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历史年鉴之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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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7月(2)

杨儒虽奉命全权,在彼得堡经办索还东三省的交涉,但因为俄国已手握“暂约”,要重开新的一轮交涉,势必首先否定“暂约”,否则无从谈起。

要使贪婪成性的沙俄放弃“暂约”,谈何容易。这无异于要沙俄放弃已获得的它在中国东北的独霸特权。对此,甚至在北京办理与各国议和事务的全权大臣******和李鸿章也认为:沙俄外交部必力持成约,事实难办。

******与李鸿章老奸巨滑,不愿承担责任,把这个难题全部交由杨儒处理,并特别去电嘱咐不必请示。

1901年1月4日,杨儒带翻译陆征祥,前往俄国财政部,会晤俄国财政大臣维特。适时,俄外交大臣尚在黑海。这次会晤,是杨儒受命全权交涉后的礼节性拜访,而且尚未确知“暂约”一事。维特对此则非常清楚,谈话中言语极为谨慎,不露蛛丝马迹。会晤开始,维特便装做糊涂,并以老套招数百般刁难。

当杨儒问到交收东三省之事时,维特假惺惺表示不要中国寸土,同时却辩称清政府还没完全安定,俄军不能从东三省撤退,拒绝了杨儒提出俄国从东三省撤军的要求。

随后,维特向杨儒透露了一个秘密,即俄国已经电询清政府,进行中俄双方谈判。俄国担心各国干涉东三省交收之事,希望背着各国在俄都彼得堡进行单独中俄双方谈判,从速了结中俄之间的交涉,在北京中外谈判前,此事能够成为事实。

杨儒乘机将了维特一军,说自己已事清政府之命,全权与俄国谈判东三省交收事宜。说完,即让维特看了清政府委托他全权处理的电报。

维特借口电报中没有让杨儒签约和由清政府负责任的命令,故意推诿。

经过一番唇枪舌战后,终于确认了杨儒的全权谈判代表资格。

1月8日,杨儒在西方报端见到披露出来的“暂约”,不禁大吃一惊,于当晚八时,急忙前往俄财政部,约见维特,探询和证实“暂约”。

这次维特倒十分爽快,立即承认确有此事。杨儒情知“暂约”所订各款丧权辱国,当即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所列各款决不会是清政府的本意。

维特见杨儒不承认“暂约”,便凶相毕露地以武力相威胁。

杨儒也不示弱地表示,清政府已做好准备,将给挑衅的人以迎头痛击。

这次会晤不欢而散。

1月17日,杨儒到俄国财政部探询正在拟定的条约内容时,又与维特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交锋。

维特十分傲慢地向杨儒口述草拟的条约内容时说:清政府只能在东三省设置维特治安的警察,数量应与俄国商定,其余不得有驻防的军队;东三省任用的将军,事先应当与俄国商量,俄国将为将军派出副手,满州和蒙古地区不得建造铁路等共13条。

对于如此横行霸道,不讲国际公理的强权条约,当然遭到杨儒义正词严的痛斥。杨儒不惧维特的威胁,据理力争。

维特见高压不起作用,又软下来表示,凡是可以通融的地方,必竭力通融。

1月19日,沙俄外交大臣拉姆由黑海返回彼得堡,杨儒即前去会晤。

稍作寒喧后,即转入正题。

杨儒指出,俄国如果在东三省问题上和平公正地与清政府商讨,则双方都有好处。而如今所议各项条款,侵犯了中国主权,中国决不同意。

对此,拉姆表示将再加考虑。

1月21日,杨儒再次前往沙俄财政部拜会维特,询问沙俄对所拟条约的改动情况。

维特毫不掩饰地说:“没有什么改动,也不会有改动。”

杨儒深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当朝官员对洋人的奴颜卑膝,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备受列强的欺凌和侵略。但杨儒却要挺起中国人的脊梁,痛斥沙俄盲而无信,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它所称保全中国主权的承诺,表面上交还东三省,实际上却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随后,杨根据清政府的电示,正式向俄方声明:“暂约”系一已革职的官员订立,擅自画押,并未请示将军,该将军亦未奏明政府,故政府全不知情,可见所订之款,实属擅行妄订,不能作数。

维特怒气冲冲地坚持道:该条约已经签字,俄国政府不能无故废弃该条约。

杨儒抗争道:无论如何,各款都不能作数。

在杨儒的反复争辩之下,维特虽未应允许废止“暂约”,但态度似有松动。

1月22日,杨儒不顾鞍马劳顿,又前往俄国外交部拜会拉姆,向俄外交大臣通报清政府关于“暂约”无效的声明。

拉姆坚持要求须请清政府批准“暂约”。

杨儒则以清政府对“暂约”的签订毫不知情为由,断然拒绝。

拉姆进逼说:“必须先批准‘暂约’,再谈判签定正式条约。”

“正式条约与暂约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杨儒毅然反击说。

拉姆继续胡搅蛮缠地反问道:“正式条约与暂约看起来是两件事,实际上仍是一回事。都是有关交收东三省的事。中国政府不批准增将军所订的暂约,那么,日后杨先生所议的条款能否得到批准,就值得怀疑了。”

杨儒见拉姆仍不死心,便十分决断地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指示,我决不会签字。”

拉姆见杨儒在威逼之下毫不让步,便推诿道:“‘暂约’一事,须由户部主持。”

在这次会晤中,杨儒为争取废止“暂约”所做的努力无结果,但探明了废止“暂约”的关键,取决于俄权倾一时的宠臣维特的态度。

1月23日杨儒再次约见维特,交涉废止“暂约”问题。

杨儒向维特开门见山说明来意,直言道:“暂约必须作废。”

维特则十分蛮横地坚持中国政府必须先批准暂约,然后再商议签订正式条约。

两人意见相持不下,维特便企图把暂约之事推给外交部,说:“外交大臣拉姆最讲公正,也认为必须先批准暂约,再商订正约。”

杨儒早有准备,进逼一步说;“拉姆大臣对我说,此事全部由你主持。”

维特见无法推托,故意装作思考的样子,过了一会,又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作为附加条件,被杨儒一一否决。

经过杨儒坚持不懈的抗争,终于迫使维特做出让步,应允了废止“暂约”。同时,维特要求在商订正约的时候请杨儒做出让步的附加条件也遭到了理所当然的拒绝。

杨儒见维特在“暂约”问题上的态度松动,便趁热打铁,随即于1月24日,会晤俄外交大臣拉姆,以求最后敲定废止“暂约”。

杨儒首先向拉姆通报了与维特会谈的结果,问拉姆还有什么意见。

拉姆与维特已通过气,表示批准暂约之事不再讨论,但希望杨儒以后在商订正式条约时不要阻拦。

至此,杨儒在21天内,先后8次分别约见维特、拉姆,口争舌辩,百般交涉,终于迫使俄方应允废止“暂约”。然而,俄方声明废止“暂约”,只解决了杨儒面临的枝节问题,尚未触及到正约内容,所以,开议正约的前途,实难预料。

中俄交涉索还东三省事,终于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

清朝政府得知杨儒关于“暂约”作罢的报告之后,李鸿章于1901年2月4日致电责成杨儒:另立正约,斟酌妥善,负责委任。

与此同时,俄国财政部、陆军部、外交部也正紧锣密鼓地草拟关于交还东三省条约各款。

杨儒于2月9日,如约前往俄外交部,与拉姆会谈,商订有关正式谈判开始日期、条款内容及约稿文本等问题。所以,这是正式约稿谈判之前的预备会议。

杨儒再次声明了原则立场,即所订条约各款不得有损清政府兵权、利权、吏治之权。

拉姆则含糊其辞,企图蒙混过关。

2月16日,杨儒拿到了俄方草拟的约稿,一面仔细研究约稿内容,一面将约稿发回国内,指出该约稿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极多,请求政府给予指示。另一方面,杨儒又赴俄国外交部,约见拉姆,对约稿进行了批驳。

在杨儒的步步紧逼之下,拉姆实感难以对付,最后借口赴国会开会为由,草草结束了这次会谈。

2月23日,杨儒会晤维特,探询这位俄廷宠臣对商改约稿的态度。

维特则以出兵满州威胁杨儒尽快签约,见杨儒不为所动,又以断绝外交关系相恐道:“贵国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或即刻签约,或者与俄国决裂,以至兵戎相见。”

通过这次会晤,杨儒从维特的强硬态度洞悉了俄国对中国东三省贼心不死,俄方必坚持成见,大局势难挽回。

3月2日,杨儒会晤拉姆,向俄方通报各国对中俄单独谈判的议论,试图以列强的态度,影响俄方的态度。

但是,作为弱国的外交家,企图依靠列强的力量来迫使沙俄让步,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是一种幻想。沙俄决不愿放弃已掠夺到的利益。尽管杨儒在外交场合使出了全部的力量,但清政府的腐败与外交上的投降政策,使杨儒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3月12日,应俄方的召见,杨儒如期赴俄外交部会晤拉姆。在这次会晤中,俄方向杨儒呈递了最后约稿及限15日签字的最后通牒。

俄方出具的最后约稿,共11条,其中包括俄军暂留满洲;俄国有权要求清政府调离“办事不合”的满洲诸将军及其他地方大员;未经俄国允许,清政府不许将满洲造路、开矿及一切工商利益给予他国等。总之,按照最后约稿,虽在一些条款上稍作修改和让步,但仍试图控制中国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大权。

杨儒在接到最后约稿的次日,电致清朝政府和李鸿章,称:原稿删改过半,不但避免各国效尤,则利权巳保全不少,实非实灵所及。乞速请旨裁夺示遵。

李鸿章对这个不准更改一宇的约稿,认为;再稍作推敲,即可定议。

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大员,以及英、美等国竭力阻止签约。

清朝政府面对两难选择,拒签恐激俄怒,签约又恐各国效尤,不能果断决策,一切措置,都不得要领。

各方态度不一,杨儒陷于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在此期间,杨儒屡次约见俄国外交部,均以无暇辞绝,所送去的约稿商量改动之处,仍原封送回,不收不阅。杨儒日夜焦虑,百思无计,各方煎迫,心急如焚,竟于3月22日由俄外交部返回寓所途中,落马跌伤左腿。同日,李鸿章电致杨儒称:“尊处明告英及各国驻使,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一面即酌量画押,勿误。”

好一个“酌量画押”,就是将难题推给了杨儒。然而,杨儒见朝中无定见,李鸿章的电示含糊,于是再次电致清政府、李鸿章。在致军机处的电中称:“儒未奉画押之旨,不敢擅专。”在致李鸿章的电中称:“画押须有切实电旨,方可作为凭据。”在这种情况下,杨儒已抱定了此见;没有政府指示,决不签字。

3月24日,维特约见杨儒,充当说客,劝杨儒在约稿上签字。杨儒如期赴约。

在会晤中,维特进行了露骨的威胁和利诱,但杨儒大义凛然,表示为了中国的主权不受侵犯,即使牺牲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

3月25日,拉姆再次约见杨儒,此时俄方的最后期限日渐临近,中俄关系也日趋紧张。

拉姆威胁说:“明日已到限期,我将去拜见沙皇陛下,如果杨先生再不签约,后果将难以预测。”

杨儒不畏强权,严辞拒绝。

谈判结束后,杨儒离开俄国外交部,回至清政府使馆,时逢天寒地冻,下车时不慎滑跌倒地,即不省人事,从此一病不起。

这次会晤,便成为杨儒与拉姆的最后一次交涉谈判。

3月26日,杨儒在病中收到由盛宜怀转发来的拒绝签字画押的政府决定。

清政府最终拒绝与沙俄签订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使病中的杨儒感到一丝安慰,也不枉他在外交谈判中的抗争了。

1902年2月20日,杨儒病逝于清政府驻沙俄大使馆。

3月,中俄重新开始了归还东三省的谈判。这次谈判地点在北京,清政府以******、王文韶为主要代表,沙俄则以驻华公使雷萨尔为谈判代表。

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双方于4月8日签定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

这个条约对中国主权仍有许多侵犯。即使这样,沙俄也没有完全遵守执行,最终与日本瓜分了在东三省的利益。

徐仁铸曾作《轩今语》等书

徐仁铸(1863~1900)字砚文。清江苏宜兴人。徐致靖长子。光绪进士。1897年,以翰林编修视学湖南,提倡新学,手颁条诫,分谕各学,提倡学习自然科学,并致书其父推荐康有为,支持时务学堂。曾作《书轩今语》,阐述维新变法以挽时艰,批驳湖南守旧派叶德辉、王先谦。戊戌政变后被革职。

张厉生曾任台湾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

张厉生(1900~?)河北乐亭人。1917年进南开学校。1922年进巴黎大学,攻社会经济学,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选入国民党巴黎分部执行委员会。1925年回国,在上海中山大学任教。1926年底,去武汉担任北伐军第十军政治部秘书。1927年底去杭州,任市政府秘书长,后调南京市党部任监察委员。1929年3月,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任组织部秘书。1931年,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2年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并负责国民党华北党务。1935年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2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抗日战争开始后,改任政治部秘书长,后为副主任。1940年9月改任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1942年12月任行政院秘书长。1944年12月任内政部长。1948年任行政院副院长,不久改任不管部部长。1949年去台湾后,历任台湾省立自治研究院主席,台湾国民党当局行政院副院长、驻日本大使等职。1963年退出官场。

威尔逊,詹姆斯·哈里逊美国将军

威尔逊(1837~1925年)美国将军。参加主要战争:美国内战(1861~1865年)、美西战争(1898年)、镇压义和团运动(1902年);参加主要战役(战斗):罗亚尔港之战(南卡罗来纳州,1861年)、南山之战(马里兰州,1862年)、安蒂特姆之战(1862年)、维克斯堡之战(1863年)、查塔鲁加之战(1863年)、耶洛塔夫恩之战(1864年)、彼得斯堡之战(1864年)、温彻斯特之战(均在弗吉尼亚州,1864年)、富兰克林之战(田纳西州,1864年)、纳什维尔之战(1864年)、埃比尼泽教堂之战(亚拉巴马州的普兰茨维尔附近,1865年)、塞尔瓦之战(亚拉巴马州,1865年)、梅肯之战(佐冶亚州,1865年)、北京之战(19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