龙的岩画”。
刘志一先生根据有关考古资料、众多碳-14测定的数据和古文字研究的成果，还认为中原地区至少在8000年以前就向中亚、西亚和北欧传播了彩陶制陶术和象形文字。
这一观点进一步支持了我国中原华北地区是青藏高原旧石器文化源头的说法。
考古学方面，甘、青地区的成果尤为突出，先后从甘肃临洮县的马家窑和广河县的半山村等地发现“仰韶文化”，在甘肃和政县的齐家坪发现“齐家文化”，在青海民和县的马厂塬发现“马厂文化”，在青海湟中县的卡约村发现“卡约文化”，在甘肃临洮县的辛店发现“辛店文化”、在寺洼山发现“寺洼文化”，在甘肃民勤县的沙井发现“沙井文化”。从这些地方，均发掘出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各种石器遗物和彩陶文化，证明甘、青两省是新石器文化非常发达的地区，这个文化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是这里土著种族的祖先，即羌人和藏族的远祖。青海省从20世纪70年代起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学术界一般认为，细石器文化在青藏高原有着广泛的分布，自陕、甘交界处至青海的东部农业区，其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大体上属于一个发展系统。严文明先生的《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谢瑞琚先生的《马家窑文化渊源试探》等文均认为，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是在中原仰韶文化的直接作用和参与下形成的。此后，中原文化又继续对甘青地区的齐家和卡约文化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如齐家文化的玉器、卡约文化中常见的青铜钺、戈、凿、镞等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卡约文化中还出土过相当于二里岗期的商代铜鬲。
同时，青海古文化对中原文化也有过影响，如陕西宝鸡地区一些半坡晚期类型的遗址中可见到马家窑式的彩陶花纹；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尕马台齐家文化墓地中出土的铜镜与河南安阳殷墟中的铜镜相似，是羌系统文明影响中原地区的证明；卡约文化中的洞室墓、坟丘墓等出现于战国以后的河南等地，说明羌戎文化对中原文化有明显的影响；辛店文化也是西戎文化之一，其屈肢葬也曾对周人的葬俗产生过影响。因此，青藏高原的“这种古代文化来源于同中原文化的结合和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对中原文明产生过很大影响”。
第四，从语言方面追根溯源，发现汉藏民族之间有许多相似性和共同点。语言是标志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主要特征之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有着亲属关系的语族，在语言方面的相似性和相同点，以及反映在文化上的密切联系，是体现民族血缘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汉羌同源，在汉语的基本词汇和古词中保存着相当数量的古羌语。而藏族既然是古羌人的后裔，那么古藏语就应该是古羌语。这样，汉藏两种语言自然有了渊源关系。语言学家们早就注意到汉语和藏语之间的相似性，提出了汉藏语系的概念。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王力等先生研究证实，我国周代汉语和7世纪的藏语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潘悟云先生经过大量研究发现，7世纪的藏语读音大致相当于汉语上古的发展阶段，与上古汉语读音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表现出密切的亲缘关系。这是因为藏族居住在雪域高原，与外地隔绝，语音变化较慢。藏语特征虽然在发音上变化较大，在失去入声韵的汉语北方方言中表现得不太明显，但在保持古音入声韵的闽、粤语等南方方言中特别明显。尽管如此，根据语言学家俞敏的统计，现在能查出的藏语和汉语中所拥有的同源词达500至600多个。
一些人还将人的身体部位名称、动物名称以及一些其他常用名词、数词、动词等基本词汇进行对比研究，找出了汉藏两种语音的对应关系。
第五，从原始宗教考察，藏族的原始本教和汉族的原始道教同源于上古华夏民族的原始宗教。中国原始宗教，或称中国古代宗教，是中国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的宗教信仰及其在阶级社会中的残余形态，主要有关于鬼神崇拜的丧葬礼仪以及对雷电、风雨、土地、山岳、河川、植物、动物、天体等自然崇拜的种种表现。一些研究者认为，藏汉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有着共同的底层，在广大藏族地区，后来居于主导地位的藏传佛教，除“包括了西藏地方原始宗教本教的基本因素”外，“同时又容纳了中国汉族道教的某些因素”，道教的“阴阳五行”“九宫八卦”等主要哲学思想直接来自祖国中原，被藏传佛教密宗所吸收。
贡布加的《汉地佛教发展史》也认为，藏族地区的本教曾受到汉地道教的影响。三世土观活佛罗桑却吉尼玛的《宗教流派镜史》在讲述汉地道教源流时说“道士教即本教之起源者”，并引用其上师的话说道教之始祖“老君与本教教主辛饶为一人”。
现在四川省阿坝州嘉绒藏族传为古代牦牛羌的后裔，他们在家中供奉的“牛首人身”大神，正是汉族古代炎帝族的图腾，也证明了藏汉民族同宗同源的血缘纽带关系。
多识教授认为，藏族古文献《五部遗教·神鬼部》中记述藏族信奉的“年”图腾共有7种，其中第五位“人身牦牛头的年酋共公”与汉族传说中炎帝的形象相同。“年”的藏文本意是指称作“样原羊”的动物和炎热，引申义是凶猛、威严、残暴等，也作为姓氏，指以羊为图腾的部落，是古羌人的一支，其山神羊身人面，类于《山海经·西次三经》中所记载的西羌人的图腾。炎帝即藏族“年”人祖先，藏语“年”与汉语“炎”古读音相同，现仍保留在陕甘一带的汉语口语中。
汉藏两族在原始信仰上的许多共同点，使他们在古老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习俗方面也具有不少相似处。其一，有共同崇拜“天”的观念。原始本教文化认为人类由天神种演变而来，天神是人类的祖先，天神主宰一切，直到现在藏族还有口呼青天、对天发誓的习惯，谚语中有不少上天主持公道、决定命运的说法。汉族帝王号称“天子”，王权归属称“天命”，皇朝称“天朝”，皇帝的命令是“奉天承运”，常有设坛祭天习俗，认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种由“天”主宰一切的思想观念汉藏两族如出一辙。其二，祭天、祭祖等习俗相似。对原始本教的本教师，卫藏称“本”，安多藏语称“温”，主要职业是主持宗教仪式中的祭祀活动，负责供祭天神、地神、人畜保护神、方神、灶神、山神、地方神、种族神、祖先亡灵、雷公、龙王、瘟神等，与中原原始道教的巫师相同，本教师与巫师的职业活动有惊人的相似处。其三，占卜等习俗亦雷同。藏族先民信天命、信鬼神，凡国家和部落的政事决策、征战、迁徙、出外办事、婚丧嫁娶等都多卜卦吉凶，以决定行止。所采用的各种卜卦方法以及古藏文中保存的占卜记事文与甲骨文中发现的卜辞等相近，特别是用五行的生克关系和八卦的原理预测命运、判断吉凶的古老习俗与汉族非常相像，常见的鬼神附体的巫觋拉哇与汉地原来戴面具跳神的巫师十分相似，这些都反映了汉藏两民族共同的文化现象和心理特征。从生活习俗看，古羌人死后焚尸和藏族的火葬，羌人以“彩色涂面”与吐蕃的赭面风俗，农业区古羌人的“邛笼”碉房与藏族的石碉房等均有密切的历史关系。
二、土著说
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认为，藏族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几万年前就生息在青藏高原，是这里的土著居民，藏族的第一支族源或者说主体族源就是自古生息在青藏高原的这些土著居民，而不是从别的地方迁来的。土著论的最早传说见于藏文史料中神猴与罗刹女媾合繁衍出藏族的记载。
最初，有一只被观音菩萨点化（或云直接变化）的神猴，居住在今雅鲁藏布江南岸泽当附近的山上，后与度母化身的罗刹女结为夫妇，生育出六子，戏耍于泽当，享用非耕耘而获的果实。后来，由于福分渐失，天然自生食物用尽，神猴前往佛陀处求取五谷种子，开始以耕作为生。后来发展繁衍成六大氏族、******氏族，成为雪域土著。后代继承了父系的善良与智慧，也保持了母系的强悍。
这种神猴繁衍人种说，即“猕猴种说”，在其他藏区也广有流传，如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的赛宗山，藏语意为白岩猴堡，当地有许多与西藏雅隆地区类似的关于神猴的故事与地名。这都说明藏族先民是青藏高原的土著。另外，一些藏文史书也认为自古以来青藏高原就有人类生存，如桂译师循努贝的《青史》、蔡巴·贡噶多吉的《红史》、五世****阿旺罗桑嘉措的《西藏王臣记》等，均认为藏族出自猴裔，雪域自古就有人居住，后由玛桑九部、十二小邦、二十五小邦、四十附庸小邦等统治其地，虽建立了许多分散的小邦，却由于没有圣者观世音的加持，一度没有治理众生的王。藏文史料写到吐蕃王室的第一代赞普聂赤入藏的故事时说，聂赤自天降到雅隆，被12位本教贤人（或云郊原牧人和种地老人）看见，用肩扛抬到部落，奉之为王，称为聂赤赞普（意为肩舆王），说明当地很早以前已有土著居民在从事农耕和牧业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