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6月8日，毛泽东又离开北京去杭州。9日，他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题了词。10日，毛泽东到杭州，仍住刘庄招待所。
几天后，他不顾身边工作人员的激烈反对，到余杭农村调查了解当地血吸虫病发病情况，走进疫区农民家中，亲自与农民交谈。回杭州后的第二天，他把卫生部的负责同志请到杭州，专门研究朱门消灭血吸虫病，血丝虫病，并很快派出血防人员到疫区进行调查，免费为疫区人民治病。
在杭州，除了散步、爬山，毛泽东还道南屏俱乐部室内游泳池和玉泉游泳池游泳。但游了几次后，他发现游泳池门口老挂着“内部整修，暂停开放”的牌子，猜到是因为他来游泳挂出来的，心里不安，从此再也不肯来游。
6月18日下午，毛泽东告别杭州，乘专列，19日晚到长沙，在大托铺机场专线停车休息。20日上午十时，他在罗瑞卿、汪东兴、周小舟、省长程潜、语言学家杨树达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横渡湘江。当时正值湘江水涨，好多人劝他不要去游了，但他很坚持。
1913年到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就经常在湘江游泳，他的同学张昆弟在1917年9月25日的记中写道：“昨日下午与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近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
1925年，毛泽东在长沙橘子洲头眺望湘江，回忆当年求学的情景，写下长调词《沁园春·长沙》
整整三十年后，毛泽东再次来到长沙，他要到湘江中再次找寻“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情。
十时三十分，毛泽东从长沙南郊的猴子石江面走下轮船，他时而侧泳，时而仰泳，神态安闲，轻松自如，一直游了四十五分钟。游完后，他上岳麓山，重游爱晚亭、云麓宫、望湘亭，和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当年的同学周世钊话旧。下山后，周世钊夜不能寐，作诗一首寄给毛泽东。1955年10月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回信，附上七律一首：
春江浩荡暂徘徊，
又踏层峰望眼开。
风起绿洲吹浪去，
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
域外鸡虫事可哀。
莫叹韶华容易逝，
卅年仍到赫曦台。
6月20日午夜，毛泽东离开长沙赴武汉，21日凌晨四时到武昌鲶鱼套车站，听取了湖北省委关于农村合作化情况的汇报。22日上午，到郑州，听取了河南省委工作汇报。毛泽东与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会谈时，谈及修建三门峡水库：“黄河每年流入三门峡水库十几亿吨泥沙，泥沙淤积怎么办？历史上治理黄河有堵、疏的争论，有两种不同的治理办法。”
中午在会议室吃饭，四菜一汤，其中有一个河南名产黄河鲤鱼。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向毛泽东介绍黄河鲤鱼的特点，黄河鲤鱼在三门峡只有一斤多重，肉很细，吃着很嫩，很好吃。毛泽东一边吃一边点头称赞：“黄河鲤鱼很香啊！”
邓子恢一再坚持合作社只能增加到一百万个，不能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他告诉邓小平：“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
6月23日下午，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晚，毛泽东就约见邓子恢，提出原1956年春耕前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同现有的六十五万个社比较只增加三十五万个，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基本做到全国二十多万个乡都有一个社。毛泽东问邓子恢，你怎么看。邓子恢说，回去考虑考虑。显然，邓子恢不想同意毛的意见，但看到毛的决心很大，难以说服，他不想硬顶，自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回去同农村合作部的负责同志一谈，看法一致，认为还是要坚持一百万个的原计划。
第二天，邓子恢又来见毛泽东，这次两人谈了五个多小时，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邓子恢仍认为只能坚持一百万个的原计划，毛泽东认为应该发展到一百三十万个。两人的意见到最后也没有统一。
邓子恢为什么这么坚持呢？主要有三条理由：一，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二，现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存在的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很繁重，要打好基础；三，地区不平衡，干部领导水平、群众觉悟水平不同，应逐步推广。他还认为：我们党的干部有这种特点，就是有任务都要超额完成。如果订计划超过一百万个社，下面执行起来就会更多，结果会造成更多的合作社减产。
6月25日，胡志明率越南政府代表团访华到达北京。一直到7月7日，毛泽东主要忙于外事活动，无暇过问合作社之事。
7月9日，刘少奇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意见，跟他说了，他准备向毛泽东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参加。7月10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单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交谈，对合作化问题交换了意见。
7月11日中午十二时到下午十八时许，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陈伯达、陈正人、谭震林七人谈话。邓子恢做了检讨，同时解释：“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泽东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那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会谈结束，毛泽东还留大家吃了晚饭。那次谈话给一些当事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毛泽东与邓子恢和解了，似乎事情已经过去。但到了7月15日，邓子恢又找刘少奇反映，还是坚持一百万为好，不同意一百三十万。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他告诉邓小平：“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
7月18日，毛泽东致信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调阅四、五月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
为了摸清农村的情况，毛泽东派他身边的几名警卫战士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作调查，有河南的，广东的，广西的，湖南的。7月19日，毛泽东看了他们的报告，而且对每个报告都写了一些话。例如关于广西防城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该村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据了解，十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苦。报告又说，与防城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泽东批道：“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毛泽东还表扬了一个关于湖南宁乡县的调查报告，说：“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7月19、20、22日，毛泽东又连续三天，分三批听取身边警卫战士回乡探亲的调查汇报，同他们座谈。每一次汇报都在三个小时以上。毛泽东说：“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就离这么远(伸着三个指头)。”
毛泽东一面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一面询问情况，并同他们一起讨论。汇报内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粮食问题，合作社问题，基层干部作风问题。他问一名战士：“你家参加合作社没有？参加了合作社以后有没有时间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过去好一点？”他说：“要分清中农多少，贫农多少，下次要调查他们的态度。”还说：“新中农思想起了变化，不愿参加合作社，老中农愿参加合作社。”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战士们无拘无束地把自己想讲的话都讲出来了，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农村合作化情况的第一手材料。
7月31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当时会议的气氛是比较平和的，毛泽东作报告时也显得轻松自如，批评“小脚女人”时还连说带笑。可以想像，毛泽东十分自信地认为，他对农业合作化的形势估计和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对“右倾错误”的批判也是正确的，对于指导合作化运动的一套政策和步骤已成竹在胸。
会后，邓子恢曾找刘少奇，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刘少奇劝他：要正确对待主席的批评。
与邓子恢多次反复争论，说明当时毛泽东还是发扬了党内民主，给了邓子恢充分的发言权，但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将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实际步骤和计划上更稳当一些的邓子恢等，说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 这个报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批判“右倾”，这样一来，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被归结为方针路线之争，认识上的不同看法变成阶级立场问题。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不同意见就很难再发表，关于用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实行起来势必要打乱；关于合作化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这种逐步发展的步骤，也难以保证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