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教育部的原则，教育复员开始时，西北师院未被列入复员名单，这很快引起全校师生的不满，从而掀起群众性的复校运动。此后，在“北师大校友总会”、“北平师大复校运动联合会”公推代表多次交涉、几经申诉，加之各方面的支持、呼吁，教育部终于同意在北平复校，校名定为北平师范学院，并任命袁敦礼为院长。同时，西北师范学院仍设兰州，该院一部分教职员和300多名学生即转赴北平，大多数仍留在兰州，复校运动结束。之后，北平师范大学恢复原名，西北师范学院建制保留，两校并存。这一决定对促进兰州及甘肃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与提高，都有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到1949年，西北师范学院已成为西北地区历史悠久、规模较大、系科设置齐全的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当时，全院有本科学生700多人，教师近百人，其中教授23人。从1942年在兰州建校招生到1949年，共毕业本科生793人，专科生498人，研究生29人，为甘肃和西北输送了一批高级专门人才，其中主要是中等学校师资。西北师院已经是一所“桃李满天下”的知名高等院校。
受复员影响的另一所学校是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1944年，教育部令设在陕西南郑的国立西北医学院迁往兰州，并将兰州的国立西北医专并入办理。令颁不久，西北医专即行并入，成为西北医学院的一部分，随后抗战胜利，复员开始，而西北医学院迁兰却未能实现。
总体来看，抗战胜利后的教育复员对兰州高等教育的影响并不大，主要损失在于由内地来西北师院的教授、教师返回原地。而战时形成的兰州高等教育规模、结构基本得到保持并有所扩充。
在教育复员的同时，兰州高等教育在随后的调整中又得到一定充实与发展，主要表现在设立国立兰州大学、独立设置国立兽医学院和调整充实西北技艺专科学校等方面。国立兰州大学的设立。创建国立兰州大学是甘肃各界的共同愿望，申请多次，企盼已久，抗战胜利前已基本定案，在其后的教育调整中即将顺势实现。1946年3月，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国立兰州大学，并任命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辛树帜为校长，来兰州筹建。在甘肃省政府、省参议会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筹备进展较为顺利。依照教育部的意图和《大学法》的规定，经辛树帜与甘肃省、兰州市有关方面会商，于当年6月向教育部呈送了办理兰州大学的《计划大纲》，初步拟定了兰州大学的院系组成与规模。据此大纲，国立兰州大学由四部分组成：一是以原甘肃学院为基础的法学院；二是调整组建的文理学院；三是以原国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为基础的医学院；四是特设的兽医学院。同年7月，教育部即修订批准了《计划大纲》，划拨开办经费10亿元，并确定了每年的经常费数额和教职员编制等。1946年8月，国立兰州大学正式成立。
由于兰州僻处西北，交通不便，延聘教授、购置设备等各项事宜都相当困难，所以国立兰州大学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创建和发展的。确定校址、购办设备、延聘教授即是建校之初必须解决的三大问题。对此，辛树帜等全力以赴，上下沟通，四处奔走，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在校址选择方面，兰州大学刚刚成立，省府、省参议会即作出决定，划拨兰州翠英门内全区为兰大校址。当时该区内除国立甘肃学院外，还有省参议会、工业试验所等8个单位，搬迁相当费事。由于有省府的支持，教育厅长出面商定，又有省参议会带头迁出，兰大扩展校址得以解决。后经“辟筑改建”，即成为兰州大学文理学院、法学院及附属中学的校舍；医学院仍在原西北医专上西园旧址；兽医学院属过渡性质，待独立设置后即另辟新址。1947年后，兰州大学在翠英门增建校舍，被命名为“天山”、“祁连”、“昆仑”、“中山”堂的几座建筑先后竣工。两三年之内已形成一座规模宏伟，颇具西北特色的高等学府。
设备购置，同样凝聚着主持者和主办者的心血。据资料记载，为使兰大真正成为西北边疆文化之重心，筹备之始，即先尽量充实图书设备仪器。为抢在外汇、图书提价之前少花钱多购物，采取呈请预支开办费的办法，派人去南京、上海抢购抢运，辗转运抵兰州，当年即有大批图书上架，仪器装妥，用于提供教学试验。医学院所需仪器、药品种类繁多，购办运输困难更大，虽经数月之购置经营，到第二学年开始时，尚未达到预期愿望。学校特从教育部划拨的购置费中抽出三分之二，专为进口医学临诊前期仪器设备之需；再加上美国医药助华会的援助，才达到基本所需，在教学上当不至于遇到大的困难。
至于延聘教授，由于西北地理环境、交通梗阻、物质条件差及待遇菲薄等因素，致使教员延聘遇到诸多困难。这种情况下，校长辛树帜礼贤下士，多方邀约，先后聘请了史学大师顾颉刚、古文献学家张舜徽等一批教授来兰大任教。有的教授虽已聘定，但由于交通阻断而未能到校。尤其是新组建的文理学院，设有八九个系，急需充实师资，经一年多的努力，各系的教师阵容已初具规模，而且一批知名学者领导系务，主讲教坛，从而提高了兰州大学的地位与声望，受到报考学子的好评。
国立兰州大学设立后，原国立甘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即并入兰大。1947年兽医学院独立设置后，国立兰州大学设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文学院分设中国文学、历史、英文、俄文、边疆语文等系，有顾颉刚、水天同、张舜徽、史念海等知名教授任教；理学院分设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地理等系，有段子美、袁翰青、常麟定、董爽秋、王德基等知名教授任教；法学院分设法律、经济、政治经济、银行会计等系，吴文翰、骆秀峰等当时即在此任教；医学院不分系，有马馥庭、杨浪明、王文义、杨英福等专家多年从事临床教学与研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医学专门人才。
独立设置国立兽医学院。兽医学院的创立，有其特殊的背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从“加强国防”、遏制****的政治目的出发，对西北“建设”颇为关注。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兽医业的作用之一是服务于军事（主要是骑兵）的需要。西北虽有广大的牧区，但兽医教育长期备受漠视。1946年，依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兽医主任史亨利的建议，经国民政府教育、农林、军政三部会商，拟定在西北创办一解放前的兰州大学部分校舍所造就兽医人才的高等学府。同年10月，行政院正式通过在兰州设立国立兽医学院的决定。最初只作为特设学院，隶属于国立兰州大学以进行过渡，由于中央政府的重视，加之这是一所全国性专门性的学院，遂于次年10月被批准独立设置。受任主持院务的盛彤笙教授，成为国立兽医学院的“助产士”。他曾三次来兰主持学院筹建事宜，在省府的支持下，选定小西湖为新校址，从国内外聘请到一批有志于西北兽医教育事业的专家教授，同时在国内外定购的图书仪器，也于当年秋冬运抵兰州。
国立兽医学院不分系。从教学、科研和行政组织上，则分为解剖、生物化学、生理药理、细菌卫生、病理寄生虫、诊疗、畜牧等7科。到1949年，学院在校本科生92人，教师26人，其中教授6人。这所具有特殊性质、适应西北特殊需要的独立学院，设备虽简陋，但特色鲜明，当时的各界人士对它的发展前景寄予厚望。
调整充实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1945年，教育部令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改名为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战后曾有所发展。到1947年，西北农专共有27个班级，具有相当的规模。该校建于战时，虽经各方支持，校方努力，但终因历史条件所限，设备、师资、生产实习等条件均未能达到应有的标准，办理相当困难。而且随着国民党发动内战，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办学环境恶化，教学受到干扰，毕业生出路成了问题。校方和教师尽力维持，使教学得以艰难进行。1947年寒假，学校为方便留校同学自修补课，特地开辟教室，照常生火，图书馆也照常开放。而为水利科学生补课的几位住在城里的教授，每周都要跑30公里前来西果园校部上课。其不辞辛劳、诲人不倦的精神，深受学生感动。
总体来看，在战后的高校复员调整中，经保留、撤并新建、改组充实，使兰州共有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兽医学院、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四所高等院校，设有文、理、法、商、医、农林、兽医及高等师范等系科，为此后兰州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教育名家躬行实践 尽心竭力泽被金城
民国时期，一些接受西方新思想的教育家先后主持领导甘肃的教育工作，其中不少教育名家在艰苦的环境中投身教育事业，奉献才智，对兰州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对兰州教育影响较大的人物，主要有马邻翼、蔡大愚、水梓、郑通和、李蒸、辛树帜、赵元贞等。
马邻翼（1864—1938），回族，湖南邵阳人。光绪年间中举在籍，主持经正书院，后被选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研习师范教育。回国后在湖南及前清学部任职。民国成立后任教育部参事，不久调任甘肃提学使，先后任甘肃教育司司长、教育厅厅长等职。1918年后调任外省。马邻翼在甘肃任职期间，积极实施民国新学制，整顿学务，创办新学校，为兰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马邻翼到任后，注重深入学校，解决具体问题，整顿学务。在视察甘肃法政学堂时，得知官班、客班生领月津贴者无一人在堂，绅班住堂生也只有四五十人，教员亦无一人在堂，职员也多不在职的情况后，即委任蔡大愚为法政学堂教务主任，旋又委任为校长，责成严加整顿，学堂的秩序有了较大改观。面对当时学校少、私塾多、师资缺乏的状况，马邻翼在兰州主持开办师范养成所，以培养新型教师；开办教师传习所，以培训私塾教师。他还在兰州开办模范小学，以期推广新型师范教育模式。
马邻翼作为回族出身的教育家，还努力促进兰州的回民教育。1913年，他同甘肃提督马安良商议，与甘州提督马麟、甘肃印花局喇世俊、法政专门学校校长蔡大愚，以及兰州各界回族人士创设“兰州****劝学所”，作为办理回族教育的机关。劝学所附设回民小学5所，其中高等小学堂1所，初等小学堂4所。马邻翼还带头解囊，捐助白银50两，作为劝学所的开办经费。兰州回民劝学所后来改名为“甘肃****教育促进会”，附设清真高等小学（今清华小学）。可见，马邻翼为近代兰州新式回民学校的倡兴和发展起了奠基性作用。
蔡大愚（1874—？），回族，四川成都人，清末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法科，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光绪末年回国。回国后先后在四川、上海、北京等地从事教育工作。1912年夏，国民党北京本部委派蔡大愚为甘肃党务特派员，筹建甘肃支部，随同甘肃提学使马邻翼来到兰州。蔡大愚在兰州除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外，还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在兰州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1913年，蔡大愚先后被委任为甘肃法政学堂教务主任、校长。由于蔡大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一到法政学堂，就精心策划，极力剔除学生只领津贴不住堂、教师只发讲义不授课等积弊，举凡授课、考试等一律按部令规定办理。他教导学生严守纪律，勤习课业，同时积极筹设法政专门学校，在兰州西城门内旧举院建立新校舍。在他的精心策划、亲自督修之下，短短两个月，新校舍即告竣工。新建学校于民国四年（1915年）经教育部批准立案，定名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委任蔡大愚继续担任校长。在主持法政专门学校工作期间，蔡大愚倾注全部心血于学校。学校经费不足，即捐出薪俸来弥补，还亲自讲授国际法、伦理学、经济学、西洋史等课程。他学识渊博，讲述具体生动，得到学生的普遍赞赏。在他主持学校期间，任教的35名教师中，有8人是日本留学生，其余的27人大多是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和天津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蔡大愚十分注重在学校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鼓励学生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知识。在学校开设的专业课程中，诸如伦理学、政治学、国际法、宪法、刑法总则、民法概论等，都是西方法学体系中的主要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对资产阶级民主法制思想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蔡大愚还积极参加了马邻翼倡导的筹办兰州回民学校的工作。1913年，他代理兰州回民劝学所工作并兼任清真高等小学校长职务。后来，回民劝学所改组为回民教育促进会，马麟任会长，蔡大愚代行会长的工作，对兰州新式回民学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蔡大愚思想进步，富有激情，在兰州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还积极传播民主思想。1912年12月，他以国民党甘肃支部特派员的身份，在临时参议会上发表新思潮演说，抨击甘肃腐败政治，引起保守派反对。临时参议会咨请甘督赵维熙将蔡驱逐出境，后经马邻翼周旋而未予执行。此后，蔡大愚在兰州继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以社会主义灌入学生之脑筋”。
为此，甘肃省署发出告示，禁止蔡大愚发表演说，并禁止兰州各学校研究社会主义。1917年11月，蔡大愚因参与并策动“临洮护法运动”而失败，被迫出走四川。
水梓（1884—1973），字楚琴，甘肃榆中人，清末附生，毕业于甘肃文高等学堂和京师法政学堂，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影响，思想进步。1912年从北京回兰州后力主共和，筹组甘肃省临时议会，被推选为临时省议会议员。自1916年起，水梓主要投身于兰州的教育事业之中。同年，以教育联合会名义，考察直、皖、江、浙等省教育，作《考察教育日记》，此后，先后担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省教育会会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务。水梓从事教育领导工作期间，在改革基础教育，改进高校办学条件，推动社会教育，厘定各种规章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教育主张和教育实践主要反映在《甘肃省教育厅工作摘要（弁言）》、《甘肃教育概况及改进计划》、《甘肃省第二次民众识字运动讲演词》和《西北实施国民教育之商榷》等文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