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知道自己的一番巧取豪夺，让西川人心不服，刘备很下了一番心思安抚这帮人，无论是吴壹、费观等国戚（前者是刘璋族兄刘瑁的大舅哥，后者的姑姑是刘璋之母），还是黄权、李严这样的旧臣；无论是彭羕那样的前朝贬斥之人，还是刘巴那样的曾竭力阻止自己入川的人，都有升赏（具体内容见《三国志·先主传》）。黄权，也从地方（广汉）被重新录用回到中枢，这个待遇应该说还不错，可见刘备知人善任，用人不疑。
黄权本人也爱岗敬业，兢兢业业，从不叫苦叫累，不遗余力地替刘备出谋划策。
不久，黄权就立了一大功。
刘备收取西川后整一年，也就是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底，汉中张鲁被曹操打得如惶惶如丧家之犬，奔到巴中一带避难。张鲁无故入境，是通过外交途径交涉还是直接武力回应？刘备问计于手下，黄权建议：一旦失去汉中这个门户，则巴中、巴东、巴西（泛指西川）就很危险。言下之意，咱们甭管张鲁怎么样，汉中这个地方不能丢，既然被曹操夺去了，我们就应该去抢回来。这条建议可谓具有远见卓识，以后刘备夺占汉中，斩杀夏侯渊，这一系列的辉煌战果，与之前黄权的谋划是分不开的。我们还可以知道的是，这个时期，黄权被刘备提升为护军，这个官衔不大，实权可不小，每逢战事，护军就负责掌管选拔武官，几乎可以说掌握着国家进行战争的人才库。
刘备自封汉中王后，黄权又被提升为治中从事——属于统治集团核心的力量之一。刘备用黄权一方面是确实是为了奖励黄权在汉中之战中为他献策，另一方面更是为了笼络蜀地士人之心。
刘备的行情在到达最顶点的时候开始走了下坡路，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底到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夏月6月，西蜀政权接连遭受了几次大的挫败：荆州丢失、关羽被杀、张飞遇害、伐吴失利。在这之中，以公元221年4月刘备称帝为一个临界点，西蜀本可以挽回局面，却因为刘备的一意孤行而损失惨重。
刘备称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准备兴兵讨伐孙权，为结义兄弟关羽复仇，夺回失去的荆州。这个决定的对与否，历史已有公论，这里不再分析。当时的西蜀集团中，还是有不少眼光敏锐的人没有为仇恨冲昏头脑，除了诸葛亮、赵云，黄权算一个，不过黄权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正面劝阻刘备，他知道直言进谏，已经发狂的刘备是绝不会听的，于是就从军事上提出一个设想：“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当寇，陛下宜为后镇。”（《三国志·黄权传》）看起来是尽到一个臣子的责任：敢于冲锋在前，其实蕴含了另一层意思：有什么危险就让我黄权去承受好了，您在后面见势不好，撒腿就跑！如果放在平时，刘备听了黄权的话，会为其一片忠心所感动，可当时的刘备就死认一个道理：一切不以报仇为目的的出兵都是扯淡。最终，刘备安排黄权到长江以北去提防曹丕的袭击——显然，黄权被“踢出”了讨伐东吴的一线梯队，只能“敲边鼓”，搞搞接应工作。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少人也很替黄权惋惜：辛辛苦苦打拼几年，好容易混到一个可以亲近老板的职务，却因为马屁没有拍对地方，被打入“冷宫”。黄权的仕途真够凄凉的。
但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假象。
首先，黄权远离一线，其实是远离了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刘备对黄权“忠心耿耿”的一个奖励。毕竟刘备此次出兵，讨伐孙权才是主旋律，说曹丕会乘虚而入，可信度不高，但也不能不防，与东吴一战，胜负未知，万一前方出了问题，黄权可以起到策应的作用。
其次，通过汉中一役的观察，黄权展示出的良好的战略大局观让刘备深为赏识，不然也不可能将江北一线的防务委托黄权。
因此，我们可以说，夷陵之战才是黄权职业生涯的最顶峰——他终于独挡一面了。
然而历史的诡异也正在于此，当你发觉事情正在往好的方面发展时，它其实已经开始走上了一条背运的道路。刘备不幸遇到了陆逊，夷陵之战一把火，刘备大败亏输，一路溃败。长江北岸的黄权情报工作不及时，直接延缓了他的撤兵速度，最终“道绝，不得还，八月，率其众来降（曹魏）。”
最终，黄权尽到了一个人臣的责任和义务，谦虚谨慎、殚尽竭虑、勇挑重担，差点连命都搭上，可最终的结果却让他很失望。如果他战死沙场或者殉节，还可以受到社会各界最隆重的纪念，但是他又一次选择了投降，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