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布尔草原上》是由甘肃省话剧团演出，汪钺、姚运焕、武玉笑、白敬中、易炎创作的话剧。该剧以其对独特的题材领域的深入开掘，对兄弟民族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及其浓郁的生活气息，深深吸引了观众。剧本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剿匪建政的民主改革运动和建设民族关系新秩序的历史进程。这既是一部歌颂民族团结和共和国统一的赞歌，又是一部忠实揭示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变革客观规律的力作。1956年春，此剧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以其鲜明的地域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气息震动了首都观众和剧坛，在演出评奖中一举获得14个奖项。1956年该剧剧本在《剧本》月刊发表后，作家出版社随即出版了单行本。
1959年人民出版社和群众出版作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作品，各自出版了精装本。197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作为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的优秀作品，又出版了单行本。此剧是我省话剧的奠基之作。其开创性意义在于高扬时代主旋律，突出地域民族特色，立足于坚实的生活，重视思想意蕴与艺术表现的完美结合。《红花渠畔》是由甘肃省歌舞剧团演出，刘万仁、康尚义、谢宠创作的甘肃省第一部歌剧新作。剧作家们通过红花渠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春耕生产中的一段故事，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程，对于各阶层农民复杂的心态作了生动的描绘。剧作以充满泥土气息的朴素清新的唱白和抒情的有特色的音乐，揭示了长期在私有制经济体系中生活的农民面对合作化的彷徨、焦虑、憧憬和希望。虽然题材的开掘尚嫌深度不足，但作品所表露的对当代人民生活的真诚关注，在我省民族歌剧创作中具有开创性意义。该剧在首届全省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中获剧本创作二等奖、演出二等奖、舞台美术奖、音乐奖、导演奖等多个奖项。《李秀成》是由甘肃省秦剧团演出，陈文鼐、石兴亚两位剧作家创作的新编历史剧。剧本截取李秀成生平最为突出的业绩——六解天京之围构成故事，对李秀成的政治胆识、军事谋略和机智沉着、勇敢坚强的性格特征以及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无限忠诚和不计个人利害顾全大局的高贵品格进行了生动刻画。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省第一部新编历史剧，它不仅展现了宏大的历史画面、波澜壮阔的戏剧冲突和复杂多样的艺术形象，而且在唱腔音乐上进行革新创造，取得了较大突破。这部剧作在首届戏剧观摩大会演出中获创作和演出二等奖、舞台美术奖、音乐奖、导演奖等多个奖项。剧本后来被京剧、淮剧移植，在北京、上海等地演出，获得广泛好评。《远方青年》是甘肃省话剧团剧作家武玉笑创作的五幕话剧。该剧以清新隽永、朝气蓬勃的艺术个性进入中国剧坛。它具有强大的现实主义力量，舞台上展现了边疆草原多姿多彩、欣欣向荣、充满诗情画意的新风貌。生活在那里的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以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建设边疆，支援国防。剧中人对事业、友谊、爱情与人生道路的不同态度，深深地拨动着观众的心弦，产生了强烈共鸣，因而受到普遍欢迎。剧本充分运用民族口语、谚语和特有的生动比喻，使人物性格更为鲜明生动，更具民族特色。作者善于运用诗一般的充满人生哲理的语言，大大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演员的语言表现力，使演出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向阳川》（原名《今朝风流》）是由甘肃省歌剧团演出，刘万仁、高平、康尚义、黎群创作的现代题材大型歌剧。该剧讲述了处于陇河上游的向阳川大队是如何通过水上运输为下游遭受洪水围困的古牛湾灾民运送粮食，以解燃眉之急的故事。此剧主题鲜明，寓意深刻，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塑造了一批令人难忘的新人形象，充分揭示了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的壮丽风貌，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这部歌剧1964年参加了全省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次年又参加了在兰州举办的西北地区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接着被推荐进京汇报演出。******总理和彭真、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给予了极大好评。《甘肃文艺》1965年第11期发表了该剧剧本，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附有全部曲谱的单行本。
小说方面，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取得了一定成就。
短篇小说成绩较为显著，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主要有刘让言的《张银花离婚》、《瘸老根的故事》，李秀峰的《三怪》、《玉凤子翻身》，清波的《张娃子回来了》、《李宝林》、《根深叶茂》，黄权舆的《结婚》、《得贵与香香》、《清水长流》，崔八娃的《一把酒壶》、《崖生》、《放牛》，郑重的《初访祁连》、《老沙枣》，赵燕翼的短篇小说集《草原新传奇》和《驼铃与鹰笛》，王家达的《果园里》、《井台上》、《小胜哥》，路野的《短剑的故事》、《消息》等等。这些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因代表作品数量众多，不再一一介绍。这一时期的中篇小说以刘毓煊和崔蓝波合写的《本固枝荣》、杨尚武的《戈壁滩上的风云》、杜河《风雨里的步伐》等为代表。《本固枝荣》是由刘毓煊和崔蓝波合作完成的。它是甘肃中篇小说创作的一座奠基之碑。它发表在1951年出版的《甘肃文学》上，是甘肃解放后公开发表的最早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描写了解放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对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改造和工人阶级在实际斗争中逐步成长的过程。《戈壁滩上的风云》是杨尚武在1956年创作的。叙述的是人民解放军平定新疆残匪叛乱，围剿金冶中的故事。小说着力展示了人民解放军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塑造了骑兵班长钟永胜的英雄形象。作品结构连绵起伏，张弛有序，语言形象生动，流畅自然，刻画的人物栩栩如生，描写的景物如临其境，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风雨里的步伐》是杜河在1962年创作的。描写了逐渐成长起来的年轻党员干部邢灵子和林军的谦虚谨慎、深入实际、努力学习、全心全意地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和优秀品格。小说在结构上采用全知式封闭结构，以解放区热火朝天的支前工作为背景，以邢灵子在实践中经历的工作磨练为线索组织情节，展示了解放区群众工作的复杂多变和任务的艰巨重大。作者用平实质朴的语言，以白描的手法进行叙述与勾勒，展现出解放区群众运动的全景图画。透过小说，我们重新认识和了解了解放区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加深了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具有史鉴的作用。该小说是这一时期甘肃中篇小说创作中一篇难得的佳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兰州儿童小说显现出朝气蓬勃的发展趋势，产生了金吉泰的《长城南边的草地上》、王家达的《田田》、龙正贤的《小马的故事》、赵燕翼的《浪哇牧歌》、《银色的海螺》、路野的《敲门》等作品。1956年发表于《甘肃文艺》儿童文学号上的金吉泰《长城南边的草地上》是最先以农村生活为背景的儿童小说。而王家达在1962年创作的《田田》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儿童小说创作的实绩。主人公田田是个活泼可爱、好动淘气、极富好奇心和尝试欲望的孩子。小说运用轻松明快的笔调，将小田田这一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孩子水晶般的心灵给读者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
“田田”是这一时期少年儿童的典型，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祖国充满希望的明天。这一时期的儿童小说创作大都具有纯朴本色，透露出对新中国由衷的赞美，表达了人民新生活走向欣欣向荣的喜悦之情。
新中国建立以后，面对新天地新人间，兰州诗人满怀激情地在长歌短篇中咏唱着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他们紧跟时代步伐，弹奏着激荡在人民心头的乐章，在中国西部诗坛上大放光彩，在中国当代诗坛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古体诗词体裁多样，诗有古体、律、绝，词有小令、长调，曲有小令、散曲、自度曲，各臻其妙。这些诗词题材广泛，有赞美新中国，歌颂共产党的；有遣怀言情，抒写壮志的；有行旅纪游，写景咏物的；有文史盛事，题画论诗的；有怀古咏史，寄托情思的……它们或格调高古，或平易畅晓，或凝重淳厚，或直率慷慨，展示了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特色。新诗主要有抒情诗与叙事诗两种。首先在兰州诗歌大花园中盛开的是抒情诗。如马子笕的《前进，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以“光明灿烂的太阳”来比喻新中国的诞生；安十坡的《拥护人民政府》，从新旧社会的对比中由衷地唱出对人民政府的无比热爱与拥护之情；吴坪的《今天是人民快乐的日子》，以欢快的笔调表达出新社会里压抑不住的欢喜之情；安十坡的《兰园看秧歌》，抒发了人民热火朝天、力争上游建设新生活的激情；杨文林的组诗《战士的心》则从另一角度赞颂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们的无私和伟大；顿河的《歌颂共产党》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所走的艰辛历程，歌颂了党一心为人民的优良作风……这一时期的叙事诗更是佳作叠出，以安十坡的《兰州战斗》，丹真贡布的《拉伊勒和隆木错》、《奇怪的法律》，伊丹才让的《婚礼歌》，汪玉良的《压马》，赵之洵的《老售票员》等为代表。其中《兰州战斗》成就很高。此诗是安十坡在1951年创作的，全诗由九部分组成，主体按纵向的时间顺序展开，其间穿插横向对比，全方位立体化地再现了宏大的战争场面。诗的结构完整，首尾相谐，句式变化多端，节奏紧张急促，语言简洁明快，体现了诗人较高的艺术追求。这一时期少数民族诗人的叙事诗创作异彩纷呈，成为叙事诗诗坛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丹真贡布（藏族）、伊丹才让（藏族）、汪玉良（东乡族）、赵之洵（回族）等诗人都在这个诗歌繁荣的时期崭露头角，用或柔婉或壮美的诗句来开掘本民族文学的丰富宝藏。1955年创作的叙事长诗《拉伊勒和隆木措》不仅是丹真贡布叙事诗创作的最早实践，也标志着甘肃藏族诗歌创作从此翻开崭新的一页，开启了甘肃藏民族用本民族文字创作的新时代。这篇叙事长诗根据民间故事创作，讲述了一个美丽凄婉的爱情悲剧，传达了一个民族对生死相依、忠贞不渝爱情的赞颂，对自由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拉伊勒和隆木措这对藏族青年心心相印，真心相爱，却被拆散。
二人死后双双化作美丽的星辰，紧紧相依。这个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心口相传的故事，在诗人笔下获得了更为持久的艺术生命。全诗共五个部分，结构严谨，意象的选用和语言的组织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
散文方面，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李秀峰的《兰州春晓》、铁军的《最深情的歌》和常书鸿的《敦煌新姿》、《夏天的敦煌》等。
《兰州春晓》热情描绘了兰州市的美丽图景和蓬勃气象。黄河两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种类齐全、供应充足的热闹集市，众多的工厂，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的高校和令人神清气爽的花草树木标志着兰州已经成为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文化中心。文章简洁明快，内容丰富，层次分明，或高谈阔论，或喃喃自语，或豪情万丈，或温柔细腻，真切地表达了作者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赞美之情。常书鸿的《敦煌新姿》通过解放前后文物工作者在保护敦煌文物方面遭遇到的不同情形的对比，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慰问，给文物工作者以巨大的信心和力量，激励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文物保护工作中去，使敦煌文物重新获得生机，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文章表现了文物工作者为祖国的文物工作呕心沥血、不辞劳苦、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常书鸿用朴实无华的笔记述了敦煌的历史变迁，让人们更加了解敦煌，更加了解文物保护工作的艰辛和责任的重大。
第二阶段：从1966年到1976年，这是兰州当代文学的沉寂时期。“****”十年，兰州当代文学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由繁荣走向凋零，由勃兴走向荒芜。进入70年代后文坛的沉寂状况有所变化。《甘肃日报》自1971年3月起开辟《春风》文艺副刊，一部分作家以参加创作学习班的形式被默许获得写作的资格。1973年《甘肃文艺》复刊，与此同时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包括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儿童文学、诗歌、戏剧等各种门类的作品集。文学创作活动虽然得到了有条件的恢复，但被限制在某种范围之内，扼杀了创作生机，文坛仍处于沉寂之中。
第三阶段：1977年至今，这是兰州当代文学的快速发展时期。
“****”结束后，兰州文学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各种文学样式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当代文坛上显示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