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称为金齿（傣族）黑爨（与纳西族、彝族、傈僳族有渊源关系）、白人（与白族有渊源关系）、蒲人（布朗族、崩龙族）、和尼（哈尼族）、峨昌（阿昌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云南地区，由于元朝政府采取的得力措施，这里开发治理得如马可·波罗所见所闻那样，米麦丰富、鱼类繁殖、居民凑集、百姓富庶。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张立道把内地蚕桑技术传入云南东部及今四川宜宾一带，仅此一项就使当地居民收入增加十倍。继之赛典赤·瞻思丁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于1275年（至元十二年）在中庆、大理、威楚、鹤庆、曲靖等地，建立军民屯田，并兴修盘龙江松花坝水利，可灌田数十万亩。云南陆续建立的屯田约12处，面积达4000顷。赛典赤·瞻思丁死后，其子纳速剌丁继为行政长官，也很注意发展经济。手工业的经营和金、银、铁矿的开采，使云南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向前发展。
居于青藏高原的吐蕃诸部，不仅同内地驿站相通，元朝政府还在碉门、黎州两地（今俱在四川境内，当时属吐蕃地，直辖于宣政院）设置榷场，极大地方便了吐蕃同内地进行茶、马、绢、帛交易。通过互市贸易，汉藏人民之间的交往也日渐频繁起来。
至于中南和东南地区所谓“山泽溪洞之民”的各少数民族，在整个江南农业生产较前相对发展形势的影响和促进下，社会经济自然会随之不断发展，有所前进，这是无容置疑的。
当然，各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发展很快，成绩卓著；有的发展缓慢，变化一般。这种情况也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各民族不可能“立正、齐步走！一二一！”但就当时总的情况而言，各少数民族均有起色，有所前进，而且，这种发展还是史无前例的，较之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为显著而出色。
三、边疆各民族文化科学的发展
元代的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还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各民族人民在安定统一的大家庭内，杂居相处，互相接近，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为共同创造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各个民族都贡献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正是在这个大交流、大发展的滚滚浪潮中，各民族不仅涌现出了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涌现了更多优秀的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翻译家。当时像蒙古族忽必烈、伯颜，畏兀儿族廉希宪，契丹人耶律铸，西夏人高智耀，回回人赛典赤·瞻思丁等这些各民族的一代风云人物，姑且不论，下面仅就各少数民族中较著名的专家、学者及其事业成就作以简述。
蒙古族自从13世纪有了自己的文字以后，便开始从事本民族的历史著述和文学创作。《蒙古秘史》就是当时一部登峰造极的代表作品，它既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又是一部不朽的文学巨著，其贵重价值久已为国内外蒙古学界所关注，除蒙、汉文本外，近百年间还先后被译成俄、日、法、德、英等各种文字版本，并形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秘史学”。
宋、辽、金三史，就是在蒙古人脱脱主持下编撰的，参加的人除汉族学者外，还有西夏人斡玉伦徒、余阙，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偰哲笃等各少数民族史家。这三史的修成，使一代纷繁的史料比较全面系统地保存下来。西藏喇嘛学者布敦以宗教观点写成的《布敦佛教史》，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不失为藏史名著。《囊丝本勐》（汉译本名为《车里宣慰使司地方志》）是一部傣文西双版纳编年史。《白古同纪》和《玄峰年运志》，是两部成书于元代及元末明初的用白文写成的白族历史著作。除这些历史专著外，当时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也是大放异彩的，较突出的有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一个孤儿与成吉思汗九个伴当的巧妙对答》、《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格萨尔王传》这部英雄史诗，不仅在藏族、蒙古族、土族等地区流传说唱，为各民族所喜闻乐见，而且还有俄、德、英、法等文字译本，广传海外。
元代入居内地的各少数民族，不仅爱汉学，学汉学，而且很多人用汉文从事写作，并取得卓越成就。其中比较著名的诗人，有原汪古部人马常祖，回回人萨都剌、廼贤、丁鹤年，畏兀儿人小云石海涯（汉名贯云石，号酸斋），蒙古人慕颜铁木、聂镛等。其主要著作，马常祖著有《石田集》，萨都剌著有《雁门集》，廼贤著有《金台集》，丁鹤年著有《海巢集》，贯云石因与徐再思（号甜斋）齐名，后人合辑二人作品为《酸甜乐府》，慕颜铁木著有《伊东拙稿》，聂镛当时以宫词著称于世。此外，当时从事元曲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现在见于记载者，有出于女真、蒙古、畏兀儿、西夏、回回等族者十余名。其中较突出的有如女真人蒲察李五（即李直夫）著有《虎头碑》等杂剧12种，他在有的剧中还采用女真乐曲，体现了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特点。蒙古族杨景贤（汉名）著有《西游记》等杂剧18种，而且对于宋、元以来流传于民间唐僧取经故事的收集整理以及杂剧体制改革，均有贡献。
我国各民族文字的翻译，在元代也达到了极盛时期，不仅翻译内容扩大到文化领域各个方面，而且还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翻译家。畏兀儿人安藏将汉文《尚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本草》等书译成了蒙古文，阿怜帖睦尔将汉文《大学衍文》译成了蒙古文，必兰纳失里将五六种汉文、梵文及藏文的佛经译成了畏兀儿文。回族人察罕将蒙古文《圣武开天记》、《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译成了汉文。蒙古人兀鲁带将汉文的太宗、宪宗、世祖三朝《实录》译成了蒙古文，孛罗铁木尔将汉文《孝经》译成了蒙古文，谙都剌由于“通经史，兼习诸国语”，所以在他供职应奉翰林文学期间，“凡蒙古传记，多所校正”。西藏喇嘛八思巴将藏文的《戒本》译成了蒙古文，却吉斡思尔将藏文的《入菩萨行论》、《班济尔济》译成了蒙古文。此外，还有藏、汉、蒙古、畏兀儿等各族僧人合作，将藏文《大藏经》译成了蒙古文。这种各民族文字间的互相翻译，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直接的文化大交流。
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和书画，更是元代艺术园地中万紫千红的艳丽奇葩。我国各少数民族本来就能歌善舞，再加上蒙古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于是元代音乐舞蹈呈现出“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伎拨胡琴”的盛行局面。元朝宫廷内有汉、回、西夏三色细乐，每色分三队，每队三百二十四人，这个宫廷乐队大至两三千人，乐器有阿拉伯的兴隆笙、波斯的火不思，有胡琴、箜篌、琵琶、云璈等。其兴隆笙、火不思、胡琴还是在中国文献上第一次出现。当时，有擅长画山水的回族人高克恭、畏兀儿人丁野夫，有善画花鸟的畏兀儿人边鲁，有善画释道人物的蒙古人和礼霍孙，有善画菊花的女真人赤盏希曾及善画竹子的畏兀儿人伯颜守仁等。其中高克恭的画名气最大，人们常将他同书画大师赵孟頫相提并论，他的作品有《云横秀岭》、《墨竹坡石》等。书法家有回族人巎巎，他的字被誉为“晋人笔意”，畏兀儿人盛熙明从事书法研究，著有专著《书法考》九卷，蒙古人脱脱、道童、朵尔直班的字也很著名，就连濡染汉风、留心斡墨的几位元朝皇帝英宗硕德八剌、文宗图帖睦耳、惠宗妥懽帖木儿等不仅能作诗，所书汉字也有一定的功力。
元代在科学技术大交流、大发展中，也涌现出了很多少数民族科学家。他们在天文、数学、地理、水利、农学、医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比较著名的有回族科学家瞻思，回族医学家忽思慧、萨德弥实，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回族建筑师也黑迭儿，女真旅行家都什、阔阔出兄弟等。瞻思是一位精通天文、地理、水利、数学的学者，他祖籍阿拉伯，定居河北真定已历三世，在博学精通汉文化的基础上，1321年（至治元年），他依据沈立的《河防通议》、周俊的《河事集》及金都水监编的《河防通议》，排比考订，去芜存精，改编为《重修河防通议》二卷，成为现存的10至14世纪治理黄河的重要文献。此外，他还著有《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西国图经》等地理书，以及《西域异人传》、《金哀宗纪》、《正大诸臣列传》等人物传记。忽思慧著《饮膳正要》三卷，是我国汉、蒙、回、女真等各族人民饮食经验的总结。忽思慧是元文宗天历三年饮膳太医，此书汇集了文宗以前累朝皇帝进用的奇珍异馔、汤饼膏滋以及骨肉果菜的煎造烹调方法。书中所选用的食物，都是根据本草医学理论选择的，对植物性能、烹调技术、营养医疗法、饮食卫生诸方面均有论述，并绘有果菜、动物图画，书中食品也多出自外国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充分反映出元代国内外物质文化的交流和生活习尚的相互影响。萨德弥实著有《瑞竹堂经验方》一书。鲁明善著有《农桑衣食撮要》二卷，这是一部按月令记述我国各族人民农事活动的专著，列为元代三部农书名著之一（另两部为《农桑辑要》和王祯著《农书》）。书中不仅总结了中原内地水、旱田耕作经验，也总结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不仅收集了许多耕麻、植树、种蔬菜的农业谚语，也介绍了不少贮菜、酿酒、制乳品的生活知识。也黑迭儿设计并参与修建过大都的新宫城，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汉八里（西方人对大都的称呼）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什同其弟阔阔出奉忽必烈之命，率领一直水利勘察队，奔赴黄河上游，对河源进行了实地勘察。他们从今甘肃临夏出发，经甘南进入今青海果洛地区，艰苦跋涉四个多月，终于在今曲麻莱县东北部找到了星宿海，基本搞清了黄河源。有一幅当时人绘制的《河源图》保存了下来。1315年（元仁宗延祐二年）翰林学士潘昂宵根据阔阔出口述，写成了一部《河源志》。
元代蔡巴噶举派僧人蔡巴·噶德贡布，曾先后七次到内地学习，把刻板印刷技术传入藏族地区，佛经、历史文献、文学作品等各种书籍得以刻板印刷，加之，当时藏族造纸技术的发展提高，又快又精美的刻板印刷代替了以前一切靠手抄的落后方式，各大寺院纷纷建立起刻板和印刷场所，推动了藏族文化的进一部繁荣。
总之，元代我国各少数民族在文化、科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各民族为共同缔造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四、国家空前统一
以上重点论述了我国少数民族在元朝大统一条件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发展。对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和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基本未有述及。但是，这里有必要指出，当时各少数民族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和发展，是和汉族的帮助分不开的。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各民族互助共存，“谁也离不开谁”，也是历史形成的。
中华民族经历几千年持续不断的发展，终于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既插花分布，交错杂居，而又各有畛域，各民族之间长期互相帮助、互相依存的友好往来中，经济文化联系得到不断加强，多种经济文化类型逐步构成为一套完整的生计体系。正是在汉族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学习文化影响下，各民族不断接触和交往过程中，总是要向前进看齐，向先进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求尽快把自己振兴起来，富强起来，跻于先进行列。
当然这种帮助是相互的，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帮助了汉族，同样，各少数民族之间，也是互相帮助的。
元朝的大统一，为我国各少数民族长足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对少数民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时以汉族为中心，形成了民族融合的高潮。各少数民族在这个大融合、大吸收中，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获得了较大幅度、较快速度的发展。中华各民族既各自创造和发展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同时又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各少数民族的大发展，国内民族友好关系的加强，又促进了元代及其以后长时期的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