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期情绪感冒与我生命中的三个男人有关。
第一个男人是我第一任丈夫。原本是小说中的故事，却在现实中变成了我的事故—我的学生介入了我的婚姻。在情感领域我被自己的学生 PK，最终，婚姻被重组。我太没面子了，一段时间内非常郁闷，经常独自流泪，最后导致我的两个乳房胀痛难忍，一直用伤湿止痛膏贴着。后来延伸到胸前区刺痛，心速始终很快，每分钟120 下，还出现过阵发性的室上速，这是一种可以致命的心律。我被送进医院的 ICU 病房救治，时年我 40 岁。从此，心脏病就成了我的顽疾。
第二个男人是我第二任丈夫。我小心翼翼地在 46 岁那年步入第二段婚姻。我接受前一段婚姻“夫妻同龄”的教训，找了个比我大10 岁的老公，以为大龄丈夫会疼老婆。可没想到，婚后他有一个规定，每周礼拜一到礼拜六跟我过，礼拜日雷打不动地要去原来的家。
于是，每到那天，我就想着人家三口之家是多么其乐融融，而自己却独守空房，泪水拌饭吃，饭是苦的，我心更苦。曾一度像祥林嫂似的与朋友重复着同样的抱怨话，抱怨命运对我如此不公。整夜整夜地纠结到黎明，终于得了忧郁症。
第三个男人是我儿子。与他爸离婚时，是我心脏病发得最严重的时候，有时，连拿热水瓶倒水的力气都没有，生活自理成了问题。
经常住医院，不得不病休在父母家，由我年迈的父母照顾我的生活。当时，我实在不忍心再增加父母的负担，才同意 16 岁的儿子先与他爸住在一起。可万万没想到，当我要见儿子时，却遭到拒绝。更让我伤心的是，我去学校见儿子，儿子居然也不想理我了。
天下哪有这档子事，我向苍天哭喊，我冤！几近崩溃的除了肉体，还有灵魂，整个人恍恍惚惚的。接下来就是不停地发心脏病，不停地挂急诊，不时地在责问自己：这一切的一切，谁之过？谁之过？！
我向时间与空间发问。
我度日如年，回忆着儿子“不同凡响”的出生：
1977 年 5 月 22 日晚上 10 点半，我那黄毛几簇、体重 3.7 公斤、用大嗓门来报到的胖小子终于从我腹中蹿出。但一周后，世界就被改变了。
我们突然发现出生才过一周多的儿子，有点烦躁，食欲不佳，并伴有低热。于是，他爸就赶紧抱着儿子去医院。可焦急地等回来的只是丈夫一个人，儿子住院了。他因臀部的皮肤感染，长了一个小脓包，需要开刀引流。两周左右可以出院。
啊？开刀？这么小的孩子？我心疼得大哭。 那他睡在哪里？我们能不能陪他？”丈夫说，不能陪。他睡在暖箱里。
这天，夜，特别长。
我的乳房胀得难受，必须不停地起身，用奶吸吸奶，促进乳腺正常分泌。这是儿子的粮食，我得好好将“粮库”保管好，等儿子出院，保证有高质量的粮食让他享用。掐指一算，离儿子两周出院的倒计时还剩四天。那天，我发现丈夫从医院回来的脸色不对劲，反复询问后才得知，医生发现儿子的肾脏有问题，情况还很复杂，初步诊断为由先天性马蹄肾而引起的肾盂积水，必须切掉一只坏死的肾，才能保住性命。但现在孩子太小，经不住大手术，所以得分两步进行。先做个小手术，插管引流，将积水排出，才能保住另一只肾；然后把插着引流管的儿子接回家，疗养一个月后，再住院，实施大手术。医生认为儿子要经历大手术，不适合母乳喂养了。
我听完，居然一动也不动。我的头、心、双手双脚，整个人从上到下都凉了—因为天塌了！我和丈夫都哭了。别人生孩子完完整整，我生孩子怎么就零件不齐。我们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啊？！
无人回答。
7 月中旬，儿子回家了。医嘱：引流管的伤口处每天要用酒精棉球消毒，并贴上消毒纱布，千万不能感染；每日早晚各服 0.125克的消炎片 SMZ，捣碎后，和着水吞服，小心呛到气管；尽量让他多吃点牛奶，长得强壮些；特别是这根引流管，无论如何不能让它滑脱，否则，他又要吃苦头了，要到医院重新插上。显然，我们必须一丝不苟地承担起“特级护理”的职责，才能让儿子少遭罪。
婆婆把我们三人接到了她 16 平方米的家。婆婆曾经当过托儿所所长，护理婴儿有经验。时值大热天，那时的中国人，家里都没有空凋。
为了儿子，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凑足了购买一台 12 吋台扇的资金。
儿子的右腹部，插了一根引流管，很难用平常的姿势抱他。所以，医生不主张我们多抱他。最艰难的是每天三次在儿子睡的小床里帮他洗澡，必须三个人一起分工合作：一人将他托起，两人小心翼翼地将他整个身体分段洗；动作既要轻，又要麻利，特别是要巧妙地避开他右腹部的伤口处；更换温水，既要迅速，又要稳当，不能溢在他的小床上。
这个出生才两个月不到的婴儿，却已经经历了两次无影灯下的刀光针影，每想到他还要再见一次更大的刀光针影，我仿佛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炼狱，一片一片地割的是我的肉，一滴一滴地淌的是我的血……
看着儿子吃苦，我有入炼狱的感受，因为我是他母亲。经受了身体劫难后的儿子，一定会更健康。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也因为我是他母亲。
当儿子体重增加到 5.5 公斤的时候，他再次入院。医生经过对儿子的体检，各项指标都很满意，随后就安排手术。术前医生找家属谈话。手术风险如何如何大，这么小的孩子完全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即便手术成功，还要艰难地过感染关，一只肾脏的排毒能力
只有 50%……一大箩筐的恐怖语言，顿时又一次让我跌进 了冰窟。
“这个孩子，以后跑医院，就像跑外婆家，麻烦大着呢！我们可以给你们开个证明，再养一个吧！”医生说得如此轻松，当然他也是一片好心，有医院证明，就不违反当时“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国策了。我边摇头边抹泪，眼眶里始终是湿漉漉的，一片混沌……
儿子手术很成功。一个月后，儿子出院了。整个医疗费用，让我瞠目！
我和丈夫是同一个企业单位的。那时的医疗体制，家属可享受半“劳保”，即有一半的医疗费用单位可以报销，而另一半则是自负的。
单位把我们自负部分的费用先给垫上了，以后每月从我们 72 元（我和丈夫都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工资：36 元）的工资里扣 10 元，总共扣 163 个月，也就是说，等到儿子 14 岁时，我们才能还清这笔相当于现在近 24 万的债务。能让我无息贷款，解决燃眉之急，我实在心存感激！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是“单位人”。
计划经济年代，很多供给都是按人头配给的。我们三口之家是小户，小户的鱼、蛋、肉、糖、粮，甚至香烟、火柴、肥皂等都是最小量的，这当然是非常公平的。但我碰到的“不公平”是儿子术后需要大量的营养，而“最小量”的供给是远远不够的，比如牛奶和鸡蛋。
先说牛奶。牛奶是那时的短缺产品，所以它必须被计划为只有两类人可以享用：婴儿和有医生证明单的病人。儿子既属前者，又属后者。因此，牛奶的需求量是满足了，可双倍的费用，让我们的经济又紧了一层。
再说鸡蛋。小户的鸡蛋量是每月一斤。一斤蛋 10 只，只够儿子10 天的量，每月缺口两斤。怎么办？买计划外的高价蛋，我实在囊中羞涩。
我动起了不增加费用负担又保障供给的脑筋 —用香烟票换鸡蛋 ， 反 正 丈 夫 不 抽 烟 。 与 农 村 烟 民 资 源 互 换 ，“石 油 换 大 米 ”，各 得 其 所 ， 而这种计划经济中的“市场行为”在当时是违法的，也违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纪律。
每次党的“组织生活”，当要求党员进行“斗私批修”的时候，我的心都怦怦跳，几次想主动坦白交代自己那“违法乱纪”的事，可为了儿子的鸡蛋，终究没有勇气“自我揭发”。
为了给儿子最好的营养，我们夫妇节衣缩食，但每月的经济还是捉襟见肘，相当拮据。我再次想到了做绝育手术。首先，是实现我曾在儿子病床前许下的愿：儿子你是我唯一的孩子，妈对你决不二心。其次，我绝育以后，儿子就是标准的独生子女了，可以提前3 年享受每月 5 元的“独生子女费”。而当时的政策是：孩子必须满四周岁，除非夫妇已有一人绝育。
每月 5 元的“独生子女费”，一年就是 60 元，三年就是 180 元。这个数目，对解决巨大的债务，虽然杯水车薪，但分摊在每个月中，着实是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
“一箭”能“双雕”的事，我绝对应该做！我做通了丈夫的思想工作，开始打听哪种绝育手术最不痛。报纸上报道了上海新华医院正在试行一种“无痛无切口不流血”的药物绝育方法，是将药物直接打入输卵管，使其结痂堵塞，达到绝育的目的。我看了很高兴，居然能让我心想事成。
手术做完了。真的无痛。我准备回家休息。怎么回家？叫出租车，还是坐公交车？前者要花 5 元钱，后者只要 5 分钱。当然是坐公交车回家。
一到家，我就感到肚子不舒服，腿一软，下身一股热流涌了出来。“血，流血了！”带着体温的血，顺着裤腿一直流到脚跟。“不是说不出血的吗？”
我心里有点紧张，那时的家中都没有电话，无法与医院联系。
我先让自己镇静镇静，而后一想，估计是刚才坐公交车颠的。我收拾干净后，马上平躺休息。我完成了一件我想干的事，心里是舒服的。
那个时代，有一件事，既光荣又能赚钱，就是“献血”。我报名参加单位的献血。当时的献血待遇是：献 200CC 血，获营养费18 元，公休 3 天。报名人的名字用大红纸贴在单位大门口的墙上，凡进出的人都能看到，真是光荣得鲜艳。
“医生，我身体很好，我能多献 100CC 吗？”在给我手臂静脉处消毒的医生，停下她的动作，抬头看看我，我朝她自信地微笑着。
随后，我看见她将储血的袋子换了一只，我知道她同意了。
我拿着一张写有 300CC 献血量的卡，先去指定的窗口领取献血费：27 元整。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啊！然后，去休息室领取一杯热牛奶、两块蛋糕。我刚要走，发食品的同志就叫住我： 等等，你还有一包饼干。”
献完血，大家都在休息室里吃营养品。突然，有人问，你怎么比我们多一包饼干？“医生一不小心多抽了我 100CC 血。”我一语予以搪塞。这包饼干，蛮高级的，隔着塑料袋都能闻到阵阵香味。
这么好的东西，带回去，给儿子吃。我参加了单位三次光荣献血，每次都如法炮制我的小技巧。
在我们的精心养育下，儿子的身体健健康康，尽管他只有一只肾。可怎么也没有想到，16 年后的今天，我居然会与儿子互不见面，分隔两方。
整整 9 年，我思儿，念儿。从此，我怕过节假日，因为我孤单；我怕电视中看见母子情深的情景，因为此时的我正与子分隔一方；我怕被人问及儿子，因为我无法得知儿子的信息；我更怕别人问，离婚时儿子为什么不跟你生活，因为任何的辩解都是 苍白的；我怕正视周围人看我的眼神，因为他们的眼神告诉我，看不懂眼前这个女人—她离的是婚，怎么连儿子也离了呢？
我的世界，一片混沌。
我总觉着自己很有理，可手持一大堆的理，却经不起残酷现实的比对。于是，我不得不向现实屈服：作为老师，我很失败；身为妻子，我也失败；为人母，我更失败。做女人做到这份上，除了自己默默地消化所有的苦水，悄悄地擦拭累累伤痕外，还能怎样？
从 40 岁婚变开始，到 55 岁确诊乳腺癌，漫漫 15 年，我整个身心被“负面情绪”浸泡着，连细胞都能挤出泪水来，而就是这每况愈下的身体，为日后乳腺癌的形成提供了温床。可我却浑然不知，还深深地不可自拔。简直是“健盲”一个！
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人生的悬崖边上了—最凶险的乳癌夺走了我的两个乳房，并被预言“只有一两年生命”的紧急时刻，我才猛然回头，拼命折返跑。途中，我贪婪地吸收世界上所有对我生命有关的养料。
其中，国外的一些医学专家对精神因素与健康的关联度的研究，让我茅塞顿开。
他们将不利的精神因素分为两种，较大的压力源称之为“生活改变单位”，而较小的压力源称之为“负面情绪事件”。
第一种类型： 生活改变单位”对人身体的影响非常大，请看他们列举的量化表：
1. 丧偶、自身患重大疾病 100
2. 失恋、被动离婚、糟糕的再婚 73
3. 工作压力、失业、退休综合征 57
4. 与上司发生矛盾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