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由甘肃教育会会长牛载坤创办了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初设时，校名为工艺学校，后改名为甲种工业学校、省立第一工业学校、省立兰州工业职业学校等，设有编染、纺织、应用化学等科目，并附设了校办工厂，供学生实习。随着纺织、火柴等近代轻工业企业的创建和发展，对女工基本生产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于是，女子职业学校应运而生。1928年甘肃省政府派人租借民房，筹办女子求职学校，最初专作官眷求学之所，后经政府批准改组为省立女子第一职业学校，求学对象扩大到一般民女。
清末至民初兰州创办的实业学堂，体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规模小，水平低。几所实业技术学校均属中等教育，主要涉及普通的自然科学，缺乏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二是旧式教育观念浓厚。兴办的各实习学堂，特设监督、提调、监学等官职，具有行政衙门的色彩。课程设置上，经文、国文、伦理等课目重复较多，而专门技艺科目空泛简略。这些情况，与当时兰州近代实业的不够发达及其社会的闭塞状态相一致。尽管如此，由于实业学堂是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潜在生产力的培育之地，它的出现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促进作用：
其一，近代实业学堂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为兰州各生产部门提供了具有技术专长的新型劳动力。近代以来，兰州地区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技术水平比较低下，人们只能依赖世代相沿的生产经验及简单的工作方法，维持半原始状态的再生产，使生产力不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近代兰州实业学堂创办后，通过各方面人才的培养，造就出大批知识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当这些劳动力进入生产领域后，无疑会以科学代替愚昧、知识代替保守，在较大程度上改进传统生产方式，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
其二，工读结合的近代实业学堂，解决了生产中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推动了兰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近代兰州创办的实业学堂，大都设有试验工厂与农场，以供学生实习。这种工读式教学，可使学生在亲手参加劳动的过程中发现实际生产所面临的疑难问题，然后带着所发现的问题再进行深入钻研与探讨，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学习与实践的反复过程，既能够做到学以致用，把新知识引入生产领域，又可以解决许多当时存在的生产难题，直接促进各种生产的发展。
其三，实业学堂的创办，对于瓦解兰州地区的传统观念与封建生产方式，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近代实业学校不仅是传播纯粹生产技术的场所，而且是传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地。兰州地区建立的这批新式学校，把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念、生产方式和思想文化也同技术一起带入兰州。通过长期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封建的陈旧观念在科学民主的涤荡下发生动摇，把在自然经济基础清光绪三十一年，知县张体信为金县小学堂题写的匾额上形成的所有价值规范撕开了裂口，有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兰州的形成和发展，从而使昔日兰州地区小农经济的模式逐渐进入到多元化发展的生产时代。因此，兰州近代实业学堂，浓缩着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它们对于推动当地生产力的进步及其新生产关系的形成，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清末以来的兴学热潮中，普通中小学堂也得到迅速发展。兰州的中学堂是1905年由五泉书院改设而成立的。学制五年，不分高、初中，学生来源主要是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和由各地选送的同等学历者，教师来源于师范学堂或自社会延聘，都比较紧缺。中学堂的课程设置有修身、讲经、读经、国文、算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化、博物、财政及图画、体操等13门。课时分配上亦以经学为主课，约占全部课程的1／4左右，还带有旧制度的某些特征。其教育目的都是以“施以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各项实业，进取者进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底为宗旨”。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实行“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教育制度实行重大改革。当时甘肃发生财政困难，将原文高等学堂、兰州府中学堂合改为全省中学堂。
小学堂的创办情势较好。自清末兴学热潮起，各地小学堂的开办速度更快，分布地域较广，同时创办形式较多，不拘一格。小学堂分为高、初两等。高等小学堂创办时的客观条件较好，往往以旧书院为基础。兰州的皋兰县小学堂就是以位于曹家厅的皋兰书院为基础而创办的。初等小学堂的创办，当时在数量上没有统一规划，全属自发性的举措。大致来说，其创建规模与过去社学、义学以及城镇儒学相差无几，一般都设在古庙、祠堂、院舍和义学、社学的旧址，设施极为简陋。每所初小一般只有一名教习，学生多寡无定额。另外，在民国初年振兴学校的过程中，甘肃教育司长马邻翼创设兰州****劝学所，并设立清真高等和初等小学5所，成为兰州新式回民学校倡兴和发展的开端。同时，邓宗、王之佐等筹办了第一所女子小学，是兰州最早的女子学校。
小学堂的管理体制，分官立、公立、私立三种。高等小学堂设堂长1人，教习若干人。初等小学堂除个别官立者设有堂长外，一般只设教习1人，兼负堂长等职责。学制设施不甚一致。两等小学堂内，分设高等、初等两级，其规模设施，理应更大更全，但在初创时均与高等小学堂相似。高等小学堂内分设正额、备额；或内班、外班；或正斋、附斋；或正课与副课、附课等两种级别。有的在正额之内还设有一定数额的师范班；有的在正额之内还设有一定数额的童生或全属童生，或分生员与童生两类，童生实属高等小学堂附设的初小学生；有些地区还单独设置回民小学堂、或回民初等小学堂。各学堂都要求学生以绝对服从为第一要务，必须遵守《圣谕广训》，以养成其忠君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初等小学堂的教育目的是“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大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身体为宗旨”。并“以童年皆知做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其基本旨意仍在于培养为封建政治文化服务的青年一代，但其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育才模式，还是有一定历史意义的。
清末的教育“新政”，是在不变动原有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局部变革，是企图用变革教育的方略来维护和巩固原有的统治秩序，因而清政府规定必须首先以“忠君”、“尊圣”为最重要的教育宗旨，从而严禁学堂中“有碍国体、有碍名教”的言行，这就必然引起学堂教育内外的新旧思想和新旧观念的冲突与交锋，这种冲突与斗争，在兰州的新学堂里也明显地体现出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有关议论时政的争论。1905年5月，甘肃文高等学堂的学生鲁效祖等，因风闻京津一带有为请求国家速开国会之事而投海献身者，则激于爱国热情而上书总督署，要求提前召开国会，其目的仅在于略表为国献计之意。但总督升允认为这是干涉政治、图谋不轨，便立即命令文高等学堂提调杨增新将鲁效祖等开除学籍，鲁效祖无法申诉，只得含恨回乡。后来到了新疆后，却为知情者器重，担任了重要职务。又据前人回忆，文高等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考试时，国文课程由总督升允命题，题为“国无游民，朝无幸位”。学生水梓在其试卷中写有“朝有幸位，而后国有游民”一语。升允闻后，认为此系讥讽时政，有反对朝廷之意，声言要开除学籍。后经杨增新劝解，才以扣考一年以观后效了事。还有一次，该校学生张友梅在其国文课原兰州女子师范学校创始人邓宗（1883—1955）的作文中，引用“君也者，天下之大害也”一句成语，以抨击君主****制度，便在文高等学堂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总教习刘尔炘认为这是“欺君罔上，叛道离经”，准备用戒尺责打。学生张培恺和曹英等认为这太不公平，责打无理，因之起而抗争。争论中又因言语冲犯过烈，张培恺等负气退学，以示其愤。后经同学劝说，张等又回校就学，论争也逐渐平息。1907年，文高等学堂学生从上海报纸上得知日本要挟清政府出卖东北警政权的消息后，异常愤怒，联名向清政府巡警部发电报，声言“日人夺我警权，此系国家存亡之所关，务期设法抵制，否则民变”。发电时，有人怕激怒朝廷，建议将电稿中的“否则民变”一语删除，但仍被电报局委员谈梦九扣发，并报告升允。升允得知后大发雷霆，指斥难能息怒，不仅电报被扣，反将学生花廷黼等数人下令开除学籍。后经刘尔炘说情，数人返校上学，花廷黼和李铣两人终被开除，青年学生爱国义举，竟以“干预国政”之罪受到责罚。
二是有关封建礼教的争斗。文高等学堂的临洮籍学生牛载坤，在上学期间因母亲生病请假回家，不幸母亲病故，待其安葬之后，唯恐耽误学业，匆匆返校。总办杨增新以“以母为丧，人之大礼”为由，认为牛载坤未遵三年之制，有玷名教，遂将牛开除学籍。按清朝惯例，凡各级官员如遇父母丧事，必须告假守丧三年，甚至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也不例外。杨增新离职后，牛载坤仍然返校上学。还有，当时文高等学堂在大讲堂上层的图书楼设有孔子牌位和“皇帝万岁”牌位，每逢开学、毕业典礼及重大节日时，都要举行礼拜仪式，各级官员均须到堂礼拜。有一次，由于人们对于清朝腐败皇帝的怨恨，在礼拜程序上进行了一场争论。有些人认为学堂应以师道为尊，宜先拜孔子；另一部分人认为皇帝是一国之主，应先拜皇帝。双方争论不休，最终由总督允升出面压服。他说：“孔子虽师，亦人臣也，先拜皇帝为是。”于是众议平息。1908年，又发生了一次“吊祭皇灵”的争斗。是年十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同时去世后，优级师范的提调张赢学组织学生去万寿宫吊祭皇灵，有些学生表示反对，拒绝前往。学生张旭还暗中集会，历数清廷统治中国的罪状，并指斥张提调的蛮横。但最终张提调还是利用权力威胁逼赶，学生被迫前往。这在形式上看来，也属于礼教之争，但实质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封建礼教和议论时政的范围，反映了文化教育界对清朝统治者的愤恨。当时，该校学生辛国麟还给慈禧太后作了一副讽刺性的“挽联”：“二百年气运将衰擅权三世，七十岁淫心未改遗臭万年”，反映了青年志士与守旧势力之间截然相反的两种思想和情感。
此外，在新旧思想的冲撞过程中，还产生了一种新的学习风气和思想倾向。例如当时的一些泥古不化的文人学士，依靠地方官吏的政治权力，并仿照有的省份的办学办法，也在兰州开办了一所“存古学堂”，企图以保存义理、考据、辞章等国学为宗旨，专门讲习经学史学，引导学生去考究“国粹”，与刚刚兴起的新学相抗衡。但据记载，存古学堂的一般生员对其所修课业并无兴趣，而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著作书刊却好之如饥渴。当时兰州的道升巷有个“芗石书社”，专门出售此类新书，存古学堂的学生时常在此查阅购买，盘桓不已。有些学生还秘密阅读和介绍邹容、章炳麟的《革命军》、《倡言报》和同盟会的《民报》等读物。类似事例，在其他学堂内部在更多地出现。这种关心国事、潜心时政新论的风气，不仅与以往的书院习气截然不同，而且向往革新、向往革命的思想倾向日益明显。当时新式学堂的学生，虽然还是新旧两种思想兼备的知识分子，但这种新的趋向，必将成为青年学生的主导思想，成为学堂教育发展的主流。
教育更新是一定社会和一定历史阶段在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里发生重大变革的必然反映，清末以来新式学堂的创办，是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新政”的产物，不管统治者在当时的目的动机如何狭隘短浅，但在客观上却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革，在全国范围内废弃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与书院制度，兴办了一系列近代新式学堂，实施了全国统一的规章制度，它在兰州教育史上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新式学堂的创办为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奠基作用。清末以来创办的各种新学堂，虽然存在着由封建教育脱胎而来的许多缺陷和弊端，但近代化的学校模式已经基本形成。虽然学校教育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在不断改革更新，但其基本框架和主要体制一直延续到现代。另外，新式学堂在创始时期的一些基本建设和仅有的师资力量，也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如民国二年（1913年）成立的省立第一中学校就是在原文高等学堂的基础上设立的；民国初年（1912年）的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是由法政学堂改设的；兰州师范学校是利用原武备学堂的校址，由优级师范学堂改设的；而且清末设立的教育会和劝学所也多半改成了民国初年的教育局等管理机构。这都反映了清末兴办新学堂的奠基作用。
清末新式学堂的兴起，为新知识、新概念的传播提供了合法阵地。由于各种新学堂的设立和新学制的普遍推行，使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思想网络开了一个大缺口，“西学”的输入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再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主张的影响，更使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思想观念登堂入室。而且英、日、法、俄等外语课，都成了新学堂的重要课程，一些有学问的外国人亦被聘请为新学堂的专科教习，成为兰州教育史上第一批外籍教师。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博物、商学、法学、理财、外国地理、外国史以及采矿、冶金、农艺、电信、教育、心理等近代学科，成了新式学堂的必修课程。由于各种新课程的开设和新知识的讲习，使西方新学传播到了兰州，开拓了青年人的视野，意识到兰州地区封闭愚昧的落后局面，并萌发了反对封建****、主张革新、要求革命的思想观念。从而也影响了社会各界时代意识的增强。此外，在兰州专门出售新书刊的小书店不断涌现，颇引人注目的《陇右报》，亦继《群报辑要》杂志之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省城刊行问世，使谈论时务的气氛为之一变。这都从不同方位，反映了新式学堂的兴起在更新思想观念、转换文化模式方面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