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历史年鉴: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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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文学之星(6)

1934年10月,西班牙的国内革命遭到挫折。阿尔维蒂不得不侨居法国。不久,他赴美洲访问,目睹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帝国主义桎梏下的生活。1935年,他创作并发表诗集《加勒比海之歌》(又名《十三道条纹和四十八颗星》)。在这部作品中,诗人以深刻的笔触揭示了美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与种族矛盾,描绘了拉丁美洲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并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

1936年,西班牙人民阵线获胜,组成了民主政府。阿尔维蒂赶回祖国与一些进步的作家和诗人一起组成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联盟。同年7月,由于佛朗哥发动叛乱,西班牙陷入内战的烽火之中。阿尔维蒂积极支持人民的力量,创办了《蓝色工人服》杂志。此外,还组织剧团到前线作巡回慰问演出。

内战的火焰点燃了诗人的激情,阿尔维蒂的诗歌又进入了新的阶段。作品的情调开始趋向朴实,诗句进发着火一般的激情。为了鼓舞士气,他常常亲临火线为士兵朗诵自己的诗作。这些诗歌在1938年保卫马德里战争的紧要关头,被整理成两本诗集《街头诗人》和《随时随刻》,随着纷飞的战火,传到士兵的手中。其中,《我是五团的人》和《保卫马德里》这两首诗在公开出版之前,早已成为西班牙人民争相传诵的佳作。这两本诗集表明诗人在政治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失败迫使阿尔维蒂又一次远离祖国。先是侨居法国,后迁到阿根廷。在流亡期间,他一方面积极参加国际间的进步文化运动,一方面仍然坚持创作。在此期间发表了《在石竹花和剑之间》和《潮汐》两部诗集。

1945年之后,诗人越来越抑制不住自己对祖国与人民的怀念之情,创作了大量怀念和歌唱祖国的诗歌。他把从1945~1956年期间所创作的怀念祖国人民的诗篇收集成册,名为《今天的标记》。其中《人民的雄牛正归来》、《给被出卖的西班牙》以及纪念西班牙著名诗人洛尔伽和马恰杜的诗篇在国际诗坛上都被誉为佳作。

阿尔维蒂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57年春,他来我国进行过友好访问。在我国旅行途中,写下了不少歌颂社会主义中国的诗篇。后来,他把这些作品编成一部诗集,题为《中国在微笑》。

阿尔维蒂也写过一些剧本和散文,但成就和影响均远不及诗歌。

赫达雅特

萨迪克·赫达雅特(1902~1951),伊朗现代著名小说家。他生于德黑兰,出身家门大族,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中学毕业后作为首批留学生赴欧深造,侨居巴黎四年,熟谙法国语言文学。在国外,他写了《人类与动物》、《素食的益处》等文章,主张废止肉食,反对任意宰割和折磨牲畜。归国后,因与家庭不和,断绝了来往;先后在国家银行、经济管理委员会供职,以谋生计。在此期间,他坚持业余创作,发表了两个历史剧本和数十篇小说,其中包括不同凡响的中篇《瞎猫头鹰》(1936)。

《瞎猫头鹰》是用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写成的。故事情节荒诞离奇,书中人物的形体变幻不定,时序紊乱,光怪陆离,乍读作品使人如坠十里雾中。然而只需透过奇异的梦幻色彩,便不难发现主人公“我”的内心世界:对象征着“真善美”的天仙般少女的追求与热爱,对标志着“假恶丑”的驼背豁嘴老头的厌恶与憎恨。在一个风雨晦瞑的深夜,“我”所梦寐以求的“她”突然降临,可是转瞬间又变成一俱僵尸!从此“我”的生活失去了意义,终日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犹如行尸走肉。作者继而描述了身染重病、精神恍惚的“我”,并借题发挥,巧妙地揭露了宗教迷信的虚伪和反动。“清真寺早祈的钟声,每日例行的洗手礼,在万能的真主面前顶礼膜拜,这些对快要咽气的人说来是无济于事的。……回想我所经历的苦难生活,什么世界末日的审判,对灵魂的惩罚和奖赏等等,统统不过是无稽之谈”。所谓宗教“不过是地面上的统治者为了欺压掠夺百姓,和巩固自己的神圣地位,而假托真主的名义编造出来的一种信仰而已”。作者以怪诞不经的笔触,隐晦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小说中“我”的老婆的放浪形骸,奶妈的陈腐观念,肉店老板的惨无人道,摆杂货摊老头的荒淫无耻,警察的骄横跋扈,以及庸医的刁钻古怪,这一切构成了千疮百孔、腐朽没落的黑暗社会的缩影。

《瞎猫头鹰》写得阴郁、沉闷,给人以忧伤、压抑之感,这是赫达雅特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他类似的作品还不少,如《黑屋》中的怪人,孑然一身,把自己禁锢在黑暗之中,像蝙蝠一样逃避光明;《死胡同》里的小职员,孤独寂寞,愁肠百结,生活如一潭死水。赫达雅特从人道主义观点出发,惯用哀伤笔调,着意渲染地位卑贱的小人物(尤其是妇女)的悲惨命运,借以针砭时弊,鞭笞社会的不公。哈马丹市场上的小业主(《哈吉·莫拉德》),只因看到妻子在大街上撩起了面纱,便愤怒地把她休了另娶;《失去丈夫的女人》,本是个对丈夫忠贞不贰的贤惠之妇,却不意遭到丈夫的虐待和遗弃;《旋涡》描述一个海关小职员生活中的不幸遭遇,进而揭示出社会上人与人关系的极不正常,连夫妻亲友之间也缺乏起码的信义。赫达雅特的小说多是悲剧性的结局,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字里行间渗透着斑斑血迹。”见义勇为的侠客(《达什·阿克尔》),为追求纯洁的爱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昨天》里的排字工人,在罢工斗争中惨遭杀害。读这类作品,在感喟之余,不禁令人联想到万恶的吃人的社会制度。

1936年,因不堪国内令人窒息的污浊空气,赫达雅特移居印度孟买。他埋头研读古代波斯文,翻译了《阿尔德希尔·伯依康的业绩》等七篇拜火教的经典著述,表现出对萨桑王朝时期的巴列维语和“阿维斯塔”文学的深厚造诣。两年后回国,在“音乐协会”工作。这期间,他除了继续创作小说之外,还热心收集民间传说、故事和歌谣,编选了几本小册子。1945年,他去苏联乌兹别克短期游行,是年发表了脍炙人口的中篇《哈吉老爷》。

与《瞎猫头鹰》相比,《哈吉老爷》的风格迥然不同。它色调鲜明,笔锋锐利、泼辣,独具一格。哈吉老爷这个人物塑造得极为成功,称得起是四十年代伊朗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哈吉精于生财之道,敲诈勒索有方,除开商店、办澡塘、出租房屋、经营工厂外,兼做金融生意,发放高利贷,还同驻外使节勾结进行走私活动。他虽有万贯家财,但对每天配给家眷的份糖却要亲自查点,连烧火用的木柴也要秤斤过两,吃过的李子还得数核,少了便大发雷霆。这位八十九岁的封建遗老家有三妻四妾,尤嫌不足,时常偷鸡摸狗,出入花柳之巷;为防止衰老虚亏,特指令阿訇四处搜寻“壮阳剂”。哈吉爱财如命,一提起“金钱”两个宇,便眉飞色舞,喜形于色。他的口头禅是“你若不想被人掠夺,就得发狠去掠夺别人”。于是,耍阴谋、设圈套,唯利是图、巧取豪夺便成为他的拿手好戏。为确保既得的权益,哈吉竭力主张“实行铁腕政治”,但他老奸巨猾,深知乔装打扮的妙用。二次大战后,伊朗的民主运动大有起色,善于见风使舵的哈吉摇身一变,俨然以“民主之父”自居,他买通报社编辑,为其撰写传记,并要求同照片一起登上报纸的头版。而在暗地里他却不惜破费,掏出巨额资金作为阿訇到各地去搞破坏活动的经费。赫达雅特笔下的这个人物,悭吝贪婪、骄奢淫逸、阴险狡诈、虚伪反动,集中地反映了剥削阶级的典型特征,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还通过哈吉老爷在前厅接客的场面描写,把那些贵族元老、上层名流、投机商、暴发户、政客、阿匐等社会蟊贼和害人虫,一个个走马灯似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将他们一伙卑鄙龌龊的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史坦倍克在赫达雅特的各类小说中,也有一些以幽默讽刺见长的作品。如《兀鹫》写两个女人误以为丈夫已死,为争夺遗产闹得不亦乐乎,这时被埋葬的丈夫突然返回家中,她们俩吓得魂不附体;《爱国志士》中的腐儒,被教育部长派往新德里,一路上出尽洋相,最后竟被套在身上的救生圈勒死。但它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远不及《哈古老爷》。

赫达雅特生前默默无闻,死后逐渐受到重视。法国文艺界几乎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称他是伊朗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宗匠。

纪廉

尼古拉斯·纪廉(1902~1989),古巴当代著名诗人,拉丁美洲黑人诗歌的代表。他出生于古巴的卡马圭城。父亲原在自由党的机关报工作,1917年反动政府镇压自由党时被杀害。为了维持家庭生计,纪廉不得不去当印刷徒工,一面工作,一面积攒学费。1921年他到哈瓦那考进大学攻读法律,但不到一年就辍学返乡了。

在家乡期间,他默默地练习诗歌创作,有几首诗曾经发表在一些地方刊物上面。这些处女作表明诗人受风行当时的现代主义诗派影响很深。1923年,纪廉在家乡试办刊物《百合花》,只出了一期便宣告停刊。为了寻找出路,他于1925年再次来到哈瓦那。

纪廉在成名之前是属于古巴的所谓“共和第二代”诗人之列。这一代诗人大多生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经历政治局势的动荡,亲身体会到希望幻灭的痛苦,所以又称为“痛苦的一代。”他们的特点是生活上在找寻出路,诗歌上也寻觅突破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