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立群读〈史记〉》
周亚夫无凝是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最大功臣，可是这个最大的功臣并没有落得一个好下场。原因是周亚夫的儿子买了500套铠甲，本是作为父亲百年后的殉葬品。可是在铠甲搬运过程中与搬运工发生冲突，被一状告到汉景帝那儿，说其子买兵器要谋反，景帝于是下诏查办此事。周亚夫觉得自己问心无愧，不屑回答查案人员任何问题，结果入狱，绝食五日吐血而死。
功臣落难在中国历史上是见怪不怪的事。周亚夫的死其实是景帝的人为操纵，所谓谋反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景帝要除掉周亚夫原因也简单，他要为太子刘彻顺利继位扫清每一个障碍，功高震主的周亚夫理所当然地被列入了障碍之一。
在《王立群读〈史记〉》中，王老师通过周亚夫事件亮出了一个观点：社会上的人，大体可以分为这么几类：一类是只琢磨事，不琢磨人，为的是事业。第二类人是只琢磨人，不琢磨事，这种人为的是当官。第三类人是只琢磨钱，为的是发财。第四类人是既琢磨事，又琢磨人，这种人是能办成大事的，了不得的人。还有一类人，是既琢磨事，又琢磨人，还琢磨钱，这种人更不得了。”
周亚夫显然是第一种人，只琢磨事，不琢磨人，其表现十分明显。在平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当叛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部的棘壁，此时周亚夫正屯兵于梁国以北，但是，无论梁王怎样请求，他就是不派兵救梁国之急，而是让危难中的梁国再拼命坚持，自己则率军去截断吴楚军的粮道。把梁国扔出去，梁国是置于了最危险的地位，可是，对整个战局有利。周亚夫就是没想到，梁王是谁呀，他是窦太后宠爱的儿子，在危难之际不施救，周亚夫得罪的岂止一个人。
在“七国之乱”平定后，周亚夫先是阻止景帝废立太子，后是阻止窦太后提出的封皇后哥哥王信为侯的主张。周亚夫的意见在当时并不无道理，因为废立太子是动摇国之根本，而立王信为侯则违背了刘邦的“非有功者不得侯”誓言。可以说，周亚夫是尽了一个臣子的本职。遗憾的是，如同把梁国扔出去一样，他又站在了事件本身的角度看问题，而没有考虑景帝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思路。他自然得不到好果子，因为从这些事件上，景帝深深感到周亚夫的不可驾驭，对一个臣子来说，这是个危险信号。
于是后面的事情就很自然地发生了，在周亚夫再度站出来反对景帝封匈奴降将为侯的问题上，景帝没有听其意见，而周亚夫竟一气之下请病假休息，这正好如了景帝的心愿，景帝也抓住机会，免了其丞相职务。走到悬崖边的周亚夫没有醒悟，最终落了个悲惨结局。
周亚夫是典型只知道琢磨事的人，他总是从事件本身出发，不考虑其他的因素，因此，虽然有功，却不讨人喜欢。由周亚夫，不由得想起王立群老师讲的另外几个人，倒真是可以按王老师的观点作个分类。
李广将军与周亚夫该同归为一类，属琢磨事不琢磨人的人。早在文帝与景帝时期，李广就因与匈奴作战英勇而威震匈奴。然而，一生戎马生涯的李广，不仅没有被封侯，反而落了个自杀身亡的悲惨结局，这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
李广死于漠北之战之后。按当时的布兵，李广本是大将军卫青手下的前将军，然而卫青在武帝的授意下，在得知匈奴单于的确切位置后，却调开了李广，用自己的亲信公孙敖取而代之，使李广失去了杀敌立功的最佳机会。更为不幸的是，被调走的李广在大漠中迷失道路，按罪当斩，同周亚夫一样，他自杀身亡。
李广当然是死于汉武帝的幕后指挥。同样，他也死于自己的不善琢磨人。漠北之战开战前，武帝并没有安排李广出征，如此重要的战争不安排李广，其意图很明显，武帝要培植新的亲信和力量，年迈的李广己不再被皇上看中。而武将出身的李广并没有想那么多，在他眼里，立功封侯才是一个将军最大的荣耀。于是他拼命请战，武帝最终虽然同意他出征，但却提前剥夺了他立功的机会，李广之悲真是磬竹难书。
而西汉时期的另一个大臣公孙弘，算是善于琢磨人的最大成功者。他在成为汉武帝身边的臣子后，时刻揣摩武帝的心思，非常善于察颜观色，见风使舵。每次在面见天子议事前，他都与其他大臣商量一个方案，但在天子面前，他先不开口讲，让别人先说，然后观察天子的表情后再发话，因此很得武帝赏识。在汉武帝因为建朔方郡问题遭到公孙弘反对后，让人写出了十个问题向公孙弘发难。虽然这十个问题他都能回答，但公孙弘没有回答一个，而是立马认错，用及时的妥协给足了天子面子，也给了自己台阶。当他遭到汲黯攻击的时候，他不是立即以怨报怨，而是当着天子的面夸汲黯之忠，反让武帝觉得他气度大。总之，公孙弘把汉武帝给琢磨透了，以致武帝“以为谦让，愈益厚之。”当然，作为丞相，公孙弘也做事，比如大力推行儒术，不过他做事的原则显然是先讨得武帝的欢欣。如此善琢磨人的公孙弘，很自然地以八十岁高龄老死在丞相位置上，创造了西汉时期的一个奇迹。
除了公孙弘，张汤琢磨人的本领也够高明。他深刻领会武帝尊儒的意图，于是专门挑选《尚书》、《春秋》学得好的人做手下，使得办的每一个案件都在儒学中找到根据，很得武帝赏识。他懂得武帝决心与匈奴开战的心思，于是积极支持开战。于是，他平步青云地由一个长安吏一直做到御史大夫。
说到集琢磨人、琢磨事与琢磨财于一身的人，大才子司马相如首当其冲。据《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家贫，无以自业”。可是善于琢磨财的他与他的朋友王县令共同导演了一曲戏，让善弹琴的司马相如在富商卓王孙家弹了一首曲子《凤求凰》，打动了“好音”的王家女儿卓文君，在卓文君的倾心相许下，司马相如一夜间成为卓家女婿。不久，他获得王家大量财产，步入富人行列。
脱贫后的司马相如好运接连而至，因一篇《子虚赋》深受武帝赏识，被招入朝中为官。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其文采出色当不在话下。此外，他帮助武帝出使西南，成功安抚西南夷归顺大汉，为朝廷立下大功，可以说他有琢磨事的本领，也有琢磨事的作为。
当然，聪明的司马相如也善琢磨人，他更愿意琢磨的是皇帝的心思。他的文章喜为武帝歌功颂德，十分迎合天子趣味。他知道武帝喜好仙道而作《大人赋》，知道武帝想到泰山封禅而作《封禅书》，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怎样讨得武帝欢欣。
如此八面玲珑，又有过人本领，司马相如理所当然地在富且贵中安享后半生。
王立群老师在评价周亚夫时说道，周亚夫处理事情有自己的原则，有一整套自己的价值评估体系。而这样的人往往有主见，是能臣，但却最不得皇上的喜欢。而武帝时期的另一个能臣汲黯似乎是一个例外。
汲黯说话办事也是从事件本身出发，没有更多的考虑。他经常反对武帝的主张，甚至不执行武帝的命令，同时由于耿直得罪了很多大臣，但是他却奇迹地保全善终。王老师说，汲黯办事有原则而且无限忠诚，有政治才干堪当社稷之臣，这是他能被汉武帝容忍的重要原因。当然，即便如此，他也未真正得到重用，他出道虽早，而后来者纷纷超过他的官职，有的封侯，有的当丞相，而他最终被武帝调入外地任太守。看来武帝虽能容忍他，而从内心还是希望他离自己远点。
作为西汉同时代的大巨，我们不得不说说司马迁本人。翻开《史记》，司马迁记录了一个接一个的人物，功成名就的，身败名裂的，狡诈圆猾的，浩然正气的，司马迁用自己的笔记下了他们的悲喜人生，同时在这些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和认识。从司马迁很多人物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懂得人性、懂得世事的，懂得一个人怎样地琢磨人、琢磨事与琢磨财上的。可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也没有保全好自己，落个悲惨结局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格的问题，懂得怎么做并不代表就要怎样做。作为一个忠贞的大臣，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当李陵事件发生后，司马迁一定要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即便面临的是残酷的迫害也不退缩，这是司马迁人格魅力的一个方面。
“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迁的才华不亚于司马相如，而他的人格远在其上，这正是司马迁更值得后人称道的地方。
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一个流芳千古的人，首先还应该是一个能够并善于琢磨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