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在《创造》上发表了处女作《弱者的悲哀》，以后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土豆》（1925）、《生命》（1930）、《狂飙的乐曲》（1930）、《狂画师》和《船歌》（1920）以及长篇小说《云岘宫之春》等。
金东仁作为朝鲜最早的唯美主义文学流派——创造派的成员，反对“阶级文学”，说：“同不可能存在阶级的空气、阶级的水一样，阶级文学也是不存在的”。他提倡纯文学，追求文学的艺术价值，标榜艺术至上主义。他的作品除《土豆》写一个农村妇女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下，沦落为能杀会盗的****妇，是一部揭露现实的作品外，大多数作品都是像《狂飙的乐曲》和《狂画师》一样的唯美主义作品。《船歌》是他的创造派的代表作，取材于民间传说，通过描写一个船夫家庭的纠葛，勾勒出一幅感伤主义的风俗画。
《金妍实传》是充满色情描写的劣作，描写一个放荡女人的生活，连日本统治当局也认为不堪入目而禁止出版。
1939年，金东仁和朴英熙等一起参加“北支皇军慰问”来到中国，为侵华日军效劳。后期的作品主要是《首阳大君》（1931）一类的历史题材小说。
1951年，金东仁在汉城家中病死。在历时33午的创作生涯中，他一共创作了长、短篇小说100余篇，南朝鲜杂志《思想界》特设立“东仁文学奖”，表示对他的纪念。
天鹅公主油画
1896年，弗鲁贝尔与女歌剧演员沙拉贝结为伉俪。妻子经常主演由俄国作曲家李姆斯基·拉萨科夫根据俄罗斯民间故事改编的歌剧，而他为之设计舞台背景，这也加深了他对民间艺术的认识。
《天鹅公主》的构思直接受到沙拉贝主演的歌剧的启发：在薄雾弥漫的海上，公主忧伤地走向远处的宫殿。她频频回首，美丽的大眼睛留恋地看着人间。白色的羽翼逐渐展开，头上的珠冠璀璨夺目。画家赋予神话故事真挚的人间情感，把公主复杂的心理刻画得真切传神，体现了他对自由、爱情的向往。
1906年以前，弗鲁贝尔的病时好时坏，这期间他陆续完成了《自画像》（1904）、《白桦树前的沙拉贝》（1904）、《音乐会之后·沙拉贝肖像》（1905）等。在生命的最后四年中，他双目失明，受尽折磨，终于在1910年去世，终年54岁。弗鲁贝尔的艺术对俄国巡回展览画派是一个突破，反映了新一代俄罗斯艺术家的追求。著名画家列宾认为他是“一个非凡的天才”。
义和团在天津
义和团传人天津约在1899年春，那时义和团尚称义和拳。先是靠近运河的天津西北的部分村庄从山东和冀中陆续来了一些拳师，设场授拳。当时天津人纷传“天下要变了”。到1899年秋天，授拳练拳者日多，人问其为何授拳练拳，皆曰杀洋人灭洋教，还点燃着洋装的稻草人，以示火烧洋鬼子。
1899年底，袁世凯对山东义和团实行严厉镇压政策，山东义和团为避袁世凯之锋，陆续向直隶、天津流动。到1900年初，天津义和团势力逐渐兴盛。城外许多地方都建立了义和团坛口，其中较著名的有：王荫荣在西郊张家窝建立的“坎”字团总坛，刘呈祥在西郊高家庄设立的“乾”字团总坛，韩以礼在西郊大南河村建立的“乾”字团总坛，杨老师在杨柳青附近于庄子建立的“坎”字团坛口，滕德生在于庄子建立的“离”字团总坛，以及王老师、潘老师在北仓到丁字沽一带设立的13个坛口等。
到1900年2月，义和团已流人天津县城，每日有人在南门外宽阔地方授拳练拳，教拳者都是外地口音。不久，山东及直隶义和团流人天津者一日多于一日，且不断在设坛设厂，散发揭帖，天津民众从者甚众。到1900年3月，义和团已蔓延直隶，拳厂坛口，遍地皆是，且不断焚教堂，杀教士教民。随着直隶义和团的兴盛，天津义和团也飞速发展起来。3月下旬，天津久旱无雨，瘟疫流行，人心浮动。义和团趁机声称旱灾起因于洋人，扫平洋人自然下雨消灾。人多信之。与此同时，山东、直隶义和团不断向天津流动，一日或数股或数十股，络绎不绝。天津民众习拳练武也渐多。团民黄裹腿，红包头，粗布兜肚，到处设坛聚众，拍胸顿脚，高呼“神灵保佑”、“刀枪不入”。天津民众热血沸腾，上至老，下至幼，争购刀矛剑戟，争练拳脚刀枪。到1900年4、5月间，天津义和团势力盛极。连年轻妇女也多有练习红灯照者，兄长管不了，父母不能禁。刀枪剑戟，顿时告尽，冶铁匠夫日夜赶制，仍然供不应求。当时天津“处处设坛，家家铸刃。呼呼之气，丁丁之声，日夜相续”。义和团民沿街行走吆喝，此呼彼应。县令贴出告示，禁止冶铁铸刃，禁止设坛铺团。义和团和一般民众聚集县衙，喧嚷震天，舞刀挥刃。县令无奈，只得弛禁。于是，街巷冶铸之炉一个连着一个，不可胜计。此时天津，官不论大小，民不分男妇，大概信义和团者十之七八，不信者十之二三。天津义和团如此之盛，人人兴奋万分，彼此“喜相告曰：扫平洋人，在此一举，今而后，海内肃清，升平有日矣”。
天津义和团势力极盛，且大造“灭洋”舆论，言“先练义和团，后练红灯照，杀了洋鬼子，再灭天主教”。号召焚毁教堂，杀逐教土教民，捣毁洋货店等，但总是纷纷嚷嚷，舞刀弄枪，并无多少杀教士焚毁教堂的具体行动。但这浩大的声势也吓得天津洋人日夜胆战心惊，租界戒严，教堂乞援，纷纷构筑工事，准备负隅顽抗。
5月底6月初，各国水兵纷纷人援天津和北京使馆，且不断向义和团挑衅。6月4日，各国公使再次电告本国政府，要求派兵来华。6月9日，各国公使再次致电天津各国提督，要求派兵入京。当日，各国提督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入援北京公使馆。
6月10日，英国中将西摩尔率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八国联军2000多人白天津向北京进军。与此同时，天津大沽口外各国联军也蠢蠢欲动，准备攻占天津。天津和直隶附近义和团为保天津，有的拆铁路毁车站，阻挡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有的人援天津，准备与各国联军作战。
6月8日，安次县义和团首领杨寿臣率领几百名团民进入天津城，在三义庙建立总坛。随后，附近县乡义和团纷纷人津。静海等地“乾”字团数千人在首领曹福田率领下，于天津吕祖堂设立总坛；王成德率领文安、霸县、雄县等地数百名“乾”字团众在天津大佛寺建立总坛；张德成率众7000多人在天津小宜门设立总坛。
在这些外地进入天津的义和团中，以曹福田和张德成率领的两支最为强大。曹福田，直隶静海（今属天津市）人，游勇出身，光绪二十六年在静海、盐山、庆云一带设坛建团，被推为团首。他以太平天国首领杨秀清自居，曾表示：“吾将洋人杀尽，即杀赃官、贪吏。”张德成，直隶新城人，自幼在白沟镇操船为业，1900年在家乡组织义和团，先后建立了北坛、中坛、南坛3个大坛口，后又到杨柳青等地设立坛口10余处，统称“义和神团天下第一坛”，统辖团众达2万余人。曹福田、张德成等外地义和团进入天津后，逐渐成为反洋教斗争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力量。
在北方各地的义和团队伍中，天津的红灯照是比较集中的妇女义和团组织。红灯照最著名的首领是林黑儿。林黑儿是船户李有的儿媳。她自幼随父流浪江湖，演出杂技，习练拳棒。后李有因触犯洋人被捕入狱，林黑儿遂毅然投身义和团，从杨柳青进入天津，招集青年妇女结成红灯照，自称“黄莲圣母”，远近闻名。
由于各地义和团蜂拥人津，天津义和团势力猛增。至6月下旬，天津城乡义和团计有坛口300多个，团民约4万人。
与其他地区相比，天津义和团组织较为严密，战斗力强。但在6月之前，天津义和团很少有毁教堂杀教民的举动。6月10日，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中国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已走向战争的边缘。直至此时，天津义和团才开始了焚毁教堂杀教士教民的行动。6月14日，杨寿臣带领义和团接连焚烧了天津租界外的全部教堂8处；塘沽、汉沽的广大乡民也竞相焚毁农村教堂。6月15日，天津义和团大举出动，天津教堂全毁。6月16日，天津大沽口外各国海军提督联合致电守卫大沽口的天津总兵罗荣光，无理要求罗于明日2时前交出大沽炮台。同日，天津义和团一举砸毁天津府、县衙门、监狱、天津海关道衙门和电报局，并强迫直隶总督裕禄打开武器库，将枪支弹药搬运一空。
6月17日，各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自此，天津各支义和团和清军联合开始了围攻紫竹林租界、老龙头火车站和保卫天津城的战斗。6月21日，清廷下谕招抚并嘉奖义和团，天津义和团势力更加壮大，成为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重要力量。
7月13日晨3时，八国联军一万多人，分两路总攻天津城。经激烈战斗，义和团和清军损失惨重，八国联军也付出很大代价，到14日下午，天津城沦陷，义和团被打散。部分义和团转移到外地继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