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式学堂的创办也培育了一批实用人才，开始转变了人才的基本流向。新学堂的学生，多半出身于具有科举功名身份的封建世家，实际上是先受封建传统教育，后受近代学校教育，毕业后即成为身受两种教育和新学旧学兼备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当时起了促使时代进化的桥梁作用。一方面影响一些科举出身的文人学士，同他们一起去改变旧观念，学习新文化，逐渐转变成近代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带动更多的青年人向往社会革新，拥护民主共和，逐渐步入振兴家乡、为国争光的历史进程。例如相继毕业于文高等学堂和法政学堂的邓宗、水梓、聂守仁等人，都成为民国初年力主共和的主要发起者；有些在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和京师法政学堂深造后，重返故里，如文高等学堂的同期毕业生赵元贞、邓宗、田育璧、水梓等从事教育，成为一代名师，有的成为教育行政的领导人物。其他各种新学堂的毕业生，一般都进入层次不等的新学堂任教或就职于电报局、织呢局、劝业厂等实业单位。如兰州矿务、农林学堂的毕业生进入从事工农业生产的有关单位任职，织呢艺徒学堂的毕业生全部在兰州织呢局就业。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除继续深造者外，一般都成为当地的小学教员或从事其他工作。以上事实，表明清末的各种新式学堂，不仅为兰州培育了一批新人才，而且反映了当时新人才向实业单位流动的运行轨迹，反映了兰州教育史上的重大变革。
当然，清末民初兰州的教育革新及其新式学堂的创办，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一些历史局限性。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而封建主义在一些落后地区仍居于绝对优势。而且清末的教育变革，是在不改变封建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由封建地主阶级主持与控制的。这种历史条件，就必然限制了新式学堂和学堂教育的发生发展，使它难以得到充分发展。另外，所谓新式学堂，其基本模式就是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学堂。它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产物，是在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形成的。要把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封建主义的故土，这就必然缺乏相应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尤其是在西北这样的落后地区，要想捷足前进，更增加了困难的程度。这些历史条件的局限，就导致了兰州新式学堂在创办时期的种种不足。
新式学堂带有明显的封建性。清末的新式学堂创办一开始，清政府就制定了全国统一的办学宗旨，强调必须以“忠孝”、“尊圣”为先，因之兰州的各类新学堂只得遵旨照办，而且在执行中更加严厉。凡遇违反清政府教育宗旨的一切言行，轻则掌责，重则开除学籍。同时在课程设置上，一般的新学堂皆以读经、讲经和修身为必修课。在教习力量的配备上也特别重视经学课，因而学生的学习风气也是比较重视经学课。修身课的主要内容是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和忠君思想，所有这些，都表明清末兰州的新学堂并没有也不可能突破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束缚，仍带有明显的封建性。
师生两缺是新式学堂的重要缺陷。各种创始时期的学生来源，只能从各府厅州县的具有科举功名和身份的城乡士子或曾肄业与儒学的其他生徒中收取。但这些士子生徒，不仅为数有限，而且有些人还留恋于科举考场，不想步入新学堂。各级各类学堂几乎都是在两三年同时开办起步的，也来不及用按等级逐年递升的办法扩充生源。至于师资缺乏的现象，则更加严重。诸多有识之士虽力主优先发展师范教育为急务，但亦缓不济急，供不应求，致使许多学堂教师严重短缺。
新式学堂的基础薄弱，后劲不足。当时兰州的学堂多数是因陋就简而建立的，除个别的专门学堂及两所实业学堂由本省藩库和统捐局直接拨款或借支修建外，多数无力增加设施。各种学堂的创办者和主持者大都只会奉命照办，既无全局性的统筹谋略，又无举办新式学堂的实际阅历，再加上师生两缺的各种因素，就使得新学堂元气不足，缺乏后劲。故自宣统三年前后，创办学堂的热潮很快回落，导致不少学堂有形无实。大多数专门学堂和实业学堂包括闻名一时的文高等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在内，均于1910年前后，或忽分忽合，或陷入停办状态。这些都是在各种历史条件制约下形成的必然结果。
刘光求新而勤奋 刘尔炘博学且热肠
清末民初的十多年内，正是新旧思想公开交锋的时代，这种状况在兰州学界也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来。随着新式学堂逐步取代传统儒学教育体制，兰州学界虽然尚未形成完整的近代教育思想体系，但也涌现出诸如刘光、刘尔炘等具有较大影响的知名人物。
刘光（1842—1903），字焕堂，陕西咸阳人，清末著名的维新教育家。1902年受陕甘总督崧蕃之聘担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旋即从西安赴兰州就任，与甘肃大学堂提调杨增新商议建校事宜。1903年2月，甘肃大学堂正式开学，这是近代甘肃第一所新式学堂。6月，位于省城通远门外畅家巷的新校舍竣工，刘氏率领甘肃大学堂师生迁入新校。不久，清廷谕令各省将省会设立的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甘肃大学堂随即改名为甘肃文高等学堂。刘光仍担任总教习，主讲经学课，并积极筹措算术、理化等实用课程。但由于授课、教务等事项过于繁忙，致使旧病复发，不幸于当年10月在兰州逝世。刘光勤奋执教，忘身忘家以及廉洁刚正的思想情操，当时在兰州教育界传为佳话。
刘光性格诚洁刚正，勇于评论时弊。在教育革新方面，影响较大的是关于倡办“乡学”教育的思想主张。
刘光把乡学看作是兴学之本、强国之本和合群之本。他指出：“今日中国之患，不在外人之富强，而在我国之贫弱”，中国贫弱的根源在于广大国民能否做事肯学。国民不学，就会丧失做事能力，使国家更加贫弱。因此他断言，“国势贫弱，唯学能救之”，应先从兴办学堂刘光先生像做起。他说，救国之道，必须以学为本，而国民之不学主要是当道者划兵农工商于学外，使之无就学之地。因此，他认为开设乡学是巩固立国根基的最佳方略，建议当权者命令“各乡均设学，有不设学及弟子不入学者罪之”。他在接到来甘执教的官书后，就建议总督在甘肃大学堂内设“延宾馆”，培养办学人才，然后派往各乡倡办中、小学堂及蒙学堂。但由于当时忙于甘肃大学堂开办之事，此建议并未付诸实施。在执教期间，他仍然强调开办新式学堂应以“乡间之蒙学为先”，才能使国家独立自强。刘光教育救国论的思想，在陕甘两省有较大影响。尽管他在甘肃执教时间很短，但甘肃在兴办新式学堂的过程中，所办小学堂的数量较多，分布较广，速度较快，这种客观事实，也反映了上述思想的合理性与正确性。
刘光在其艰苦的教育生涯中不仅竭力倡办“乡学”，还特别用心于治学之道。他经常讲求的治学之道有三个要点，一是“实用”。他认为人们的治学目的应该注重实用性，强调治学以为治世之用，为国家富强之用，认为“西人之学皆归实用，凡轮船、枪炮、电报、化学、医学、地矿等都是实用之学，也是富强之学”。为此，他反复告诫士子，必须“力除空言无用之积习”，积极学习各种西学，以开通各地学习实用之学的风气。二是强调实际。认为治学必须讲求实践，不能空谈。宣扬“先行后知”、“即知即行”和“知行合一”的学说理论，并声称“吾儒之道、合内外之道也”。可见他并不是反对读书讲学，而是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三是强调“古为今用”。这是他讲习经史之学的基本准则。他出于忧国忧民的心怀，经常呼吁“治史应始近代”，重视现实，主张“学于古者”，要“应当世之变”，不能泥古守旧，必须以时代的需求为准则，他要求士子读书必须温故知新，古为今用，极力引导众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加社会革新运动。
刘光还以身作则，躬行实践，一面讲习经史之学，一面尽可能使各种近代的自然科学进入课堂，并在陕甘两省积极倡导兴办近代实业，这在当时的文教界都具有一定影响。
刘光自考进士未能及第后，绝意仕途，潜心从教，立志要以教育事业为其终身职责。1901年，曾谢绝了地方官员关于参加清政府开设“经济特科”会试的荐举，继续在地方书院执教。
在兰州执教期间，刘光忠于讲习职守的具体实践，从开始应职到最后以身殉职的全部过程，都证实了他的誓言：绝不为做官而来。在文高等学堂担任总教习期间，刘光制定新规章，开设新课程，言传身教，竭尽心血；每日讲授之余，总阅全校各科课卷，批改作业，孜孜不息，要求士子每日记日记，写心得，定期审阅不倦，教其精益求精。至1903年入夏后，他因操劳过度，旧病复发，直至病情恶化，卧床不起时，仍在昏迷之间说着学堂之事，真可谓忠心耿耿，尽瘁终生！
总之，刘光勤奋执教，呕心沥血的思想情操与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深受时人钦佩，被誉为“百代真儒”。
刘尔炘（1864—1931），字又宽、动初，号果斋，又五泉山人，生于皋兰（今兰州市）士绅之家。光绪年间先后中举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后返里应聘五泉书院讲习，并在兰州西城巷山子石斗母宫设帐授徒。1903－1907年，任文高等学堂总教习。1912年，任甘肃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次年谢绝政务，潜心于文教、公益事业。著有《果斋集》、《果斋日记》、《劝学迩言》、《拙修太平书》等10余种著作，是全省知名的经学家和文人学士。
刘尔炘饱读经史，苦心孤诣，其处世为人，学术修养，均以古训古道为准则。总体来看，观念陈旧，思想保守，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但若认真剖析，其中也有一些可取之处。
刘尔炘的思想主张首先在于他的“毋我”、“利人”、“以理制欲”之说。他致力经史，刚烈自豪，总以“扶理抑气、真实无妄”八字为宗旨。认为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不出此八字之外。刘尔炘指出，凡做事为人，不能有私欲、私念、私情，必须以利人为准。他把利人刘尔炘先生看作是培育人才和治学的一个宗旨，认为如果人人都具有济人利物的志愿，就没有理由担心天下不太平。“以理制欲”是又一个为人处世的宗旨。刘尔炘认为能否以理制欲，不仅是个人能否利人的根源，而且是国家、世界治乱的根本。古今中外，无论大国小国，无不是“理胜则治，欲胜则乱”。在这里，刘尔炘所讲的“理”，就是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就是理学家所谓的“天理”。在他的著作里，将中国的圣贤之道和圣人之学奉为“极优极美、无疑复加”的学问，同时认为近世欧美学说及其物质文明是不足以治世的，这充分反映了其思想陈腐与保守的一面。
求实、求用，是刘尔炘治学的重要原则。他认为“实学”就是有关人道世俗和治国治世的有用之学，它直接影响国家的胜衰存亡，不能等闲视之，并从自己诗文取士的亲身体验中对虚文日盛的时弊进行了深刻评断。因此，认为“崇实黜华”是当务之急。尽管他认识到“西人之所以纵横世界者，其技艺真能抉千古永有之秘”，但却把当时顺应时代潮流的变法维新论和民主革命论，都归之于空言、空谈之中，这正反映了刘氏的封建陈腐思想在其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局限性。
在治学方法方面，刘尔炘给书院诸生提出了求实、求真的治学要求。他曾经制定了六条治学准则。一是立志。认为学者立志，好比农夫下种，读书不立志，就像耕田不下种一样，最后一无所得。二是存心。存心养性是古代儒家的一种修养方法。存心是指专心、静心。实际上是说读书治学，必须专心致志，踏踏实实，这是为学的根本之法。三是抉择。强调学生读书时要“择其最要且者读之”，“勿观杂书，恐分精力”，否则，即使万卷罗胸，也只能是修一身而不足。四是次序。是说读书要按计划，循序渐进，要得寸而后进尺，否则，欲速而不达。五是切己体察。是说“读书必反之身心，证诸实事，则道理易于透彻”，因此，应该注重亲身体验考察。六是随事力行。是说读书不仅要切己体察，而且要随时随事躬行实践。以上诸条，虽多为刘氏自身的实际阅历并受具体历史条件的各种局限，但其力求从实、从真的治学准则和基本要求，对后人是有启迪意义的。
刘尔炘教育思想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反复强调为人要耐烦耐苦和为师要以热肠为本的重要性。他说，“人之生也，耐苦耐劳耐挫折，必成大器。经霜冒雪，松柏不凋，求梁栋者，故在松柏”。可见，他把耐烦耐苦看作自我锻炼和培育人才的基本方法来倡导。不仅如此，刘氏还以“热肠”二字作为对事对人和为师之本。所谓“热肠”，就是热心、热情，尽力助人。他在任教期间的工作日记中，深有体会地说：“天地之心，父母之心，君师之心一也，仁而已矣，热肠而已矣。故为师范生者，不可不知热肠为教人之本。热肠而后教不倦。”真是言简意赅，入木三分。他常以此自勉勉人，身体力行。刘氏在省城创建“陇右乐善书局”之后，不仅随时以“耐烦”二字与书局同人相勉励，而且要求同人和气怡颜，使人喜我乐。在文高等学堂执教时，曾经与一名外籍教师因入堂听讲中的礼节问题而引起了一次微末之争，刘氏以书信方式，列举大量事例，谆谆教导，反复告诫，不厌其烦，并期望与诸生共同勉励，进而为国争光。刘尔炘还曾特意为文高等学堂写了一副门联：“愤国家积弱情形学个自强人物；体孔孟救时宗旨养成滚热心肠。”后来又为省城两处小学堂写了一副类似的楹联：“无论你学道德学才能当实志虚怀要有童蒙求我意；莫关他智愚是贤否只热肠苦心常存父母爱儿心。”其语重心长、良苦用心莫不流露于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