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廉在诗风上有所突破是在1930年。在一次古巴人民盛大的音乐节日，他深深地被黑人的音乐感动了。黑人舞蹈的节奏使他联想到诗的韵律。他决心吸收黑人歌曲的一些表现形式。当时哈瓦那的一家文学周刊《种族的理想》专门登载黑人文学。纪廉于一九三○年四月在该刊上发表了组诗《音响的动机》。由于黑人音乐的节奏与古巴绮丽的风光以及地方的习俗在这组作品中被融为一体，轰动了古巴的文坛。自1928年开始的黑人运动正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纪廉的这组诗歌被誉为黑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1年，纪廉发表了第二本诗集《松戈罗·科松戈》。他把黑人民谣、舞曲的节奏和当地小贩沿街叫卖的曲调糅合在一起并赋予抒情的气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效果。此外，在内容方面，纪廉捕捉了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成分着重反映社会现实和黑人对社会的不平，给予黑人诗歌一种新的生气。例如《甘蔗》这首短诗写道：
黑人站在甘蔗园里美国佬凌驾于甘蔗园之上土地伸展在甘蔗园脚下鲜血从我们身上流光。
1934年发表的诗集《西印度有限公司》标志着诗人创作生涯的又一次突破。这主要表现在内容方面。诗中以愤慨的情绪谴责帝国主义的政治侵略和经济奴役政策，以细腻的笔触反映了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所受的奴役和剥削。这一切，表明了诗人在思想上的成熟。
1935年，纪廉开始与古巴共产党的报纸合作，任《摘要》报的编辑，协助出版刊物《中午》。
1937年，当纪廉在墨西哥参加革命作家代表大会时，发表了诗集《给士兵的歌和给游客的“松”》。“松”是黑人歌曲的一种曲调。诗人娴熟地运用了这种曲调的节奏。这本诗集被公认为古巴诗坛上经典性的作品，正像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纪廉对自己的艺术既有明确的理解，对自己的技巧又有绝对的把握，同时又有一定的内容来等待着他去表达。同一年，纪廉为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所感动，亲赴该国参加保卫文化国际作家代表大会。同时写就并出版了诗集《西班牙，四种苦恼和一种希望》。诗中，作者既表达了西班牙在战争中的痛苦，也展现了西班牙人民光明的未来。从此，纪廉成为一位有国际声誉的诗人。
纪廉在1938年回国之后，参加了进步的新闻工作。直到1947年旅游南美时，才又提笔写诗，完成了《完全的“松”》的写作。这是一本综合性的诗集：包括政治诗、民谣等浪漫主义的作品。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古巴社会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反动势力与进步势力之间的角逐日益激化。1948年，古巴糖业工会的领袖赫苏斯·梅嫩德斯被杀害。纪廉为之写了长诗《赫苏斯·梅嫩德斯的挽歌》。这首诗和他后来悼念海地诗人雅克·罗曼的诗和《古巴的挽歌》都收入《挽歌集》于1958年出版。
由于国内反动政府的迫害，纪廉自1949年到巴蒂斯塔政府垮台为止，基本上在国外过着流亡生活。他曾访问了欧洲、亚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1955年被授予“加强国际和平”的列宁国际奖金。1958年，纪廉在阿根廷发表诗集《人民的鸽子在飞翔》。以他访问过的欧、亚、美各国为素材歌颂了人民的力量。
巴蒂斯塔政府垮台后，纪廉回到祖国。于1961年开始，担任古巴全国作家艺术家联合会主席。繁忙的事务工作并未使他放弃创作，1964年发表一本《通讯集》和两本诗集《爱情的诗篇》和《我有》。《我有》对古巴过去的苦难生活作了全面的回忆，并对未来寄托着希望。
1967年诗人出版了诗集《伟大的动物》。1972年，当纪廉七十寿辰的时候，又发表两部新的作品：叙述古巴各阶段历史片断的诗歌散文集《每天的日记》和配合国际时势的诗集《齿轮》。
纪廉诗作富于感染力，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了古巴人民的思想情绪，二是擅长利用黑人诗歌的特点，创造出古巴民族特色的旋律和气氛。
斯坦贝克
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当代美国著名小说家。他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生活在小镇、农村与牧场上，对乡野的自然环境与风土人情十分熟悉，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在大学里除学习文学外，也研读过海洋动物学。在大学学习期间和毕业后，他曾在牧场、修路队、制糖厂和建筑工地干活，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有较深的了解。
斯坦贝克的初期小说作品《金杯》（1929）、《天堂牧场》（1932）与《献给一位不知名的神》（1933）都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煎饼坪》（1935）是他第一部受到欢迎的作品。小说的背景是加州某镇上一些西班牙一印第安混血儿聚居的贫民窟。主人公坦尼从战场上归来，继承了两所房子。他把其中一所当作他和穷朋友的窠巢。这些人不爱劳动，混一天算一天，虽然间或也干些鼠窃狗偷的事，但天性非常纯朴、善良。作者认为，只有在这种人的身上，才有未被金钱文明污染的纯真天性。
斯坦贝克创作生活的头六年正是美国经受经济危机的六年。但是只是到了1936年，在《相持》这部反映农业工人罢工斗争的小说中，严峻的现实生活才出现在斯坦贝克的笔下。小说写的是叛逆者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反对权贵者。共产党员吉姆与麦克知道某地采果工人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待遇极其苛刻，便到那里去，发动群众举行罢工。果园主与当局使用种种卑鄙的手法破坏罢工。共产党员则想出种种对策，鼓动群众，使罢工坚持下去。最后，吉姆遭到暗算，牺牲了。麦克则利用这件事激励群众。小说在紧张的高潮里戛然而止。小说的主要倾向是好的。书中对三十年代美国农业工人的悲惨境况与他们为生存所进行的斗争，对资产者与当局残酷镇压群众的卑劣嘴脸，都有鲜明的反映。
《愤怒的葡萄》（1939）无论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比《相持》前进了一大步。这部书标志着作者文学创作的高峰，也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三十年代，俄克拉何马及邻近各州的小农、佃农，日益贫穷，负债累累，他们的土地被大公司没收，无家可归，纷纷坐上破旧汽车向西行进，想在加利福尼亚州找到出路。但等待着他们的仍旧是失业、饥饿与迫害。作者曾和这些流浪工人一起西行，一起劳动，对他们的痛苦深有体会。因此，书中饱含着农业工人的血泪与愤怒。
小说中，约德变卖了财产，全家十二口挤进一辆经过改装的旧汽车，向西部进发。他们一路上受尽折磨与欺凌，有的死去，有的丧失了理智，有的中途离散。但他们又和别的家庭汇成一股洪流，象群体动物（斯坦贝克从海洋动物学那里得来的启示）似的为求生的本能驱使，进入他们梦想中的“黄金的西部”。大批劳动力的到来使资本家毫无顾忌地压低工资，警察与民团又以种种借口对他们进行刁难与勒索。但他们并不气馁，同舟共济，从阶级友爱中汲取力量。他们组成了公社式的团体，第一次尝到自己治理自己的甜头。通过劳、资这两股力量的接触、遭遇、磨擦、冲突与剧烈搏斗，一幅幅阶级斗争惊心动魄的图画呈现在读者眼前。工人们虽然屡遭挫折，但他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主人公约德决心到处去宣传阶级斗争的“福音。”
写作这两部反映阶级斗争的小说的时期以及稍前稍后，是斯坦贝克创作生涯中成就最高的阶段。中篇小说《人鼠之间》（1937）、《红马驹》（1937）、短篇小说集《长峡谷》（1938）与长篇小说《罐头工厂街》（1944）、中篇小说《珍珠》（1947）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些小说代表了斯坦贝克创作的另一个方面，其中心主题基本上都是探讨金钱文明与人性的关系。或是写人们如何寻欢作乐、归真返朴，以逃避金钱文明的腐蚀；或是写金钱文明如何损害与破坏人的幸福甚至戕害他们的生命。
《人鼠之间》书名引自彭斯的诗句：“鼠与人设计的最佳方案往往落空”。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当田野被犁耕时，一只不幸的田鼠失去了它的窝，象征主人公朗尼、乔治等人的命运，与田鼠并无区别。这些流浪的农业工人多么希望能有一小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可是这样卑微的愿望永远无法实现。低能的朗尼从善良的动机出发，却总是造成相反的后果。他在无意中杀死了东家的儿媳。乔治为了不让好友朗尼受折磨，亲自开枪把他打死。朗尼和乔治都像那只田鼠一样，被一架无形的铁犁弄得粉身碎骨；前者的躯体被戕害，后者的精神受到了摧毁。
《红马驹》是一本风格清新可喜的小书。它充满了乡野的泥土气息。小说通过少年裘德的眼睛观察世界，特别是通过对马的生、老、病、死的认识，表现裘德精神上的成长。这部作品显示出作者对动物与大自然的深厚的感情与细致的观察。
《罐头街工厂》在幽默诙谐的表面底下潜伏着对美国物质文明的批判。在作者看来，书中这一群乐天的流浪汉精神最为高超，其他的人“为了野心、紧张与贪婪，把自己撕成碎片，他们（指流浪汉）倒是安详松弛的。”
《珍珠》是根据墨西哥一个民间传说改编的。经过改编，一个普通的奇闻轶事成了一篇控诉金钱的罪恶的震撼人心的中篇小说。印第安族渔民奇诺因为无钱给小孩治病，到海里去捞珠，捞到一颗硕大无比、明亮匀称的珍珠。他满以为自己的一切愿望都可以实现了。可是伴随财富而来的是对他的财富的觊觎与争夺。奇诺人身受到袭击，房子也被烧毁。他到镇上去售珠，珠商串通一气狠压珠价；他带妻子、儿子到大城市去出卖，一路上遭到伏击与追捕。就在他杀死追捕者的那一瞬间，追捕者的子弹也击中了他的儿子，夺去了他的幸福。他和妻子沉着地走回到海边，把珠子扔进大海。他战胜不了比他强大无数倍的罪恶势力，但也绝不向他们屈膝。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坦贝克写过一些反法西斯作品，都不很成功。他作为战地记者，到过欧洲战场。1947年，他曾去苏联旅行。他晚年的作品有《烈焰》（1950）、《伊甸园以东》（1952）、《晦气的冬天》（1961），水平也都不如战前的作品。
1962年，斯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理由是：“由于他那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力的创作，把蕴含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感结合起来。”
1968年，斯坦贝克因病逝世。死后还出版了《书信集》与其它一些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