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性道德
艾伦费尔斯（Von Ehrenfels）新近出版了一本书，主要讨论性伦理学的问题，其中明确指出了“自然的”性道德和“文明的”性道德之间存在的差别。他认为，“自然的”性道德是对种族成员实行的控制系统，其目的是为了保持种族的健康延续和旺盛活力；而“文明的”性道德其目的主要在于激发人们更加专注、忘我地投入到文化活动当中。他还强调，如果想更彻底地看清这两种性道德之间的差异，那么只要把人类的天性和他所取得的文化成就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了。现在，我将引用他这方面的一篇论文来说明他的这种想法，当然这也是我观点产生的根据。
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文明的”性道德压倒其他一切而成为最主流时，必然会损害个人的生命健康发展，假如这种为了顾全文明的整体发展而无限制地牺牲个人、伤害个人的话，结果对原来最初的目的也未必都有利。艾伦费尔斯认为西方社会现在通行的性道德法规必须对这些不好的结果负责任，并在他的论文中列举了现在已经出现的一系列恶果。他对这种性道德在推动文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褒扬，但是他认为还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加以改进。
今天的性道德，不仅把过去对妇女的要求施加于男人的性生活中，而且还禁止夫妻之外的其他任何性生活。虽然这样，但考虑到两性间在性需要方面的巨大差别，对男性偶尔在性方面的越轨还是宽容对待的，这无疑就是对男人的性道德采取了双重标准；假如这样的话，肯定不能让社会真正做到“热爱真理、诚实和人道”。除此之外，它虽然鼓励一夫一妻制，但却导致了“性选择”范围的减小。由于考虑到人道和卫生方面，文明社会中已将生存竞争降低到了最低限度，那么，就只有进行“性选择”才能使得种族的品质改进发展。
艾伦费尔斯对性道德造成的各种后果认识还是比较全面的，但他还是不小心漏掉了一种，我们下面来具体分析一下。当今社会，由于文明的性道德，导致很多人都成了神经质或处于一种神经高度紧张不安的状态，并且这种现象愈来愈多。有时，神经病患者会主动向医生咨询：“我们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达到，但总想过得更好，所以全家都失常了。”他主动要求医生注意到他自己性情素质和社会要求之间存在的强烈对比，并想确定是否这就是导致病情的根本原因。
医生们也发现神经病经常产生在这些人身上，这引起了他们的深刻思考：他们祖祖辈辈原来都生活在乡下，生活健康、民风淳朴，无疑他们是非常粗犷并且非常有活力的。后来，他们突然来到大城市打拼，并且事业上小有成就，这时他们就希望培养自己的下一代，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人类文明的成果全部灌输给他的孩子，使他成为人类高级文明的拥有者。精神病专家们还提出了别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通过这些证据说明，日益增加的精神病人数目和现代人的文明生活不无关系，此种说法的可信性，只要从几个著名观察者的观点中就可看得一清二楚。
艾尔（W.Erb）说：“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概括如下：在现代社会，以前列举的造成神经质的各种原因有增无减，是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问题的责任归咎到现代生活上去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随便看看现代生活的特征，那时就可以毫不犹豫地给予肯定回答了。
“我们看看下面的事实就知道了：在现代社会，只有通过付出巨大的心智努力才能换取和保持各种的杰出成就，才能创造出各领域的最新发明，才能促进社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前进。在这残酷的竞争环境中，个人只有将全部心智力量都奉献出来，才能达到社会的要求。同时，享乐主义的欲望开始充斥社会的各个阶层，暴发户们因为一夜暴富从此过上了以前他们想都没想过并且也不习惯的奢侈生活，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有漠视宗教的现象存在，不易满足、贪得无厌的心态存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心中。
“电话、电报等通信事业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人们商业和旅行方式的改变，导致人们从早到晚都步履匆匆，生活处在高度紧张状态。人们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常常晚上坐车，白天照顾生意和应酬，即使周末或放假去郊游，神经系统也不能完全松弛下来。社会上各种政治、宗教、社会、党派利益、竞选等斗争，无时无刻不充斥着人们的思绪，不能得到空闲，就连娱乐、休憩、睡觉的时间也很嘈杂。高度紧张的大城市生活，那几尽衰竭的神经唯有靠强烈的刺激和纵情狂欢才能稍微振作，但一旦刺激之后，只会变得更加衰竭和劳累，由此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原来给人以享受的文学作品，现在也不发挥这样的作用了，因为现代文学关心的都是那些争论强烈、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问题，它描述各种病态行为、性心理变态的人，把一些革命、反动的奇怪问题灌输给人们，通过挑动人们的肉欲来让人放松，从而无视基本的道德准则和崇高的理想追求。同时，各种嘈杂的音乐震动着我们的耳膜，让我们的耳朵不得清闲；剧院的节目层出不穷想尽各种办法来刺激我们的感官。创造性的艺术也从审美走向了审丑，抗拒现实，将那些丑陋的、令人厌恶的和暗示性的东西一览无余地给我们展现出来。毫无疑问，这段话虽然没有将全部细节呈现出来，但这样的图景完全看出现代文化变迁中的各种危机。”
宾斯·枉格（Bins Wanger）强调：“现代病症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就是神经衰弱症，这已经深入人心了。贝尔德（Beard）是第一位对这种病作出总体描述的人，当时他以为这是一种只有在美国才有的新的神经疾病，现在看来，他这种说法肯定是错误的，但有一个经验丰富的美国医生首先发现这种病，这个事实就足以表明神经衰弱症和现代生活方式是不无关系的。因为在美国，由于现代社会的发达，人们的感情更放纵不羁，对金钱和财富的追逐更加激烈，技术领域的进展也更加快速，早就打破了人们交流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克拉夫特·伊宾曾经也论述过：“现在，各种不健康的因素充斥着现代文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直接作用于人的大脑，产生严重的毒害，所以，精神病患者悲剧性地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十年光阴，社会的商业、农业和工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包括社会和政治，由此人们的职业生活、公民权利和财产收入也发生了突然的改变，这些东西的得到是以牺牲他们的神经系统健康为代价的，因为会导致家庭和社会对他们的需要，需要他们付出极大的精力，这些精力的损耗是不管怎样都不能复原的。”
上述言论大体都是正确的，但有些并没有对这种神经质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描述，同时也疏忽了解释重要病情的原因，所以，现在我要补充一下，作出自己的评价。若我们跨过这种尚不明晰的“神经质形式”，而只看神经病患者的具体表现，那么关于文化的有害影响很容易就看出来，即占绝对优势的性道德在现代社会对文明人（或文明阶级）的性生活施加了非常不适合的压制所造成的。关于这点，我在其他系列专业性论文中已经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现在只说最重要的论据，其他的则不再赘述。
通过病例观察，我们发现精神病症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神经（机能）病；另一种则是神经症或叫精神病。关于真正的神经（机能）病，大都是因为某种神经毒素过剩或缺乏造成的，所以，不论是从身体还是从心智的症状来看，都表现为中毒的样子，这样的神经症我们叫作“神经衰弱症”。原因多由于性生活失调引起，而无须从遗传方面找原因。因为从这种病的临床症状就可以推测出性生活是怎样的，发病形式和毒性性质之间的关系表现得非常密切。
前面所说的文明造成的各种有害影响，在这里也是没有任何踪迹的，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性方面的因素是造成这种真正的神经性疾病的主要原因。至于神经症，其真正的发病原因并不清楚，好像遗传因素的作用稍微大一些。但我们通过精神分析法可以发现，像歇斯底里症、强迫神经症等都是由于被压抑的潜意识活动中各种观念化情结造成的，均是心理性的。并且从广义上说，这些情结都有着性的意味，代表着一种使人满足的替代性力量，来源于人的不满足的性需要。所以，所有伤害性生活、压制性活动、改变性对象的因素都可以看成是造成神经症的原因。
在理论上，尽管我们可以在很多患者身上同时看到上述两种病因，但是我们将毒性的和心理性的神经疾病区分开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有同意我观点的人，并且也同意将性生活的不满足看作是造成神经疾病的人，也会赞同我接下来的观点，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分析现代化生活中神经疾病不断增加的原因。
通常来说，本能的压制是我们文明建立的基础。在现代文明中，人格中的支配欲、好奇心、侵略性和报复心等倾向都是需要作出一定牺牲的，通过这种牺牲从而积累起仅供公众用的文明的素材和精神的财富。家庭的情感，连同它的性的根源，大大超出或凌驾于生存竞争之上是促使个人作出这种牺牲的主要原因。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放弃是循序渐进的，并且逐渐走向了宗教神圣化。即牺牲满足个人本能的需要，奉献给神灵，由此得到的公共利益就被定义为“神圣的”。那些变为罪犯的人就是因为本能冲动过于强烈而没有压抑住，不符合社会要求造成的，当然如果他有显赫的地位或者出众的才华的话，他就成了一个伟大的英雄。
通过心理分析研究证明，动物的性本能是有周期性限制的，人的性本能，包括性本能中的各种冲动比之动物要强大得多，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久。不论目的如何变化，强度依然保持，这是人的性本能具有的一种典型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一特征决定了它的绝大多数精力都供“文明活动”使用，即将原来的“性目的”转化成一种“非性目的”的能力，但和性目的仍有心理关系，我们将这样一种能力转变称为升华作用。对于文明来说，这种转移是非常有益处的。但同时，性本能还有它顽强的固定倾向和转移作用相对抗，这种倾向使得它宁可退化、变态也不愿受到阻止而改旗易帜。
所以，由于性本能的原始力量因人而异，那么性本能的升华作用也不会是完全统一的。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体质和遗传因素决定了究竟有多少性欲升华为别的用途，当然，环境和知识等各方面对心理的影响，也会使本能升华得更多。可本能中转移或升华是有限度的，因为就像发动机器时的热能不可能完全转化为动力一样，人的本能也不可能由于各种努力实现完全升华。所以，某种程度的直接的性满足是非常必要的，可以保证其他绝大部分自然本能顺畅和谐；相反，如果不能满足这一需要，那么个人的生活能力将会受到伤害，并且带来痛苦，成为病态。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问题，其实在人类的发展早期，性本能只是为了达到某种快感，而不仅仅是为了生育，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眼界就豁然开朗了。人在达到快乐的目的同时得到满足，这是幼儿期很明显的特征，但这种满足感除了有性器官方面的，更有身体其他部分的快感区的感受，因此，儿童常常不顾身外的其他目标，而只是执着于一些容易取得快感的区域。这一时期也被我们称为自体享乐期，并将之作为进行儿童培育的特殊时期，因为，如果延续过久，性本能在以后就可能变得更难控制，或毫无用途。之后，随着性本能的发展，幼儿开始从自体享乐转向热爱对象，各个快乐区的独立感受也就逐渐发展成伴随性器官快感的次要感受，到这时，快感就和生育有了直接的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那种和生育功能没什么关系的自体之内引发性兴奋的方式就被压抑了，并适时升华转化为他用。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性兴奋中所谓的“错乱”成分受到了压抑，这种压抑就是文化发展动力的源泉。
和性本能的发展过程相对应，我们可以将整个文化的发展过程也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各种非生育性的性行为能够随意地进行。在第二阶段里，其他各种非生育性的性行为全部受到压制，而只有生育性的性行为允许进行。在第三阶段中，只有“合法的”生育，才能作为性的目标。这个第三文化时期的代表就是我们目前流行的“性道德”观念。
我们不能否认，如果我们将第二阶段作为性道德的标准的话，有很大一部分人，由于天性的影响是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的。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不能把性欲的整个发展过程完全准确地完成（从自体享乐到热爱对象，再到性器官结合）。这就是说，所有的性欲发展都会受到干扰和阻碍。在这种障碍之下，必然会产生两种有害的结果或者与正常文明性爱相偏离的两种方式。
我们可以用一枚硬币的正面和反面来说明这两种方式的关系（这里不包括那种性本能非常强烈而无法控制的人）。第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性变态者，由于他们婴儿期那种原始的性满足方式往往被固定，所以生育功能的确立就受到了妨碍。第二种是同性恋者，即性颠倒者，我们到现在无法理解，他们的性对象不是异性。
既然干扰和阻碍总是存在于性的正常发展过程当中，那么这两种性变态的人数目预计应该不是个小数，可事实并不是这样。这是因为，性本能的发展是非常灵活的，它有一种非常复杂的自我调节能力。不论在发展过程中，性本能中是一种、两种或更多成分受到阻碍、未得到发展，性生活都会通过各种其他形式表现出来。那些天生的性颠倒者或同性恋者之所以能成为杰出的人物，就是因为其性冲动成功地升华为了“文明的”东西。
当然，如果性变态和同性恋表现更为强烈，成了性欲的全部，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种人会受到社会排斥，也得不到任何幸福和欢乐，由此，即使在第二阶段，也会有很大一部分人遭受苦难和不幸。这样一部分禀赋异常人的命运，取决于性冲动客观上表现的强弱。但大多数人不会和这阶段的文明性道德发生正面冲突，因为多数性变态的性行为不那么强，所以能成功地压制这种反常倾向。但我们可以预见，他们在这种压制性本能的情况下，由于精力被耗尽，成就也不会太大，对文明的建树也不会太大；这些人的心智必然发育不完全，行为举止也会十分怪异。至于那些在文化发展第三阶段中被禁欲的人，不管男女，都会有着这样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