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等师范教育思想。李之钦认为，党的领导是办好高等师范学校及其他学校的根本保证。它包括组织领导、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业务领导等方面。20世纪50年代，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也不同程度的强调校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下的责任制。李之钦重点强调“校长负责制要和集体领导相结合”，“集体性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依靠的不仅是某主要领导人的个人经验和能力，而主要是领导核心的集体经验和能力”。因此，他要求建立高师校级领导核心，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必须要作为原则来遵守。党在高等学校的政治领导主要体现在贯彻中央和西北局有关领导部门的方针政策，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组织师生的政治理论学习，确保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上。李之钦认为，在西北地区党对学校的领导经达四年的改造和教学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一般地讲，政治思想领导不够，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因此他除了强调集体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外，突出强调学校本身的团结，重点是青老教师之间的团结。要求政治领导要与业务领导相结合，政治工作要结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科学研究活动来实现。
高等师范学校的师资质量是决定本地区教育质量高低的关键。因此，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李之钦办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高等师范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在教育链上充当“母机”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是其他教育所不能替代的。1953年，他撰文批评某些领导者不重视师范教育和对于师范教育宣传不够的偏颇，并从国家对人才需求和人民对文化科学技术需要两方面，提出加强高等师范教育的领导的主张。1959年和1960年，他又撰文宣传师范教育，勉励应届高中毕业生报考师范学校。1963年，李之钦领导制订《甘肃师范大学十年师资培养提高初步规划》，并撰写《培养提高师资的几点意见》。文章在对各级教师从政治思想和业务两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和检查考核办法的同时，提出正确解决红与专，教学、科研和进修，理论和实际，青年教师和老年教师的关系，分析学风和治学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指出今后努力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之钦针对本校本系毕业生留校任教和照顾职工子女在校工作的弊端，提出改变“近亲繁殖”和“家庭化”的建议，“使各种学派、校风，各校办教、治校经验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等这些批评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事制度存在弊端的意见，对西北师范大学的师资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辛安亭（1904—1988），山西离石县人，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山西从事教育工作，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支持并参加学生运动。1938年去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任编审科长，先后编写小学各种教科书、农民识字课本、干部文化课本及教师读物、儿童读物40余种。
1949年8月，辛安亭随人民解放军到兰州，任兰州市军管委员会文教处长，主持文教工作。1950年初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文教厅厅长、兰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调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编审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同时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工作。1962年重返兰州，主持协办甘肃教育学院，任党委书记、院长。1973年后任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曾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甘肃教育学会会长和甘肃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多种社会职务。
辛安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尤其重视普通教育的改革与实践，在语文教学、中小学教材编写和少儿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是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和改革的开拓者，并形成了富有时代特征的教育思想和专业观点。
辛安亭一向认为，教育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而民族素质的提高必须从儿童和青少年抓起。他说：“四个现代化，教育是基础，中小学和幼儿教育更是基础的基础；没有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就不会有民族素质的提高。”他一生都以满腔的热情，关怀着幼儿和青少年一代的成长，直至耄耋之年，还用颤抖的手为他们写作。
对于中小学语文教学，辛安亭有比较完整系统的见解。他认为语文课是一门基础工具课，它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学生识字、写字，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思想能力和口头、书面表达能力；不应当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语文课的主要任务，也不能把语文课变为文学课。小学低年级的语文课应以识字为主，力争二年级的识字量达到或超过两千，以便为阅读和作文打下基础。他反对离开课文漫天空讲的教学方法，提出“教书不离开课本，讲课要通过字句”。他大力提倡写话的作文教学法，认为写作文时想说什么，就写什么；话怎样说，就怎样写，先练习把话说得完整，说通顺，说得有条理，然后再是说得有文采，有讲究。切不可引导学生说大话、空话、假话，不要无病呻吟，矫揉造作，一味追求华丽的词句，要把文章写得平实朴素，文从字顺。在《文从说话起》中，辛安亭针对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指出了脱离学生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实际的“无病呻吟”和“追求华丽词句”的不良倾向，正面提出作文教学的原则和要求，指出作文是一种思想输出，首先“教学生有话说，敢说话，拿起能拉得开”，其次“教学生了解作文就是用笔说话，想说什么，就写什么；话怎么说，就怎么写。……果真做到这一点，学生所写的自然会是实际事物，会是他们所熟悉的事物与他们真正的思想与感情”。
识字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传统教育是从汉字构造出发的形体教学方式，从20世纪30年代创造注音字母，及至以拼音代替注音，把汉字的形声义统一起来以后，就大大加快了识字的速度。20世纪50年代中期，辛安亭在提出丰富小学语文阅读材料和解决小学高年级长课文教学问题的同时，就把目光投注到小学低年级的识字教学上，他针对课本尚未充分体现以识字为重点，和教法上沿习以前阅读和识字并重，思想教育、知识教育、语文教育、识字教育并重的偏向，提出改进识字教学要“多花时间”和“多想办法”。他认为课堂上识字、写字所花的时间比思想、知识、语言等的教学时间要多一个半课时到两个课时，方法上采用形音义并举，同音字、反义字和同旁字比较辨析，都是有效可行的。20世纪60年代初，辛安亭又以如何集中识字和如何编写集中识字课本发表意见。他认为小学两年教两千字是适宜的，在具体操作上半年一集中，分四批集中教学。这就是说每半年都是先集中教识字课，最后教一些阅读课文。集中识字以“以类相聚”和“便于诵读”为原则，采用同音归类、形声字归类、偏旁部首归类、看图识字等方式，灵活运用进行教学，而不提以哪一种方式为主，则更有利于集中识字。集中识字课本编写“应采取多样化的以类相聚，同时要便于诵读，配有插图”。这些意见对集中识字和课本编写都起到了指导性作用。
关于中学语文教学方面，辛安亭在《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两个问题》和《如何加强中学语文的基础知识教学与基本技能训练》中提出的问题，都是与当时中学语文教学改革有直接关系的课题。自20世纪60年代规定语文教学中汉语和文学合并后，语文教学一度无所适从，既不能教成文学课，也不能教成政治课，到底怎么教，辛安亭指出，应按文章讲，讲字词、语句、篇章结构以及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特点，“不可以用分析文学作品的方法讲”，“不要离开课文过多地讲政治道理”。“通过反复朗读、默读的方法，让文学作品发挥它的感染作用”，从而受到思想教育。对解题、体裁、中心思想、写作特点等可以少讲，不抄黑板，以免把语文教学变成笔记教学。语文课堂教学应以串讲和朗读为主要的教学方式，课堂上大部分时间应该用在讲与读上面，讲完就让学生读，个人读、集体读、朗读、分段读、全篇读、反复地读，强调读的功夫是揣摩，是吸收，是向内的输入，是写作、听说能力的基础。
在中学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双基”）的理论上，辛安亭认为“中学语文的基础知识就是关于字词语句、篇章结构的知识，基本技能就是运用字词语句、篇章结构的知识”。他在概念上把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看作是一回事，认为汉语知识、文体知识、文学知识是基础知识，而读写听说能力是基本技能。但他又确认“中学语文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是两码事，也是一码事，从理解的角度看是基础知识，从运用的角度看是基本技能”。这种解释已接近新教学大纲的精神。其实，中学语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教学内容的两个方面，是统一的。辛安亭从课堂范围讲授和训练不切实际的角度提出问题，通过“精讲多练”途径解决“双基”中存在的问题，并要求教师从学生实际出发，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这些见解对中学语文和中学语文教学法学科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教材是教学的基本依据。辛安亭反复强调，为了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智力和优良品德，首先必须有一套好的教材。这种教材至少应具备三个特点：一是“新”，即要吸取文化科学的最新成就，不断更新已经过时的东西。二是“精”，即要少而精，在保持本门科学必要的完整性、系统性的前提下，抓住基本概念、基础知识，讲深讲透，不可贪多求全；教材庞杂或过深过重，是少年儿童最大的苦恼；学生对少量基本知识的深刻理解比量虽大却留下模糊印象要好得多；学生掌握了基础知识，才能提高自学能力，发展智力。三是“清”，即要写得清楚明白，简捷易懂；编者有了清彻的思想，才能产生明白的语言。
“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实际”、“联系实际”，是辛安亭编写教材的思想原则，也是他编写教材的核心理论。抗日战争前期的教材方针是贯彻抗日教育政策，为抗日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但辛安亭认为，教材毕竟不是宣传材料，它必须要体现基础知识的教育。从“抗日化”到科学化和儿童化是教材的一大进步。“儿童化方面，初级国语可说是一个典型。要求每一课达到既科学化又儿童化，内容是常识，表达用诗歌或故事形式”。编写教材必须从儿童实际出发，还必须考虑边区实际。“科学化不是建立在广大工农群众需要的基础上，不是从边区农村生产与家庭生活的需要出发”；“儿童化不是从广大农村的农民儿童的生活出发，而是从城市上层社会的儿童生活出发”，就会成为“洋教条”。因此，辛安亭主张，编写教材必须把注意力放在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掌握读者对象及要求方面，不应放在研究书本、追求写作方法方面。即是一本通俗读物，“应着重讲最基本的较固定的知识，不可过分强调紧跟形势，过多讲临时性的东西”。这是辛安亭教材论的基本思想观点。《谈编写教材的原则》一文虽写于1979年，但作为延安时期编写教材的经验总结，也可以佐证他教材论的更细微的思想。其中精简集中、综合联贯、深入浅出、启发心智四条原则便是他的教材论思想成熟的体现。辛安亭探幽发微，系统阐述了教材编写的原则和方法，论证了教材变革的历程和规律，为中小学教材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学各科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全面向苏联学习。辛安亭在1956年向朝鲜教育考察团的报告中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具体分析指出了许多照搬苏联教材的地方，其结果产生了不少教条主义的毛病，不能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增加了教学上的困难，并追究了“造成这种偏差的直接原因，是我们领导方面强调结合中国实际不够，编辑同志了解中国实际不多”。对于教科书不稳定的问题，辛安亭建议先“彻底地修改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然后根据大纲改变教科书以求做到教科书的稳定”。辛安亭在教材建设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除了“联系实际”的教材理论和实践外，他还对教材的对象问题、语言问题、群众路线问题以及课本中的图画、数字使用等问题都发表过具有创见性的意见，为不断发展的教材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辛安亭特别重视通俗读物，认为它对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有重大作用。他说：“我深感我国从来不重视供儿童和文化程度低的工农学习的通俗读物。其实，从群众观点而言，写得一般化的成人读物，其作用和影响远不如写得好的通俗读物。例如我国古代不少诗文集，就不如一本《三字经》；多一本或少一本一般的诗文集，中国文化不一定受多大影响；但如果没有一本《三字经》，广大人民的愚昧程度就会严重得多。”“我的理想主要是写出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作品。”他把古人元好问的诗：“好句端如绿绮琴，静中窥见古人心；阳春不比黄花曲，未要千人做赏音”反其意而用之，写了这样一首诗：“深入浅出苦用功，雅俗共赏最称神；阳春要学黄花曲，定要千人做赏音”，表达了他为人民大众写作的饱满激清和强烈愿望。辛安亭为了在他的编著中达到大众化、通俗化目的，大量采用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又便于诵读、记忆的歌谣（包括民歌、民谣、儿歌、童谣）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作品，被人们称之为“通俗韵文”。他编写了近百万字的通俗读物，独具风格，脍炙人口，流传甚广，对儿童启蒙和普及文化科学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所能见到他所编著的各种教材中，这种通俗韵文形式有短篇120首，三、四、五言长篇各一章。以通俗韵文编写的专著，计有三言的一部（《新三字经——儿童三字歌》），四言的三部（《日用杂字》、《农村日用杂字》、《工作方法四字经》），五言的一部（《儿童家庭教育五字歌》），七言的一部（《历史歌》）。
辛安亭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在学术问题上不虚张，不苟同。他毕生致力于教育、出版、著作，取得了很大成果，尤其在基础教育和教材建设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对出版编辑工作也总结出了很多宝贵经验。他所撰著的作为基础教育的通俗读物，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受到普遍称赞。辛安亭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从不特殊。由于他对教育事业的贡献，也由于他具有高尚的人品道德，使他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