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促进经济贸易。11世纪前叶，河西走廊为西夏所控制，宋与西夏又长期对峙，解吐厮罗吐政权在政治上一直与宋保持着友好关系，因此河湟丝绸之路南线成为宋与西域各国进行政治、经济、商业贸易的主要干道，解吐厮罗吐地成为当时连接中西的桥梁、中西方商贸的中转站。丝绸南路的开通是唐蕃古道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拓展，它在加强汉族与藏族等西部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政治上，解吐厮罗吐政权首要人物接受宋王朝的各种封授，双方进贡与回赐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从1015年解吐厮罗吐本人第一次向宋朝贡，到其政权于1104年崩溃，前后90年间，解吐厮罗吐政权及属下河湟吐蕃大首领向宋朝进贡45次，宋朝的回赐或封赐多达150余次。贡物中除了马匹外，还有出自当地或西域各国的珍珠、玛瑙、麝香、玉石、象牙等，回赐的多为丝绸、银器、茶叶、衣着什物等。从吐蕃贡物可以看出，丝绸南路青海道也是吐蕃与西域等地进行经济贸易的重要通道。
经济方面的交往，最突出的表现在以茶马互市为主的贸易活动上。北宋政府曾于陇西的古渭寨和熙河地方设置“市易务”（相当于国家商业银行），贷款给汉藏两族工商业者和农民，免受豪商富贾的高利盘剥，并在这些地方“置坊列肆，使蕃汉官私两利”，并制定藏人以田易货、汉人以货易田的具体办法，致力于经济发展。同时发展长期以来汉藏之间的贸易活动，把零星的农牧产品交换组织成较大规模的茶马互市交易，专门经营以内地的茶叶换取藏族马匹的事宜。11世纪中期，这种交换发展成为茶马贸易，并形成一种制度，成为汉藏两族人民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之一。当时的解吐厮罗吐辖区是宋朝战马的主要来源地，而广大青海高原牧区的茶叶及其他日用品主要来自祖国内地，这一交换主要经过河湟古道来实现。
崇宁二年（1103年），宋朝将茶马互市进一步西移到河湟，于湟州置茶马司，专事卖茶买马。而民间的贸易内容则十分丰富，藏族的牛、羊、乳香、犀角、象牙、玉石、皮毛、毡毯等土特产，内地的绢、帛、布、麻、酒及其他生活用品都成为交易物。
宋代，河湟地区的开发取得了明显成效。这里一度“部族繁庶”、人口集中，农业发达。北宋元符年间，李远随宋军将领王赡出征河湟，从河州出发渡黄河，经今甘肃永靖县炳灵寺入湟水流域，直至青唐以西，处处平川沃壤，见“羌多依水筑屋而居，激流而岂矿，宛如荆楚”，一派农村风光。人们定居务农，以水岂矿磨面，农业生产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畜牧业也很兴盛，仅给宋王朝一年输送的马就多达4万匹。人民富裕，家藏二三十万贯的蕃户不为罕见。当时的青唐城内，殿宇嵯峨，金碧辉煌，梵宫林立，佛像金冶。据宋人张舜民《画墁录》记载，当时青唐宝货颇多，人们将珍珠、翡翠、金玉犀象等都用柜子装起来埋在地下。
元符二年（1099年）九月，宋将王赡入青唐，青唐主瞎征对他说，青唐积蓄可观，若汉兵至，可支一万人十年之储，金银珠宝无数。
随着经济繁荣，人口也有了较大增长，崇宁年间，宋朝占据湟、鄯、廓三州时称招纳户口70余万。
据此推测，解吐厮罗吐时代吐蕃族人口当在百万左右，河湟地区应是其最主要的聚居区之一。
【第五节】角吐厮吐罗与宋的茶马互市
一、茶马互市的基础
历史上，河西走廊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是祖国内地沟通西域、中亚乃至欧洲各国，进行政治交往、商业贸易的主要交通要道。后因战乱，这条连接中西的交通孔道常被阻断，遂改走青海，经柴达木盆地去新疆等地，成为“丝绸南路”。11世纪前叶，整个河西走廊为西夏所控制，宋与西夏又长期对峙，解吐厮罗吐政权在政治上一直与宋保持着友好关系，因此河湟丝绸南路成为宋与西域各国进行政治、经济、商业贸易的主要干道。西域各国的商旅、贡使也多改走青海道，自新疆若羌入柴达木盆地，沿祁连山南麓，经青海河湟，越熙河、秦州（今甘肃天水）至宋朝京师。这样，解吐厮罗吐政权辖地成为当时连接中西的桥梁、东西方商贸的中转站。丝绸南路的开通是唐蕃古道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拓展，它仍然作为一座黄金桥，加强了汉族与藏族等西部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友谊和团结。表现在政治关系上，解吐厮罗吐政权首要人物接受宋王朝的各种封授，双方进贡与回赐不断。这种贡赐关系主要着眼于政治考虑，解吐厮罗吐方希望在政治、经济上得到宋朝的支持，以巩固和发展其政权实力，宋朝则力图与解吐厮罗吐友好，希望对方成为抗击和牵制西夏的力量。但在客观上沟通了双方的联系和交往，为增强汉藏两族人民间的友谊和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汉藏两族人民在经济方面的交往，突出地表现在茶马互市上。
解吐厮罗吐政权以藏族为主体，境内草原广袤，土地肥沃，适于放牧和农耕，农牧产品丰富。所产名马、谷物、毛褐、皮张、玉石、麝香等，不仅满足了本地区的需要，而且通过贸易交换等方式，扩大了同祖国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11世纪中期，这种交换发展成为茶马贸易，并形成一种制度，成为汉藏两族人民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之一。
唐代茶叶传入吐蕃后，其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为以肉食乳饮为主的藏族人民所青睐，男女老幼、富贵贫贱，逐渐饮茶成风，嗜茶成性，到宋代已是“不可一日无茶”，茶叶成为饮食中的必需品。宋朝立国中原，为了防御西夏、契丹的进犯，又需大量的战马充实国防，所以特别重视马政，而战马来源主要靠从西北甘、青高寒草原牧区进口。双方需求的不断增大，原来的贡赐关系远远不能满足，从而为汉藏茶马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据贾大泉先生的研究，宋代茶马贸易兴起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宋朝的财政困难和禁止铜铁钱币出口的政策。据零星资料统计后估计，北宋时期每年向吐蕃等族买马总数大约不少于3万匹以上，一匹马值30贯，一匹绢约值1贯，也就是说30匹绢才能换1匹马。每年买马3万匹，就需90万匹绢，若全部用绢换马，就要占去赋税纳绢收入总数的一半。如果用钱币买马，年需90余万贯。而北宋每年铸铜钱数，“天禧末，铸一百五万贯；“至道中，岁铸八十万贯；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万贯”。此后基本上保持每年铸钱一百多万贯，只有熙宁时期岁铸铜钱“五百六万贯”，达到了最高峰。
显然，用绢易马或用钱币买马，对于积弱积贫的宋王朝都是难以承受的。而宋代，中原地区的茶叶生产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宋代文献记载统计，北宋嘉佑社（1056—1063年）初年，东南地区年产茶叶2300多万斤，元丰年间（1078—1085年）四川地区年产茶叶3000万斤。
据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的研究，宋代人口的最高记录，是北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共2000万余户，4600多万口。
按此推算，北宋时期每年人均茶叶产量在1斤以上，按照当时人们的消费水平，每人年消费量平均不过半斤，宋朝境内所产茶叶一半或大部分必须外销，才能维持茶叶生产的正常进行，也就是说每年要有3000多万斤须销往其他地区，这就刺激了宋代的茶叶贸易。宋朝政府为了保证财政和军事需要，鼓励商贾将茶叶运往西北等沿边少数民族地区出售，当时的解吐厮罗吐政权辖区是宋朝销售茶叶的巨大市场之一。同时，西夏、契丹在与宋朝的长期对峙关系下不可能将战马输入宋朝，反过来威胁自己的安全。这样，解吐厮罗吐辖区成为宋朝战马的主要来源地。双方的特产和需求，都为宋代汉藏茶马贸易创造了特殊的社会环境。
二、茶马贸易的基本情况
北宋真宗时（998—1022年），宋朝在甘肃、陕西、四川等地设置了不少买马场，购买沿边吐蕃等族的战马，并建立招马制度，敕令沿边长吏差遣牙校入蕃招买，给路券送至京师估马司定价。
当时除用茶叶支付马价外，也用绢帛、铜钱等支付马价，并非完全意义的茶马贸易。这种买马制度，须将马匹从西北边远地方赶到京师，路途遥远，且收购的马匹缺乏严格挑选，绢帛、铜钱数额巨大，政府又不堪承受。因此，不如派人就地置场专买，或“招募蕃商，广收良马”，更为奏效。
遂在嘉佑社五年（1060年）后，这种大批招收马匹的方式停止实行。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神宗采纳王韶的建议，先后收复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叠（今甘南迭部）、宕（今甘肃宕昌）等州，幅员两千里，收抚蕃族三十余万帐。王韶建议朝廷运蜀茶到熙河地区卖茶买马，建立都大提举茶马司，主管川、秦地区的茶马贸易事宜。熙宁三年（1070年），首先在古渭寨置场市易，王韶被任命为秦凤路帅司干当兼领市易事。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王韶奏请朝廷用官钱在秦州置市易司。七年，在秦州正式设置都大提举熙河路买马司，在成都设置都大提举成都府路茶场，分管榷茶买马事宜。宋军占熙河后，又分别在熙州、河州、岷州一带置场市易，招募汉、蕃商人前往经营贸易。都大提举茶马司从四川榷茶，运茶至熙河，官营茶叶易马事宜，从原来的用绢帛、金银、钱币、茶叶相兼的商品交换方式，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茶马贸易，正式确立为一种制度，规定“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茶马市易，由官府垄断，直接经营，遂成定制。据《宋会要·食货》统计，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在秦州、泾州、熙州、原州、阶州、通远军等地共设置50多个卖茶场，将从四川地区运来的茶叶，按官价出售，筹集买马经费。后又在秦州、熙州、通远军、岷州、河州、德顺军、湟州等地设置了买马场，进行茶马贸易。据文献记载，自宋朝在甘青地区与吐蕃等族开展茶马贸易后，每年从四川运到熙河地区的茶叶达4万余驮，即400万斤以上，以保证易马需要。
因青唐蕃马来源充足，是宋朝的主要进马区，仅在熙河地区每年购买吐蕃部族的战马多达1．5万匹以上。到哲宗绍圣年间，熙河路每年买得马匹达2万匹，是北宋初年从全国范围市马总数的4倍，成为买马最多的路。所买之马大都来自解吐厮罗吐部。为了保证与解吐厮罗吐部茶马贸易的正常顺利进行，宋朝给予了各种优待和便利，如在买马场一旦选中所买马匹，即按应请茶数出给凭证，赴卖茶场支茶等，以经济上的优待保证了战马来源。元符二年（1099年）宋军入河湟，次年把熙河路的存茶全部集中到湟州，专市青海马。崇宁二年（1103年），宋朝以湟州为青唐一带蕃马的主要来路，“部族甚众，商贾通行”，“非茶马无以招集汉蕃人族”，遂置湟州茶马司，卖茶买马，将茶马互市市场进一步西移至河湟。
三、茶马贸易的历史意义
宋朝的茶马贸易，是朝廷在川、陕、甘、青连接吐蕃等族的特定区域内直接垄断经营的一种经济活动。所设都大提举茶马司，主管川、秦茶马之政，分茶司和马司，其机构独立于地方，直属中央，首脑由中央直接委派。卖茶场和买马场的官员则由茶马司委派。茶马司统一经管榷茶买马事宜，地方官员不得“越职受理”。中央直接经管，在军事上为了保证朝廷对战马的需求，以及增加中央财政收入。但茶马贸易又不同于一般性的经济行为，不以追求商业贸易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在政治上则通过这种经济手段实现对少数民族的政治控制，即通过互通有无的茶马贸易，满足双方需求，协调民族关系，维系边境安宁，从而加强了宋朝同吐蕃等兄弟民族在政治上的友好合作。马克思主义认为，生存是人们最基本的权利，而人们要生存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以解决衣食住行问题。汉藏两族在开展茶马贸易的同时，不断丰富交易内容，藏族的牛、羊、乳香、犀角、象牙、玉石、皮毛、毡毯等土特产，内地汉族的绢、帛、盐、布、麻、酒及其他生活用品都成为交易物。汉藏两族人民正是通过这种经济交往，互为依赖和补充，满足了双方对一些生活资料的需求，并在交易过程中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友谊。因此，以茶马贸易为中心的经济交流，是维系和促进汉藏两族人民友好关系的重要物质基础。
茶马贸易还带动了其他各类商品的交换，使汉藏民族在经济上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依赖和支援，促进了汉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茶马贸易对于以畜牧为主的吐蕃人来说，马和其他畜产品有了销路，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茶叶和大批绢帛、布匹等输入牧区，又改善了牧区人民的生活。茶马贸易对于从事农业的汉族人民来说，不仅得到了马、牛、羊等畜产品和吐蕃人民特有的土特产，丰富改善了日常生活，而且茶马贸易所开辟的广阔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汉族地区茶叶和纺织业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茶、绢生产发达，盛而不衰，与茶马贸易密切相关，并且从宋代开始的茶马贸易亦为后代所继承，一直成为两族人民不可缺少的重要经济活动，藏汉人民之间生产、生活上互相依赖、支援的局面进一步形成，成为汉藏等族人民长期经济交往，促进友好关系和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
汉藏茶马贸易为藏族后来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创造了条件，做出了贡献。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其共同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宋代的茶马贸易，也是中央王朝同藏族地区加强政治、经济联系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政治上进行羁縻统治的一种措施和经济条件。用茶购买羁縻马制度的实行正是这种政策的表现形式。“羁縻马”是指产自四川境内汉源、宜宾一带不适合骑兵作战需要的低劣马。宋朝购买这种马的目的，主要是从经济上安抚少数民族，保持边境安宁。宋朝对甘、青、川等地区吐蕃分散部落同样进行羁縻统治，以茶马贸易为纽带，加强政治、经济联系，在北宋比较顺利地在甘、青藏区建立了直接统治，使不少当时的吐蕃首领率部归附宋朝，或隶属于宋朝的统治。这些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融合，为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茶马贸易促进了藏区与祖国内地交通的发展，贯通川、甘、青地区的茶马道为后来的驿道、贡道奠定了基础，进一步促进了汉藏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为元代整个藏族地区纳入中央政权管辖，使藏族成为我国多民族国家成员创造了政治、经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