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布顿派，又称夏鲁派，源于后藏的夏鲁寺。夏鲁也是卫藏十三万之一，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于至元二年（1265）返藏，娶夏鲁万户家的女儿，生达玛巴拉。达玛巴拉（1268—1287年），《元史》作“答耳麻八剌剌吉塔”，至元十九年（1282年）任元朝第三任帝师，曾在朝廷向皇帝讲述夏鲁万户的情况，皇帝赐给夏鲁大量财物和世袭万户的权力。故夏鲁万户长又被封为“古尚”，即萨迦首领的舅家。在各万户中，夏鲁万户是萨迦政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与元朝的关系极为密切。该辖区的夏鲁寺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县东南的丛堆区，始建于北宋元佑社二年（1087年），14世纪中叶，元朝曾派工匠入藏扩建，现存大殿具有典型的汉藏合璧风格。
大殿共两层，一层为主殿，是僧人集会处，供有释迦牟尼及其八大弟子塑像，二层有正殿、配殿和前殿，殿堂用琉璃瓦覆顶，完全是汉式建筑。整个寺院为汉式四合院形布局，中线分明，左右对称。这种汉式布局和元代木质建筑、使用琉璃瓦等特点，在西藏佛教寺院中是不多见的。另外，元朝历任帝师还多次给夏鲁寺颁给法旨，予以褒护，也体现了与元朝的亲密关系。
元朝皇室与藏传佛教各派的这种密切联系不仅促进了统治阶层内部的交往，而且大大促进了民间的往来，密切了广大藏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联系与交流的空前增强，进一步形成传统的联系纽带，将广大藏区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起来，一直延续至今。
【第六节】藏汉学子共勘佛经典籍
自汉唐以来，汉藏两族人民在文化上交往不断，特别是通过佛教联系，使这种交往进一步密切，不仅拉近了藏族地区与祖国内地的距离，而且为沟通中印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使佛教文化成为我们伟大祖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发生在元朝的藏汉学者共勘佛教典籍的活动，是一座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凝结着汉藏学者的湛深智慧和长期不懈努力的心血。这次活动始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春，结束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夏，历时近3年，在元王朝的主持下，藏汉等民族佛教学者对藏汉两种文字的佛教经典，进行了全面校勘。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学术探讨，也是藏汉佛教文化的总结和交流，是藏汉民族团结合作、和睦友好的象征。
一、汉藏译经概况
佛典的汉文翻译，最早可上溯到2世纪中叶东汉的桓帝、灵帝时代，当时在长安、洛阳等地已有佛经流布。三国时期，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活动，译出《无量寿经》等多部大乘经典；在吴国，有支谦等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乘经律，共88部，118卷，另有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隋唐时期，佛教更加兴盛，隋文帝仁寿年间（601—604年），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名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当时写经46藏1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唐代，佛教臻于鼎盛，唐太宗李世民曾于长安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活动。玄奘、义净等不少僧人去印度游学取经，也有不少国外僧侣、学者来华传教译经。著名的玄奘法师从贞观十九年（645年）从印度返归长安后，直至麟德元年（664年）去世，先后住居长安弘福、大慈恩、西明、玉华等寺，致力于译经事业20年，仅他一人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始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五年（983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年）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译经规模空前。据统计，“自东汉永平十年（67年）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的千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征的印度在华僧人计71人。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
佛典的藏文翻译，始于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史载松赞干布执掌政权后，派吞米桑布扎等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吞米学成归来，始创西藏文字，并用藏文翻译部分佛教经典。当时参与译经的有印度等地僧人，也有汉地的和尚。8世纪时，赤松德赞倡兴佛教，兴建桑耶寺，并在桑耶寺创办译场，分别从汉、梵文中译出佛教典籍4000多部，并编定目录，命译师噶瓦拜则等人，将存放于旁塘噶迈宫殿的翻译经文，按照8个音节为一颂、300颂为一卷，编集成第一部藏文佛经目录，称之为《旁塘目录》；将存放于今西藏扎囊县桑耶区钦浦宫殿中所译佛经目录及藏族学者的论著，收集编成《钦浦目录》，成为吐蕃第二部佛经目录；以今西藏山南东塘丹噶宫所藏佛经为主，进行分类、分卷、分章，编成《丹噶目录》。是为“吐蕃三大编经目录”，从而形成藏文大藏经的雏型。当时，出现了一批藏族佛经翻译家，著名的有噶瓦拜则（祥积）、焦若·鲁坚赞（龙幢）、祥·益西德（智军）、毗卢遮那等。从印度等地来藏的佛教大师寂护、莲花戒等，都主持过桑耶寺的译经事宜。所译经典内容，除显宗外，还有密宗典籍。此后，赤德松赞继任赞普后，继承赤松德赞的事业，大力扶植和发展佛教，翻译佛经，并主持厘定文字，确定翻译的三大原则和四种方法，亲自以诏命颁布。元皇庆元年（1312年），仁宗皇帝邀请西藏那塘寺格西恰喀巴拔希等人到蒙古地方传教，取得元朝的支持，遂提供笔墨纸张，由迥丹热赤、洛赛绛曲益西等上师共同把前藏、后藏、阿里等地藏文经典手抄本收集在一起，按《甘珠尔》和《丹珠尔》分类编排，认真校对。后由迥丹热赤编写出《甘珠尔目录太阳之光》，由洛赛绛曲益西编出《丹珠尔简目》。后根据这两部分目录的次序，汇编、抄写出一套完整的藏文《大藏经》，存放于那塘寺，称为“那塘手抄本大藏经”，其大藏经目录称之为《那塘目录》。元至治二年（1322年），西藏夏鲁寺名僧布顿·仁钦朱（1290—1364年）写成著名的《佛教史大宝藏论》，该书第三部分详列出那塘寺大藏经的《甘珠尔》《丹珠尔》总目录。从元泰定五年（1328年）开始，蔡巴·贡噶多吉在《那塘目录》的基础上，用20年时间将蔡公堂地方的译经收编成《新造佛说甘珠尔目录》，简称《蔡巴目录》。后由布顿大师对此首次校勘、修订，编出《大藏经目录》，成为编纂《大藏经》的蓝本。藏文大藏经共分甘珠尔、丹珠尔、松绷三大类。甘珠尔又名佛部，也称正藏，收入经、律和密续三个部分，相当于汉文大藏经中的经和律；丹珠尔又名论部或论藏，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三个部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等民族高僧用藏文所写有关佛学论著。藏文大藏经卷帙浩瀚，现存德格版《大藏经》共收入4673部，除佛教经、律、论三藏内容外，尚有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天文、医算、医药、工艺等知识，可以说是一部大百科全书。其中，属于密宗的经文、仪轨和论藏等，多数为汉文大藏经所无，故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看重。
二、共勘经籍情况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版图辽阔的大元帝国后，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立即给予高度关注。在宗教政策上，积极尊崇藏传佛教，对于汉传佛教、道教等也采取不排斥的保护政策。忽必烈即汗位后，即请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他灌顶授法，“建元中统，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到1270年，忽必烈将八思巴的封号从“国师”升为“帝师大宝法王，更赐玉印，统领诸国释教”。
同时设置帝师制度，对藏传佛教极端崇信。在忽必烈之前，蒙哥曾派僧人海云掌释教事。忽必烈即位后，以大都弘法寺大藏经板历年久远，命人校正讹谬，鼎新严饰，加以补足，并曾印此大藏经36部，分遣使者赐给外邦他国，可见他对汉地经教也十分重视。
但藏汉两地佛教经籍，因文字翻译、理解上的差异，出现内容上的不同。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春天，忽必烈因“见西僧经与汉僧经教音韵不同，疑其有异，命两土名德对辩”。他在宫中经常召见藏僧或汉僧问讯咨询，发现两者在教理和仪式上有所不同，于是产生怀疑，提出双方所根据的大藏教典是否相同，藏汉两种不同文字的佛典是否一致，“念藏典流通之久，蕃汉传译之殊，特降纶言，溥令对辩”，要求勘察考核，以期明了。因此，“特旨宣谕臣佐，大集帝师、总统，名行师德，命三藏义学沙门庆吉祥，以蕃汉本参对，楷定大藏圣教”。在元世祖忽必烈的诏谕下，于大都大兴教寺，集各方学者开展了勘校汉藏佛典异同的工作。
据苏晋仁先生的考证研究，参加这次勘校工作的人员，有政府官员5人，多为畏吾儿人，通藏、维吾儿语，且有很高的汉文造诣，担任解释显密教义、翻译西蕃语或执笔的工作。印度、西藏、北庭都护府名僧10人，皆为精通五明的班智达（大学者），负责讲释显密二教，担任校勘、译语之证义工作。其中藏族7人，多为八思巴弟子，有的甚至是亲属，如达哩麻八罗阿罗吃答，即八思巴之侄白兰王恰那多吉之子，任大元帝师。汉族法师15人，皆为大都等地佛教名刹高僧，其中庆吉祥等7人是有封号的大师，他们分别负责编修、执笔、校勘、校证、证义等工作，庆吉祥则总集全书，相当于总编。
勘同工作所依据的经籍，汉文佛教典籍主要是宋开宝年间（968—976年）刊刻的大藏经，即《开宝藏》，因它以唐代释智旱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为根据，故以《开元释教录》为汉文佛教经典的主要依据，并以此后翻译收录的四部法本为补充。这四部是唐代释圆照撰的《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宋代赵安仁、杨亿撰的《大中祥符法宝录》，宋代吕夷简等撰的《景佑社新修法宝录》和元代的《弘法入藏录》。另外，还收录了一些当时流布而不见于以上四部目录的佛教译本和著作。藏文译本方面，因参加对勘的藏族大师都是萨迦派传人，所以主要根据《那塘目录》，以西藏萨迦寺收藏的藏文经典为主。
这次藏汉对勘工作，“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部帙之有无、卷轴之多寡”，大体上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藏汉对勘，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1．对勘以汉文翻译的佛经，有汉文译本而无藏文译本的，则只列汉文名称，下注蕃本阙；
2．汉文藏文都有译本的，则注蕃本同；
3．凡汉藏都有译本的，注明此经题的梵文名称；
4．汉藏两种译本，经对勘注明品数多寡的不同；
5．指出汉藏译本不同的经名；
6．指明译文为摘译本，非全文；
7．通过汉藏对勘，发现与前人之说有所不同，则具体标出，以待再勘；
8．指出译本汉藏分类的不同；
9．注明藏本阙略的缘故；
10．凡不知所据何本无从对勘的，则予注明；
11．据藏文本勘察，认为其经可疑的，则经考察分析后，始收入大藏经中；
12．注明译自汉文的藏文本经典；
13．一些汉文佛典，对勘藏本，知某些论点相同，却无相同藏文译本者，则予注明。
第二步对勘察过的经籍进行排列编次，即所谓“科题总目，号列群函，标次藏乘，互明时代”。
将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以前所译经籍，按契经、戒律、对法（论藏）三藏分类，下列各项子目，即先分经律论，每类再分大小乘，明确所历朝代、有多少翻译家和译出哪些经典。同时，根据当时密教盛行，有大量密教典籍的实际，将密教与显教分庭并列。另外纠正对勘时的互相歧异，考察汉文不同译本的有无，著录当代新译的经典，拾遗编入不载于各家目录的译经和著述。
三、藏汉合作的丰硕成果
完成上述艰巨工程，只有深谙熟通汉文和藏文佛典的人才能胜任，并需要各族学者的通力合作、花费很多时间，方可实现。如前所述，藏汉两族学者长期以来都从事了大量的佛经翻译事业，但双方一般只记本民族文字的译经，在民族分裂、国家未实现统一的情况下，对于不同文字的译经文本，从经题到内容，缺乏相互了解和记载，只有到了元代，西藏地方纳入元朝版图，国家实现空前统一，才为藏汉之间这种大规模的文化合作和交流铺平了道路。
在元王朝的支持下，藏汉等民族佛学专家从1285年春至1287年夏，经过近3年日日夜夜的辛勤劳动，终于勘察清楚了藏汉两种佛教经籍译本的同异有无，编写出了一部藏汉对勘的佛教大藏经目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简称《至元录》，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由江淮释教都总统永福大师入梓刊行，流布于世。它是藏汉等族学者学术交流的重要成果，也是他们友好合作的智慧结晶。
据元人赵璧所撰《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记》，《至元录》汇集至元以前所译佛教典藏，共1440部，5586卷。苏晋仁先生认为，“这部目录上继《开元释教录》及宋、辽、金刊刻的大藏目录，下开明代《南藏》《北藏》及清代《龙藏》，是有元一代一部有代表性的目录”。
大德十年（1306年），曾由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将它刊入《碛砂藏》中。《至元录》对藏族地区佛教文化也有过重要影响，清代乾隆中叶，蒙古族学者工布查布曾择译它为藏文，作为其所著《汉地佛教源流记》的最末一章。这部佛教大藏经目录，将汉藏文佛教经籍译本进行全面系统的对勘，判别同异、精加辨质，“言简意密，文约义丰”，同时补载经题梵名，显密经典并列，多有改进创新，在佛经翻译史上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为后人研究佛学和佛教史，乃至研究梵文和中印藏古代文化等，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学术资料。
元代进行的这次大规模的藏汉佛教经籍对勘活动，是多民族学者智慧、协作的体现，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凝结着他们长期辛勤劳动的心血。藏汉两族及其他民族学者自始至终亲密合作、相互切磋，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表现出和同一家的兄弟情谊，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