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西湖周围有大大小小许多坟墓，毛泽东不无忧虑：“死人与活人争地不好。要搞一个制度，中央领导人死后都实行火葬，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提倡火葬。”
195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六十岁生日，是火车开到南京时过的。在火车上，他对陈伯达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
12月27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到达上海。毛泽东住在华东局，并同谭震林、张鼎丞、粟裕谈了饶漱石的问题。当时，中央已决定张鼎丞任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对党对人民要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 毛泽东这样叮咛张鼎丞。
12月28日凌晨，毛泽东抵达此行的目的地浙江杭州，下榻于刘庄一号楼，办公地选在北山街八十四号。当天下午，他到西湖游玩，游览了灵隐寺、飞来峰、岳飞坟、秋瑾墓、苏小小墓、武松墓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来杭州，上一次到杭州还是在1921年。杭州是毛泽东建国后去外地视察休假去得最多的呆得最久的地方，但游西湖只有这唯一的一次。
看到西湖周围有大大小小许多坟墓，毛泽东不无忧虑：“死人与活人争地不好。要搞一个制度，中央领导人死后都实行火葬，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提倡火葬。”这个想法早在1950年10月任弼时逝世时，毛泽东就有了。当时他说，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大，对其进行厚葬是必要的，但我们死后如果都这样葬，是不是有些浪费了。到1956年，在他的一再倡议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各部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齐聚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在“倡议实行火葬签名册”上第一个签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签了，陈云当时不在北京，还专门写信补签。毛主席是火葬的首倡者。
1954年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捷沃西到中国后刚参加了鞍山钢铁厂扩建工程的落成典礼，是高岗作陪的。高岗说了一些不妥当的话。毛泽东知道后，将捷沃西和尤金请到了杭州，向他们透风：“我们党内要出乱子，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是有人要打倒我。”他还讲了秦灭楚的故事，说秦是陕西，楚是湖南。但始终没点高岗的名，捷沃西和尤金没有听懂，几个月后高、饶被公开批判，他们才弄懂了毛泽东当初那些话的含义。[ 《杨尚昆日记》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89页。]
11月9日，宪法起草工作正式开始运转。这次到杭州来，名曰“休假”，其实是要集中精力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为此，毛泽东把他的整个写作班子都带到了杭州。
当时负责安排毛泽东一行住所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回忆：“毛主席住在刘庄一号楼。每天午后三点，他便带领起草小组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路八十四号的办公地点。当时北山路八十四号大院三十号是由主楼和平房两部分组成。主楼先前是谭震林一家居住的，谭震林调到上海后，我家搬进去了。我们让出后，毛主席就在平房里办公，宪法起草小组在主楼办公，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为什么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解释：“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了个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
新中国建立之初，是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共同纲领》规定，建国后我国将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3年1月1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随着西藏的和平解放，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办全国选举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只有通过选举才能保障民主。“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来就是争这个民主。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是一个高潮。那个时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
这次会议通过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委员有朱德、宋庆龄、李济深、李维汉、刘少奇、周恩来等三十三人。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3月1日公布施行。
普选，是这部选举法最重要的原则。为了切实搞好各级普选，中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据统计，1953年6月30日24时全国人口为六亿零一百九十一万两千三百七十一人。在人口普查的基础上，进行了选民登记工作，在全国基层单位进行选举，参加投票的选民共两亿七千八百零九万三千一百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点八八。1953年12月8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选区的基层选举，投了自己的庄严一票。
普选的成功，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项核心提议就是要通过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关于这部宪法的起草经过，毛泽东在1954年6月作过这样的回顾：“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七个月。最初第一个稿子是在去年十一、十二月间，那是陈伯达同志一个人写的。第二稿，是在西湖两个月，那是一个小组起草的。第三稿是在北京，就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到现在又修改了许多。每一稿本身都有许多修改。在西湖那一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大家尽了很多力量，全国有八千多人讨论，提出了五千几百条意见，采纳了百把十条，最后到今天还依靠在座各位讨论修改。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这个宪法草案，大体上是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陈伯达起草的宪法草稿，没有被采纳。从1954年1月9日起，毛泽东领导的宪法起草小组又重新起草。
为了起草好新中国的宪法，毛泽东和起草小组参考了1936年苏联宪法；1918年苏俄宪法；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1946年法国宪法，博览群“宪”。
毛泽东特别注意研究和借鉴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1936年颁布的苏联宪法“斯大林宪法”，以及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此外，还注意参考东欧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1918年苏俄宪法，把列宁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放在前面，作为第一篇。毛泽东从中受到启发，决定在宪法总纲的前面写一段序言。
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毛泽东比较看重1946年《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认为它代表了比较进步、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对于中国从清朝末年以来的历次宪法，他这样评论：“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卒，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其余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整个说来都是反动的。”
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发布的《十九信条》和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条文不多，文字简明。毛泽东很欣赏这一点，他提出我们的宪法以一百条左右为宜，而且文字要简单明确，不能有多种解释。
关于宪法要不要有纲领性的内容，即要不要写入将来要完成的任务，毛泽东说：“一般地说，法律是在事实之后，但在事实之前也有纲领性的。1918年苏维埃俄罗斯宪法就有纲领性的。后头1936年斯大林说，宪法只能承认事实，而不能搞纲领。那个时候，乔木称赞斯大林，我就不赞成，我就赞成列宁。我们这个宪法有两部分，就是纲领性的。国家机构那些部分是事实，有些东西是将来的，比如三大改造之类。”
为什么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解释：“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了个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国家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这一条，是毛泽东提出并再三坚持的。
到1954年3月中旬，在杭州的起草小组一共进行了四稿，在每一次读稿上，毛泽东都字斟句酌，改了又该，批语也写了不少。这期间他还要和北京的党中央保持联系，电话、电报非常频繁，多是关于高饶问题。
1月21日晚二十二时，杨尚昆从北京回到杭州，带来了一些文件和高岗的一封信。高岗在信中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他提出，希望能到杭州来，见毛泽东一面，当面商量此事。毛泽东给刘少奇回了一封信，表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1月23日，杭州下起了大雪。当地人说，这是杭州几十年未遇的一场大雪。24日，大雪初晴。毛泽东特别喜欢雪，高兴得不得了。一早他就起来，到西湖边看雪景。逢此难得之景，侯波特意以西湖雪景为衬，给毛泽东拍下了经典的传世留影。
只有美丽的白雪才可以使毛泽东把手头工作放一放。他带领工作人员，每人拿一根小棍，小心翼翼地登上住所后面的小山头，观望西湖雪景。随后，他又驱车到郊外，沿着黑黝黝的钱塘江西行。翻过一座山梁，他的眼前闪现出一片银色的田野。毛泽东急令停下，大家戴上口罩，下了车。卫士们想扶毛泽东，他大手一挥，就往雪地里快走，也不管哪里是垄哪里是畦。快走了一阵，他站住了，抓了一把雪放在手心里揉搓。卫士们要向前为他探路，却被他制止。原来，他是不想踩破雪被，惊醒沉睡的田野。他拉下了大口罩，静静地望着，深深地吸着被雪过滤了的清新空气。
直到回来的路上，毛泽东仍沉浸在与雪亲近的喜悦中。
1月25日，杨尚昆坐飞机带回四中全会的一些起草文件和刘少奇的自我批评稿。毛泽东与杨尚昆、陈伯达等人商改，29日，杨又带上审定的文件飞回北京。这天，毛泽东决定爬五云山，一行人陪同而上。侯波紧跟在毛泽东后面，两人聊起了《红楼梦》。毛泽东要求侯波好好读读此书，要看三遍五遍。侯波说：“主席，我一遍还没看完呢。”毛泽东告诉她：“《红楼梦》是一部社会政治小说，读懂它，就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了。”
在五云山上，毛泽东俯瞰江南美景，“荡胸生层云，决眥入归鸟”，他的心情十分舒畅。叶子龙问他什么时候回北京，毛泽东却所答非所问：“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党的主席、政府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它做，将来我不做党和政府主席了，谁来当也要按照它做，这个规矩要立好。”
在杭州一住就是两个多月，除了起草宪法，他的最大收获就是每天坚持爬山，几乎走遍了西湖附近的大小山峰。
在毛泽东的住处刘庄附近，有座不大的山，叫丁家山。初到杭州，他就乘兴登上这座小山，告诉跟随的工作人员自己要每天坚持爬山。从这以后，果然是风雨无阻，天天爬山。天气好，起得早，就爬大一点的山；遇到下雨，或是起得迟了，就爬小山。这样坚持不懈，不仅游览了西湖名胜，还锻炼了身体，体重减轻了将近十斤。这对身躯高大偏胖的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意外收获。
毛泽东喜欢爬山，每天中午十二时左右起床，吃点东西就去爬山。他宣布一条：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跟着毛泽东爬山，是大家在一块时最愉快的时刻。他不喜欢人搀扶，拿着一根竹杆当手杖，说这是他的“第三条腿”。有一次爬上玉皇顶，用了两个多钟头。以后又上了南高峰、北高峰、雷峰塔、六和塔，还上了凤凰山。
田家英后来回忆，他们就靠主席爬山的时候改宪法稿子。毛泽东有一次问大家：“在杭州看风景哪里最好？”各人有各人的说法。毛泽东则看法独到：“在山顶看，风景最好，杭州全景尽收眼底。西湖是一个锅，杭州市区是锅边。”他还问大家：哪个朝代在这里建都？雷峰塔为什么建在这里？美国的首都为什么在华盛顿，不搬到纽约？等等。他边走边和周围人聊天，了解每个人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提出很多问题，给人们讲一些知识性和趣味性的问题，古今中外、天南地北都有，引发大家读书学习的兴趣。他谈笑风生，大家也无拘无束。这种时候，他是一位慈爱的长辈，是值得敬重的老师。通过聊天，随行人员增加了很多知识。
毛泽东爬山，有毅力，风雨无阻，坚持锻炼，说得到就做得到，要改变他的主意很难。说今天下雨，不上山了。他说，去，带上雨伞。说路滑，他说拄上竹棍。
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有这么一天，主席比较早就醒了。他对我说：‘我现在想爬山。’我建议他去爬丁家山。这是刘庄旁边的一座小山。主席说：‘我不爬小山，要爬大山。’我去找叶子龙、汪东兴、罗瑞卿、王芳商量，大家觉得还是爬丁家山。主席一听，这么多人都不同意他爬大山，只好听从。丁家山不高，大概有一二百级台阶。主席爬的时候，跟走平路似的，一会儿就爬完了，没有尽兴。第二天，主席睡醒以后还要爬山。我们商量后，建议他爬桃花岭。以后，又爬了宝石山、梯云岭、葛岭、栖霞岭等。这些山比丁家山高一些，大约是海拔二百米左右。再以后，还爬了炮台山、凤凰山、狮峰、天竺山等。在制定宪法的繁重工作中，主席抽时间坚持爬山，充分体现了一位伟人的毅力和胸怀。这是主席在建国以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也是最有特殊风格的一次爬山活动。”
毛泽东每每登上山顶，就会即兴写下一些诗作，只是这些诗在他生前没发表过，所以不像别的毛主席诗词那样妇孺皆知。
如一首五律《看山》，很是精致可人：
三上北高峰，
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
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
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飖下，
欢迎有晚鹰。
他在这首作品里，把“飞凤亭”、“桃花岭”、“扇子岭”、“美人峰”这些北高峰附近的风景名胜都囊括入诗。
又如《莫干山》：
翻身复进七人房，
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
风驰又已到钱塘。
这首诗里的“七人房”的毛主席使用的卧车，里面可以坐七个人，就被他戏称作“七人房”。
还有七绝《五云山》：
五云山上五云飞，
远接群峰近拂堤。
若问杭州何处好，
此中听得野莺啼。
诗作表现出了传统文人的雅致。
2月6日到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高饶的问题，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而毛泽东在杭州和小组成员夜以继日地工作，到2月中旬，拿出了宪法初稿、二读稿和三读稿。
2月17日晚，刘少奇打电话通知毛泽东，高岗中午自杀未遂和政治局讨论的意见。
2月28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做了修改和批示，其中指出：“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了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3月9日，宪法起草工作基本结束。3月12日，毛泽东登上玉皇山。14日，他乘专列离开杭州前往无锡。15日凌晨，在陈毅的陪同下，毛泽东来到太湖边看日出。回来后，他向陈毅忽发感慨：“伸手岂止高饶？”
3月17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7月26日凌晨，为了主持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审阅宪法草案，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北戴河，在中直疗养院一号平房住下。在北戴河，毛泽东每天都会在沙滩上漫步，嘴里念念有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淡淡，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反复地念，许多卫士都记住了。
一天晚上，毛泽东与卫士们谈起这首诗，说这是曹操的诗，《观沧海》。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面对大海，毛泽东有了诗兴。
31日，他冒着大风到北戴河海滩游泳，回来后开始构思，最终写就了《浪淘沙·北戴河》这首名作：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8月4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给中央一个电报，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提案，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主席最高荣誉勋章。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接到这份电报，立即送毛泽东。6日，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上批示：“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在全民讨论中，还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也被毛泽东拒绝了。
每天工作之余，毛泽东都想去游一次泳。他说：“游泳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想事。吃安眠药做不到，其余吃饭。散步。看戏、跳舞都做不到。游泳就可以不想事，一想事就会往下沉，就会喝凉水。”
毛泽东游泳喜欢热闹，尤其喜欢和年轻小伙子姑娘们成群结伙地游。这时他便会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他侧泳仰泳，自然轻松，一边游一边和年轻人聊天，兴致极高。他还喜欢同年轻人比赛，但不比速度，而是比耐力，比持久，比坚持时间长，比游得远。许多人游不了多久也得上船喘口气，然后再下水陪毛泽东游。毛泽东每次游泳只下一次水，下去就要游个够。不够不上岸，上了岸便不再下水。无论走路游泳，他都是那句话：“我这个人不喜欢干回头事。”
有一回，毛泽东游得很远很远，遇上一条渔船。毛泽东见有渔民，便不再游泳，痛痛快快爬上了船，不等擦干身体便迫不及待跟老渔民喊话聊天。老渔民没有认出毛泽东。这不奇怪，他何曾见过毛主席光着身子的形象？于是，那聊天便完全是社会上普通人聊天的气氛了。大家很难见到毛泽东如那次聊夭那么开心，乐而忘返。从年龄身体聊到吃喝穿戴，从鱼鳖虾蟹聊到五谷杂粮，从小小渔船聊到锅台炕头，从老婆孩子聊到国民党共产党。你问我答，我问你答。正经话玩笑话都说，又逗又喊又笑。毛泽东高兴得手舞足蹈。
老渔民陪不起工夫，要走。毛泽东不放，追着喊多聊聊，并说要把他船上的螃蟹全买了。老渔民不信，毛泽东让他跟自己一道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并说，就要听听你那个互助组为啥不团结。就这样一路聊来。上得岸，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同老渔民握手道别。老渔民直嘀咕今天很走运，却始终不知道让他走运的人是谁。
毛泽东让卫上把螃蟹送伙房全蒸了，在第二浴场弄个长桌子，倒满一桌。毛泽东开心地喊着：“来来来，今天我请客，我请客啊！”二三十个工作人员全是泳衣泳裤，来到长桌旁。毛泽东抓起一只螃蟹，一掰两半，张嘴就是一口。蟹黄淋淋漓漓沾了满手满脸。他一边大嚼一边喊：“还不动手？别装正经了！”
大家哄然而笑，立刻围上去抓螃蟹，学着毛泽东扯开螃蟹便咬，一边大嚼，一边互相逗闹，甭提多么热烈开心。一个个都吃成大花脸，互相你看我，我笑你，你捅他，乐个没够。毛泽东心血来潮：“嘿，咱们合个影吧？照张相！”“嗷！”大家一哄而起，立刻包围了毛泽东。簇拥着，就那么光不哧溜，随随便便，热热闹闹地让侯波给合了一张影。
工作之余，毛泽东最怕孤寂，希望身边的工作人员能表现得随便些，可以开玩笑、起哄、骂娘，造成一种真正的社会生活的空气。如果大家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他简直无法忍受。所以工作之余，身边工作人员在他面前都表现得很随便，甚至有时候故意放肆一点，逗他开心。
后来接连几天大风大雨，大海里巨浪轰鸣，万马奔腾。面对此情此景，毛泽东显得很激动，要去游泳。但大家担心他的安全，连说风高浪大，不同意他去游。毛泽东一再要求，大家死死坚守。毛泽东几乎每天都要“闹”一次，每次都被大家团结一致地顶住了。
这天，雨终于停了。但风浪依旧非常大！负责测温的同志报告，水温不到二十度。毛泽东却不顾众人劝阻，赤身向海边走去。卫士们一起拥到毛泽东身边，手挽手，身贴身，前呼后拥冲向大海。
“赶浪，我们赶浪。”毛泽东进入海水中，加快步伐。一个一人高的浪头劈头盖脑压下来。轰然一声巨响，一群人都歪倒在沙滩上，竟被那浪打出四五米远。毛泽东在卫士的搀扶下站立起来，召唤大家向海浪发起继续冲击，可是每次都被浪潮打了回来。
毛泽东见大家又有些为他担心，问道：“这点浪比刘戡的四个半旅还难闯吗？”“你们是不是觉得跟我走太危险？你们要是害怕，我可以另外组织人。”大家一听，又游进大海！时而跃上波峰，时而跌下浪谷，都拼尽全力向毛泽东靠拢，要升一起升，要沉一起沉。拿了救生圈的人更是随时准备应付意外。
“你们不要紧张，现在是涨潮，我们只会被冲上岸，不会被拖进大海回不来。”毛泽东仍是一副轻松自在的安闭样子，随波起伏，边游边说：“你们正年轻，要经风雨见世面。不要做温室里的花草，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8月17日凌晨三时许，高岗在寓所吞服安眠药自杀。上午，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毛泽东主席专程作了汇报。
8月20日，毛泽东离开北戴河，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对达赖喇嘛说：“中央代表、解放军、汉族干部到西藏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如果他们不是按这个原则办事的话，你们可以直接找我，找周总理谈，丝毫不用客气。你们这次来，一定不能空着手回去……”
9月14日，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都已云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又召开临时会议，对草案进行讨论修改。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两条修改意见，一是对序言里的“我国的第一个宪法”建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说：过去中国的宪法有九个，从清朝的《宪法大纲》到建国初的《共同纲领》，因此不能说现在这个是“第一个宪法”。
另一个地方，是第三条第五款：“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代表中有人提出说不妥，改革“宗教”可以，改革“信仰”则不妥，而且第八十八条已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里又说“改革宗教”，容易让人误解。于是这一条被改为“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开幕。在一届人大开幕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鼓舞大家：“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9月20日，大会以无记名方式投票，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也一起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达赖喇嘛后来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54年12月第二届全国政协召开，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本来“十七条协议”中规定要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但到1954年各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相继撤销，而西藏又有人担心军政委员会会取代西藏地方政府，毛泽东就向达赖、班禅建议，直接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55年3月9日，国务院批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标志着西藏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55年初，达赖和班禅即将离京回藏，毛泽东再次接见他们。当时是晚上十一点多，毛泽东正躺在床上看报，听说达赖要来辞行，连衣服也没换就出来接见。他与达赖握手后表示歉意：“实在对不起，让副委员长久等了。我刚才接到报告，说你要来看我，我说那怎么行，理当我为你送行。这么晚了，没影响你诵经，影响你休息吧？”达赖说：“毛主席，真对不起，打扰您休息了，毛主席这样关心我，爱护我……”说着说着，他的眼眶都湿润了。
毛泽东给他鼓劲：“中央代表、解放军、汉族干部到西藏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如果他们不是按这个原则办事的话，你们可以直接找我，找周总理谈，丝毫不用客气。你们这次来，一定不能空着手回去……”
在他的指示下，中央向达赖和班禅赠送了大批农机具。达赖喇嘛当时非常感动，回到拉萨后以《毛泽东颂》为题，专门写了歌颂毛泽东的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