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佛教史·大宝藏论》讲仁钦桑波以前的吐蕃时代的译师共有55位。据《贤者喜宴》载赤松德赞时期有九大译师即贝若杂纳、丹玛则芒、喀且阿难达为三大老译师，聂孜纳古玛拉、昆·鲁旺波、玛·仁钦却为三中年译师，噶哇·贝孜、觉若·鲁伊坚赞、香·益西德为三青年译师。其中三青年译师贡献最大，是吐蕃最伟大的三位翻译家。据布敦大师编纂的藏文《大藏经》目录，香·益西德翻译的数量居吐蕃译师之首。佛经的翻译往往是印度等地的佛教大师和吐蕃的译师共同完成的，一些大部头的经典是数位译师合译的，如《般若波罗密多十万颂》计三百卷，由梁康巴果洽、贝若杂那、益西德等号称精研熟练六译师合译。吐蕃译师们的译作以结构严谨、忠实原文和文字流畅通达而闻名于世，在当今许多梵本不存的情况下，藏文译著可还原成梵文。吐蕃的译场有着严密的组织和翻译程序，每字每句都经过了反复的斟酌和推敲，准确无误地用藏文表达了原著的内涵。这种精益求精的翻译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吐蕃的译经事业不但在本土展开，而且吐蕃统治的敦煌等河西之地，也是译经中心。吐蕃在敦煌组织译经、抄写经典等活动，参与者既有吐蕃人，又有唐人与中亚各民族的人士。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藏文文献中，佛经的数量最多，包括藏译禅宗文献。廓·法成是吐蕃在河西的著名的译师，他精通藏、汉、梵三种文字，他从梵文译成汉文的经典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等多部，从汉文译成藏文的有《入楞伽经》、《圣人楞伽宝经中一切佛语心品》、《业一百》、《贤愚因缘经》、唐玄奘法师弟子唯识派巨匠园测的《解深密经广疏》（七十四卷）等。而《解深密经广疏》汉文原本已不完整了。”成之中译固亦雅训，译华为蕃，尤为稀有。”@
吐蕃的译师们辛勤劳动，为佛教经论的传承和保存起到积极的作用，也是对东方文明的巨大贡献。通过对佛教经论的翻译，使藏文的词汇量大大丰富，提高了语言的表达能力，并且促进了吐蕃的伦理学、医学、建筑、绘画、雕塑等方面的发展，使吐蕃的文化出现了昌盛的局面。在翻译佛经的同时，吐蕃的学者、译师们也展开了佛学研究，出现了一大批吐蕃人自己撰写的佛学著作。如噶哇·贝孜著有《诸经藏中所出佛语集》、《消除许心有外境念想论》、《三相略论》等，益西德著有《正见差别论》、《普贤行愿四种注释摄义论》等，鲁伊坚赞著有《解深密经广释》、《了义中观》、《般若波罗密多摄要略说》等，贝若杂那著有《集六十如理要义略解》、《无量光明称颂》等。另外，布敦从《旁塘目录》中所引未署作者名字的吐蕃时期的佛学著作有《十万般若备忘录》等，计有八十六种。还有署名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所作的《宗派解说》、《正教语量论》等著作。
六、吐蕃僧诤
传人吐蕃的佛教具有多元性，既有从印度、尼泊尔传来的，又有从中原地区传来的汉传佛教，中亚于阗等地的佛教也曾传入吐蕃。不同地区的佛教往往具有地域特色，而又以正统自居，佛教内部免不了发生矛盾。
吐蕃的佛教从松赞干布时起就受到唐朝佛教的影响，至八世纪后半期，唐朝的一些僧人轮流到吐蕃讲经说法，《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载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一人行二岁一更之”。《唐会要》作”二人行，每岁一更之”。可知，此时唐朝每年派两位僧人到吐蕃传教。唐蕃战争中，有些僧尼以俘虏的身份到达吐蕃。后来，吐蕃占领河西佛教重镇——敦煌等地，更是直接吸收唐朝的佛教文化。
公元781年左右，吐蕃占领沙州的当年，赤松德赞诏请敦煌著名的禅师摩诃衍那（此乃梵语，意译为”大乘”）到吐蕃本土传教。摩诃衍那所传教法属于禅宗一系，而禅宗在汉传佛教中又是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的宗派。该派尊奉佛大弟子迦叶为西天初祖，公元470年渡海来华的菩提达摩为西天第二十八祖、东土初祖。传至东土第四祖弘忍时，其门下弟子神秀、慧能分别传出禅宗的北宗和南宗。摩诃衍那的传承属于北宗一系，但其思想似乎兼有南北二宗。
禅宗标榜”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不注重也不系统学习佛教的经论，而是靠上师的点拨和自我的体悟，追求内心的顿悟，与按次第修学的印度佛教大相径庭。摩诃衍那在吐蕃所传禅宗没有繁琐的玄学术语，简洁明了，以禅定参悟等实修为主，直达见性成佛的境地。一时间吐蕃人习禅蔚然成风，摩诃衍那广开法门，大兴禅义，从者甚众。如王锡在所写《顿悟大乘正理决》的序言中云：
我大师密授禅门，明标法印。皇后没卢氏，一自虔
诚，划然开悟，剃除绀发，披挂缁衣。……善能为方便，
化诱生灵，常为赞普姨母悉囊南氏及诸大臣夫人三十余
人说大乘法，皆一时出家矣。……又有僧统大德宝真，俗
本姓鹧禅师，律不昧于情田，经论备谈于海。护持佛法，
倍更精修。……又有僧苏毗王嗣子须伽提，节操精修，戒
珠明朗；身披百纳，心契三空。……⑿
没卢氏应是赤松德赞的妃子之一，而非皇后，王锡的叙述有夸张之处。宝真，据戴密微考证应是”七试人”之一的玛·仁钦却。藏文史书中也说”当时吐蕃人大都喜学和尚之宗”⒀，桑耶寺也因此变得冷清了。摩诃衍那的传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将信守印度一派佛教的称为”渐门派”，信奉摩诃衍那所传禅宗一系称为”顿门派”。双方所持的见解不一样，难免发生争执，而且不断升级，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互相指责对方是异端邪说。此时寂护大师已经圆寂，渐门派缺乏一位主将，遂劝说赞普，从印度请来寂护的亲传弟子，一位在佛教历史上十分显著的人物——莲花戒（梵名噶玛拉锡拉，汉译”莲花戒”）大师，他深得寂护中观学精髓，并以弘扬和注解寂护之学而闻名于世。吐蕃佛教内部纷争不已，赤松德赞决定用辩论解决争端。
《顿悟大乘正理决·叙》则说当时印度一方的僧人上奏赞普说摩诃衍那的禅宗非佛法，应该终止其传教。而摩诃衍那则认为印度僧人所传是小乘法，并提出要同对方辩论。《顿悟大乘正理决》正好是摩诃衍那回答渐门派提问的答辩文。
藏文史书中对辩论的过程，往往是一种简明扼要的记述，缺乏具体的情节。只是说辩论在桑耶寺举行，由赤松德赞亲为主持，摩诃衍那和他的弟子们居右首，莲花戒、贝央、巴赛囊等人居左首。按照印度的习惯，在双方的中间置花环，规定败北者要给对方献上花环，然后离开吐蕃。但事实上辩论的时间较长，因双方语言不通，当面的口头辩论只能通过翻译来进行，《顿悟大乘正理决》证明摩诃衍那对印度一方的提问进行了书面答辩。藏文史书中也记载，摩诃衍那著有《禅定睡眠论》、《离诤论禅定复书》、《再次答复书》、《见之表面》、《八十种经根据论》等，均是针对这次论辩而写的。《巴协》、《佛教史·大宝藏论》也记载有双方的一些观点，此处略加介绍。摩诃衍那认为作善行和不作善行的果报无非是善趣（指六道轮回中的天、非天和人）或恶趣（指六道轮回中的地狱、鬼、畜生），并未从轮回苦海中根本解脱。而且善行和不善行是成佛的障碍，他将善业和恶业比为白云和乌云，指出任何一种云都会障蔽天空。因此，为了成佛，主张一个人应该排除各种思考，无分别心，既不做善念，也不做恶念，无思无欲，才能彻底超脱烦恼，得到大禅定，进入突然的大彻大悟境界。《顿悟大乘正理决》中亦云：”一切众生，缘无始以来妄想分别，取着妄想善恶法，或长善或长恶，以是因缘，流浪生死，出离不得，所以经文凡所有想皆是虚妄。”⒁
莲花戒反驳说顿门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认为如果意识停止任何思想，则等于舍弃了”妙观察智”（显宗所说五智之一，观察诸法而说法之智），而没有”妙观察智”，则不能证得一切法无自性，不能通达空性。当一个人说自己不思一切法，不要一切思考时，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一种行动，如果完全没有思虑，除非失去知觉能力。莲花戒著有《修习次第》，阐发自己的佛学见解，对禅宗的思想多有批判。巴赛囊亦言成佛犹如登山，须一步一步向上攀登，不能一步登天，认为摩诃衍那的说法连证人”初地”（十地之一，菩萨所证的境界，也叫欢喜地）也很难，更谈不上证得一切智（指佛位）。
拉萨僧诤的结局，一般的藏文史书都言以禅宗的失败而告终，摩诃衍那给莲花戒献上花环，尔后返回了敦煌。禅宗系的许多弟子不服气，有的行刺莲花戒，有的用自杀来表示抗议和不满。但赤松德赞仍宣布吐蕃佛教应以印度中观宗为主，不准传播禅宗，摩诃衍那的著作被全部密藏起来。而王锡的文章中则说辩论中印度一方辞穷理屈，不是摩诃衍那的对手，”遂复眩惑大臣，谋结朋党”，迫害禅宗，引起禅宗弟子们的极大愤恨。”或头燃炽火，或身解霜刃”。又有吐蕃僧三十余人上奏赞普，言”若禅法不行，吾等请尽脱袈裟，委命沟壑”。最后赞普”至戌年正月十五日，大宣诏命日：摩诃衍那所开禅义，究畅经文，一无差错。从今以后，任道俗依法修习”⒂。
两种文献记载的辩论结果截然不同，但从此后吐蕃佛教的发展看，吐蕃境内流传的佛教仍是印度佛教。摩诃衍那被送回敦煌，继续宣讲禅法。不过摩诃衍那所传教法，对藏传佛教仍产生了影响，宁玛派的《五部遗教》就保存有禅宗的教法。⒃
注释：
①②③④（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70页、281页。
⑤土登维色旦白尼玛：《宁玛派教法源流》（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上册第190页。这里所说”释迦”就是姓氏，因为邬仗那国王传说是释迦族的后代。据《大唐西域记》邬仗那有一则传说，说一位释迦族人因遭战乱，逃难到了邬仗那境，后与蓝勃卢山龙池中的龙女相爱成亲，他们的后代成为邬仗那的国王。
⑥见注①，第744页。
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213页。
⑧关于桑耶寺的创建年代，及建成年代，藏文史书有不同的说法，《西藏王臣记》认为始建于公元767年，完成于公元771年，费时五年。《佛教史·大宝藏论》说787年奠基，公元799年竣工，费时12年。《青史》则说始建于公元767年，第二年建成。
⑨参见【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谢继胜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七章白哈尔及其伴神”一节。
⑩索甲仁波且著，郑振煌译：《西藏生死书》，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65页。
⑾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第189页。
⑿转引自戴密微《吐蕃僧净记》（耿界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⒀布敦著，郭和卿译：《佛教史·大宝藏论》，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75页。
⒁⒂同注⑿
⒃参见才让《从（五部遗教）看禅宗在吐蕃的传播与影响》（《西藏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