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生活的需要方面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带来，就我所知，我与生俱来拥有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从这一点上说，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时代的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收进来。这个时代与我可贴近呢，我从未与之斗争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倒有资格代表它。对于这个时代的那微不足道的积极东西，以及对于那成为另一极端、反而变成积极的消极事物，我一份遗产也没有。”
在卡夫卡著名的“八开本笔记”中，像这样闪耀着思想火花的章句非常多，当然，也包括令很多读者感兴趣的那些箴言。这是卡夫卡小说创作之外的创作，是一笔属于卡夫卡的财富，也是研究卡夫卡文学创作和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
1919年，卡夫卡与一个叫尤丽叶的女人在他的生日那天订婚，并宣布了结婚的预告，但就在他们的婚姻即将成为现实的前两天，两人发现他们租借的那套房子已经被租出去了，这个不大不小的变故却严重地影响了两人的情绪和对婚姻的看法，尤其是影响了卡夫卡，于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结局出现了，卡夫卡的第三次婚约就这样宣告失败，尽管两人并没有正式宣布解除婚约，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很快地，卡夫卡又遇到了他生命里极为重要的另外一个女人密伦娜。
1919年10月，短篇小说集《乡村医生》和《在流放地》出版。但就在他将新出版的作品按习惯要送给父亲时，却又一次遭到了父亲的冷漠对待：“把它当在床头柜上！”屡次受到伤害的卡夫卡感到伤心和愤怒，也直接导致了他在这年的11月写下了那封长达三万五千字的《致父亲》的长信。关于这封信和卡夫卡父子俩的关系，前面的章节已提到过，在此不再赘述。
与密伦娜的交往并不长久，很快，他在退出了密伦娜的关系之后，再次回到了他最熟悉，最驾轻就熟的文学世界里，忍受着疾病带给他的无以抑制的折磨和绝望，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作。从1920年8月底开始，他开始创作他最后一部也是最为重要的长篇小说《城堡》。在此期间，他还创作了《城徽》《我们的法律》《海神波塞冬》《兀鹰》等短篇小说，只是这些短篇小说，就成就来说，没有达到前一段时期的短篇小说的高度。卡夫卡时下也许没有更多的心力来关注他的文学创作，病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致使他不得不分出心来，为自己羸弱的躯体增加抵抗疾病的力量。但是，长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和对尘世的恐惧陌生等情绪，摧毁了卡夫卡“最瘦”的肉体，而在病痛治疗过程中，与医生的照面，与更多患者的照面，与战乱不断的世界的照面，使他的恐惧心理更加严重。当肺结核已经成为致命的病因时，更残酷的打击接踵而至，那就是，他还感染了双侧肺炎，这更进一步加深了卡夫卡的恐惧意识。也许让别人，让读者们感到欣慰的是，屡次敦促卡夫卡去接受更进一步的检查，并检查出双侧肺炎感染的人，正是他的父亲赫尔曼。但卡夫卡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有意，还是无意？）这一点，就在检查出双侧肺炎感染后不久，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关于疾病本身的恐惧不如关于母亲、父亲、上级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恐惧。”这样看来，卡夫卡恐惧一切，但其恐惧的中心还是人！整个人类都让他感到恐惧，也许，这种情况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整个犹太人共同的恐惧，卡夫卡只不过是他们中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
这个孤独、恐惧到极点的人，在1922年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过去没落的原因是否仅仅确系极端的自私自利，确系那围绕着我的恐惧，诚非围绕更高的‘我’的恐惧，而是围绕着我那平庸的舒适感的恐惧。这念头是如此确定不疑，以致我从我自身派生出了复仇者……”
在这年的5月19日的日记写道：
“两个人在一起时他觉得比一个人时更孤单。如果他同一个人在一起凑成了两个人，那第二个人将会来抓他，而他将只能听任摆布。在他一个人的时候，尽管整个人都来抓他，但无数伸出来的胳膊将互相纠缠，于是一个也抓不着他。”
在孤单、恐惧、陌生和疾病的压迫下，卡夫卡依旧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在这一年，也就是1922年2月开始，卡夫卡又相继创作了他生命的晚期极为重要的几个短篇小说：《最初的悲伤》《突然出走》《律师》《饥饿艺术家》。在这些作品中，《饥饿艺术家》最为成功，卡夫卡自己也比较满意，是他在遗嘱中要求保留的作品之一。
“……我所写的一切只有印成书的有效：《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刑营》、《乡村医生》和故事《饥饿艺术家》（那几本《观察》可以保留，我不愿麻烦任何人花费力气把它们捣烂做纸浆，但是不可将任何作品重新付印）。我说那五本书和那篇故事有效，并不是说，我希望重印并留传后世。恰恰相反，如果他们完全遗失了，倒正合我本意。由于它们已经存在，我不想阻止任何有兴趣得到它们的人得到它们。……所有这一切必须毫无例外地烧毁，我请求你尽快去做。”（见《卡夫卡集》《致马克斯·勃罗德》 第45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饥饿艺术家》。
卡夫卡是个“饥饿”的人，饥饿与孤独、恐惧、陌生、神经质、不安、多疑等元素组成了卡夫卡的生命“图像”。在他看来，饥饿不仅是所有艺术家的“艺术”和“生命”，也是属于他卡夫卡的艺术，是他极大的乐趣和绝望。其实，肉体的饥饿仅仅是一种表象，或者说是用来进行“表演”或码文字的噱头，并非是真正的“艺术”，而饥饿的本质在成为悖论的时候，也成为所有艺术家共同的命运和特质，再也没有比“饥饿”这两个字更能概括卡夫卡及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内心的空虚、焦躁、恐惧、不安和寂寞了。如果我们抛开《饥饿艺术家》，引申到物质利益上去，物质上的贫困也是的大部分艺术家共同的命运，但这贫穷的物质和富有的所谓精神，似乎又组成了一组悖论，一方面，物质不会太亲近文学艺术，否则，文学艺术就成为物质的牺牲品，因而清贫就是文学艺术存在的“前提”和“结果”；另一方面，清贫又不是任何一个艺术家文学家的绝对追求，也就是说，追求更高的精神享受，并不意味着就是追求贫穷，但清贫是事实，消耗着文学家艺术家的身体和生命，也嘲笑着他们的作品，从某种角度来看，就是通过物质嘲笑过，并否定他们单纯的精神追求。那饥饿艺术家呢？同样也是这个道理，饥饿否定了艺术家的生活和表演艺术，对他们的生命也构成了绝对的威胁，同时，饥饿作为艺术家的“艺术”，是一种表现形式，即大众表演，是艺术家生存的基础。如此一来，矛盾又形成了，我们津津乐道的“悖论”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饥饿表演得继续下去，艺术家渴望他的艺术达到他希望的境界，但每四十天一期的表演到期了，当一个经理前来，以隆重的仪式将他带出那个关闭着他的铁笼子时，他又非常恼火，因为他还没达到他艺术的最高境界，而他始终认为他的饥饿的表演水准还没完全发挥出来，而一到他的修炼即将达到一个至高境界的时候，却屡屡被中断，怎么不使他们感到愤怒呢？遗憾的是，在他的艺术境界还没到来的时候，时代却开始改变人们的喜好和思想，以前喜欢他这种饥饿表演的人们不再追捧他，他的这种艺术表演已经不再时髦，即使一个马戏团招聘了他，但他的观众却一天比一天少。“而饥饿艺术家却仍像他先前一度所梦想的那样继续饿下去，而且像他当年预言的那样，他长期进行饥饿表演毫不费劲。但是，没有人记天数，没有人，连饥饿艺术家都一点不知道他的成绩已经有多大，于是他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最终，这个无人再去欣赏其艺术表演的艺术家被彻底抛弃，无声无息地死去。他渴望人们的欣赏，但那只是过去的事。他并不是天生的就喜欢饥饿，他那么做，仅仅是因为生存，用“饥饿”进行表演获得生存的保障，也就是说，他靠“饥饿”而活。临死前，当那个马戏团的管事偶然间在稻草堆里发现他，问他为什么不吃东西时，他吃力地说道：“因为我找不到适合我胃口的东西。如果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扰大家的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然后，他就在极度的饥饿和绝望中，离开了人世。
我们不难从饥饿艺术家身上找到卡夫卡的气味和影子，其实，卡夫卡自己也是一个“饥饿”者，他无法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没有身份，这个世界只使他感到陌生和恐惧，他折磨着世界世界也折磨着他，他控诉自己也控诉环境，任何一个人都使他感到恐惧，没有什么能使他生命的胃口好起来，他是误入这个纷乱的世界的，没有人接受他，他的精神和灵魂都是饥饿的。人类永远只能接受一个个所谓的新鲜事物，像卡夫卡和饥饿艺术家这样的人，最终的结果就是被抛弃，在绝望中死去。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卡夫卡与饥饿艺术家融为一体，或者让卡夫卡“对号入座”，卡夫卡的很多作品都无法让人这么做。但卡夫卡本身所具有的“饥饿艺术家”的特质，使他选择的生存道路，他的心理特征，以及最终的逝世，无不是作为一个极端的“饥饿艺术家”而存在的。
疾病在继续侵蚀着卡夫卡的肉体，他的创作也在与疾病进行着殊死的搏斗。从1922年2月开始，重新开始《城堡》的写作，那时他已经回到了布拉格。到了6月，随着病情的日益加重，他被医生鉴定为丧失了工作能力。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文学创作，甚至，即使他全然放弃了写作，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的生命。月底，他到了波希米亚森林中的普拉纳，一直住到9月，这期间他一直在创作《城堡》，照料他的是奥特拉，他的妹妹。
这年的9月22日，卡夫卡又回到了布拉格，相继创作了《夫妇》《算了吧》《关于譬喻》等短篇小说。但肠道感染的疾病再次中断了他这一系列创作。
1923年的夏天，卡夫卡与他的大妹妹艾莉及其两个孩子去波罗的海海宾胜地米里茨疗养。在度假村的厨房里，他结识了一个叫多拉·笛雅梦特的犹太女人。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这是一个深深地爱着卡夫卡的善良的姑娘。但爱情仍然没有能让卡夫卡改变他一贯的对世界的看法和态度，尽管他觉得他从各个方面都获得了解放，并且不顾父母的反对，很快就搬到柏林，多拉已经在这里和他开始了爱情的旅程，他离开布拉格，来到这里，为的是使爱情进一步升温。而这次鼓励卡夫卡真正进入多拉爱情世界的，依旧是他的妹妹奥特拉的坚决支持。另外，他开始了新的生活，也暂时缓解了他的孤独情绪和恐惧心理，遗憾的是，这写都没有使他的身体好转，从他整个情感经历和疾病长时期的折磨来看，他与多拉的这场动人的爱情，怎么看都是卡夫卡生命终结前的“回光返照”。
在柏林这段时间里，卡夫卡又一次进入了良好的写作状态，写出了《一个小妇人》《地洞》《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其中《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是卡夫卡生命中的最后篇章。这个作品继承了卡夫卡始终追求的对不幸民族的深沉的关切这个主题，并将这个题旨与不幸的艺术家及其艺术联系起来进行深刻的思索。卡夫卡永远忘不了他是犹太人，而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女人也是犹太人，他通过这个作品，从更深的层次触及到了他的这个至亲民族以及犹太教，可以说是他灵魂的一次接近彻底的皈依。这个时期的卡夫卡已经预示到了他的生命即将走到末路，但他的心灵是向着他那个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的，并利用他最后的一丝力气，去关怀这个不幸的民族，而在这种深切的关怀中，他将自己溶入进去，让他的形象在这个主题光环下，获得重生的机会。而让他如此拼尽生命中的余量创作这个小说的，是那个深深地爱着他的女人多拉，是她陪伴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卡夫卡最后倾注的对犹太民族的情感，自然也包括了这个多情而善良的女子。
在《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中，卡夫卡写道：
“……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永恒的历史中，她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而这个民族终将弥补这个损失……我们也许根本不会失去很多东西，约瑟芬倒是会幸运地消失在我们这个民族无数英雄的行列里，摆脱了尘世的烦恼，而按照她的看法，凡是出类拔萃者都得经受这种尘世的烦恼；由于我们并不推动历史，因此她不久就将像她所有的兄弟一样，升华超脱，并被遗忘。”
自此作品之后，直到去世，卡夫卡没再写出任何作品。
也许，文学创作也并不能真正使他感到快乐，得到解脱，换句话说，创作也是一种受难行为，是一种态度。他对受难的感受在他的《箴言》中写得很明白，那我就以这段“箴言”来结束本章的论述吧。
“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并肩的唯一联系。”
“只有在这里，受难就是受难。那些在这里受难的人并非在别的地方会由于这种受难而升腾，而是：在这个世界上被称为受难的事，在另一个世界上（一成不变，仅仅摆脱了它的反面）是极乐。”（见《卡夫卡集》《箴言》第23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