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约四千字的信，将过去一个时期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错误，概括为：一、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毛泽东认为，这是在向他“下战书”。
但交锋的潜流正在涌动。7月8日上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而最后的文件，也应以讨论成熟了的问题才作决定为原则，不宜太多。
对当时的“左”倾错误，刘少奇、朱德、王任重、周小舟、谭震林等人都有分量颇重的发言，而以彭德怀在西北组八天内的七次发言和插话火药味最浓。1958年底，彭德怀回到故乡湘潭县乌石寨以及他当年领导“平江起义”的平江县搞调查，还去过韶山。他对大跃进带来的一片凄凉景象非常痛心，共产风、浮夸风和强迫命令、瞎指挥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使他忧心忡忡，决心在党的会议上大声疾呼。
彭德怀说：1957年反右以来，政治经济上有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脑子热一点。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他批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北戴河会议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人民公社办早了，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他批评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指出：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而是个人决定问题，第一书记说了算，党内总是“左”的东西难于纠正，右的东西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各种帽子压下来，对广开言路有影响。他强调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要追责任，人人有一份。他还说：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在全世界是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
对于彭德怀的这些发言，毛泽东是不满的。应该说，他从1958年10月后，特别是在韶山，了解到的基层农村情况，与彭德怀在乌石寨和平江了解到的差不多，并不见得他了解的就少。但从他在韶山和庐山写的两首诗也可以看出，他与彭德怀对“左”倾错误的看法、评价有很大的不同。
从1958年10月后，几乎每次开会，毛泽东都要说自己的错误和责任，认为中央的错误他要负主要责任，“中央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他不能容忍彭德怀企图系统地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中的“左”的错误，他认为这样全盘地否定过去搞就是“右倾”。他始终认为，“左”的错误是存在的，但只是一个指头，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六亿人民的干劲可鼓不可泄。
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再次讲话，他先讲了一下会议最后阶段的安排，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接着，他着重讲对形势的看法，对党内越来越多地提出的不同意见已表现出不满，并且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谈道：“有的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有人要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和总路线。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去年有四件事：钢翻一番，基建一千九百多项，粮食翻一番，办公社，没有综合平衡，引起各方面的不满。这些错误都承认。但有这样一些人，认为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好。无将军不打败仗，打三仗其中二胜一败，仍有威信。要承认缺点错误，从一个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来讲，可能缺点错误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讲，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对建设是没有经验的，至少还要十年才有经验。从具体事实说来，确实有得不偿失的，但总的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要付学费的。”[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972-973页。]
从这次谈话看，毛泽东给彭德怀等人敲了警钟。他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原则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能让步的。
会后，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以后的几天里，各组讨论与起草文件同时进行，但文件起草工作进展并不理想。
13日清晨五时，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希望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他建议起草小组从五人增加到十一人，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并对起草工作列出时间表，15日讨论修改后夜里付印，16日印发所有同志再会谈修改缺点，并规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很显然，毛泽东是想尽快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搞出来，以利于统一大家的认识，并早一点结束这次会议。
7月14日，《议定纪录》写出第一稿，并印发会议，总的精神还是纠“左”。但这一天，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约四千字的信，先肯定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正确和成绩，继而着重指出了其中的缺点和失误，以及解决的办法。他将过去一个时期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错误，概括为：一、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他指出：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
毛泽东觉得，彭德怀在他7月10日讲话后还写这样的信，显然是在向他挑战。对彭德怀信中一些措词比较尖锐的话，诸如：“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将“失”字摆在前头等等，明显表示了难以接受的态度。加上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言中说了些用词不当、情绪偏激的话，更使毛泽东不满。
客观地看，彭德怀的信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他还是有把经济同政治简单联系起来的思维定式，非要给工作作风问题、思想意识问题找个阶级不可，把大跃进的错误归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也并不恰当。不管哪个阶级，搞建设都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狂热地搞经济建设都不行。但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当然不能求全责备。
张闻天的长篇尖锐的发言比彭德怀更有说服力。柯庆施、李井泉等人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毛泽东认为，不反击这样的右倾言论，党就要分裂了。
7月16日，毛泽东将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和“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语，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此后，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提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要求。常委会随即作出决定，从7月16日起用一周的时间重新划分小组，主要讨论彭德怀的上书。
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表态，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
7月19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对7月14日的信做了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他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解释：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气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内要消灭文盲，等等。这些“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在小组会上发言，或多或少地支持了彭德怀的一些观点。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的伟大，总路线的正确之后，系统论述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他谈到大跃进的成绩、缺点，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政治和经济，民主和集中，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等十三个方面。张闻天发言前，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等人多次打电话给他，劝他不要讲，尤其不要讲钢铁问题，但张闻天还是讲了。
张闻天发言时，组长柯庆施和好几个人不断插话，表示不同的意见。他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提纲，侃侃而谈，直抒己见。后来批斗他时，说他的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全文八千多字，而讲成绩只有二百七十余字。用了三十九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十三个“比例失调’，十二个“生产紧张”，一百零八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发言》的最后，才提到彭德怀的信，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
张闻天的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张闻天是个懂经济的大理论家，讲话没有彭德怀的锋芒，但比彭德怀更有说服力。他在长征、延安时期还曾经担任过党的主要负责人。他的讲话促使毛泽东更加感到——不反击这样的右倾言论党就要分裂了。
7月22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触动了毛泽东，对改变毛泽东着力纠“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张闻天的发言进一步影响了这个变化；那么，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
毛泽东拉拉杂杂地讲了两个多小时，与会的同志都能听明白的是，他把彭德怀等人的问题提到了极严重的地步。他说：“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
在7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是聊天式的，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融于一炉，历史典故随时引用，拉拉杂杂地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谈到了许多问题，没有一定的水平并不容易听出他讲话的倾向性。但与会的同志都能听明白的是，毛泽东把彭德怀等人的问题提到了极严重的地步。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在这里讲讲。”“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们要听。好坏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
“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江西党校的反映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所反映的。”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和这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什么都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
看来，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还比较乐观，认为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夸大了形势的紧张，在利用目前的紧张形势向党进攻。
“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省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和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九十万人朝山进香，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这种提法，是毛泽东在1958年12月9日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最先提出来的，彭德怀很可能是引申发展了他的说法。但彭德怀的这种定“性”，在毛泽东看来，它将伤害六亿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热情，是不能够容忍的。
“到春节前后，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用了一个多月工夫，三、四两月间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多月的教育、算账有好处，在极短的时间里，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不行的。”
“他们（指省和省以下地方各级干部）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讨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省六级干部会上、县五级干部会上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说就是硬着头皮听，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年时，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 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点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明显地是针对彭德怀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作出的反应。点到历史上的四次路线，点到“有失有得”，更显然是指彭德怀，只是没有说出名字。
毛泽东接着谈道：“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讲到这里，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
“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这是全篇讲话中最厉害的一句话，意味着对彭德怀的定性。
“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1956年公社之前就有办的。……可是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可以多办一点，再试试看，试他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
毛泽东提到的科学院昌黎调查组，指的是195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谦领导的赴河北昌黎调查人民公社问题的调查组。根据中国科学院保存的档案，在“反右倾”运动中，董谦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1年平反。在1961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5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党组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科学院有一个具体事例，就是董谦为食堂问题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主席、少奇同志指示要平反。”1964年4月2日，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话时曾指出：“在1959年春，只有科学院的昌黎调查组是正确的。”
肯定了食堂后，毛泽东接着说：“有许多事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嘛，一个时期计划机关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各部，还有地方。地方可以原谅。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搞综合平衡。根本不去计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就要多少运力。……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在西楼开会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说恩来、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他说华东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一千零七十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会议上有同志建议搞到公报上，也觉得可以。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补贴四十亿，今年二十亿，明年十五亿，后年五亿，共八十亿。去年是小土群，今年是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始作俑者是我，主要责任在我。一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议写的。”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么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时那样，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也不是大部分失败，是一部分失败。如果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六百万吨，我是全国一千零七十万吨。同志们自已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
毛泽东的这番谈话，使庐山会议从反“左”一下子转到了反右，而且反右的声浪不断升级。黄克诚后来回忆：“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会散了。毛泽东走出会场，彭德怀迎上前去，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愣了一下，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事后，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
当天夜里，黄克诚和周小舟、李锐、周惠等人在一起发牢骚。他们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大家觉得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翻云覆雨”，“一百八十度转变”，使人转不过弯，多年来的顺境，毛泽东确实骄傲起来了。还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意谓毛泽东受了蒙蔽。毛泽东不应该在第一线指挥经济建设，应退到第二线等等。
这些话后来在小组讨论会上许多人的一再催逼下，被黄克诚等人交待了出来，更激怒了毛泽东和与会的许多同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在随后的会议上多次违心地作检讨，但也无法过关。毛泽东决定在庐山接着开八届八中全会，把中央委员全都请上山来，解决彭德怀等人的问题。有的中央委员一时赶不到，即命部队用飞机送上山来。林彪就在此时被当作“救兵”搬上了山，他在常委会上大骂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并说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7月31日，8月1日，两个晚上都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联系彭德怀的历史问题，对他进行了批判。
毛泽东说：“彭德怀和他共事三十多年，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北戴河会议不讲，郑州会议不讲，上海会议不讲，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没有机会了，就下战书了。彭德怀他们是要瓦解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但他也没有把彭德怀一棍子打死，也表示：“彭德怀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1959年8月2日到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但仍保留了他们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务。
8月16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再次讲话，又讲到海瑞：“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
毛泽东又一次表示，这样长久的历史，比如彭德怀同志，我说三十一年就这么散了啊？毛泽东借用孔夫子的一句话，“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表达他希望彭德怀等人改正错误的心情。最后，毛泽东用林彪发言中的两句话，结束了他的讲话：庐山会议“避免了一个大马鞍形，避免了一次党的分裂”。
庐山会议结束后，在全国掀起了“反右倾”运动的高潮。彭、黄、张、周等人虽然被保留了党内职务，但对几十万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处理，一般都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劳动改造，长期下放。
庐山会议打乱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刚刚开始的纠“左”工作，使大跃进中的一些“左”倾错误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导致了1959年底、1960年全国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全国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日益降低，市场供应紧张，商品严重缺乏，我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