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木者”在呼吁
这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
在写到这个问题时，我的案头上正摆着来自“四川林业住射洪全体退休人员”写的一封“告状信”，射洪在嘉陵江的支流涪江流域。信的原文有这样的内容：
我们是四川省甘孜、阿坝、凉山三州近万名森工退休职工。50年代国家上三线建设，急需大量木材和资金，我们奉召离家千里去到原始深山老林，从事艰苦的生产。按当时的要求，不准改嫁、不准跳槽、不谁讲工资待遇，没有条件也要上。我们常年生活工作在海拔3000米以上，荒无人烟的高山峡谷中，红军长征从此经过，我们却是整整一生。几十年岁月匆匆度过，两手空空从一而终。其间，经历了“反****，鼓干劲”，******，三年******，十年大****……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全是拿计时级别工资，多年不得升一次级，就是等上三五年升一次，也不过增加5～8元钱而已！谁也不敢说待遇低了。回顾五六十年代，四川的铁路和森工确实是两个重点产业，“铁老大”、“森老虎”是世上瞩目的。当时的森工企业可谓财大气粗，然而，我们艰苦劳作所创造的价值都全部上交国库，工人月薪直到八九十年代退休时也不足百元。全省森工职工在三州工作的40年中，仅因工而死者就以千数计……
我们这个在艰苦的边远地区工作了几十年的弱势群体，退休后仅靠微薄的养老金维持最低生活。80年代退休的，月不足100元……1994年至今已逾7年，国家几乎每年7月都调升一点养老金，但7年累计也不过150元……
说良心话，1995～1998年，三批将我们林业退休职工纳入了省级统筹，基本吊命钱有了保障，我们应该心满意足了。然而，按政策规定，我们应该得的仅统筹了70～80%，尚有一大截仍未纳入统筹由原企业负担，医疗费、死亡丧葬抚恤等都由原企业支付。森工企业全面停止采伐，转入天保工程至今已有三年。天保工程全是靠国家拨款，却没有下拨解决退休人员问题的专款，企业就有理由不再支付我们的钱，如甘孜州的新龙、道孚等局，已三年多没有给退休人员一分钱，什么住院医疗更无钱报销，不少人因为没钱治病，直至死亡都无一分医药费发生。再者，我们几十年远离家园，为工作而忙碌，为生活而奔波，磨骨头养肠子，对不在身边的子女，无力也无钱培养成才……处于当前，自然是失业的对象多。退休人员少小离家老大还，在当地较陌生，办事处处难，一点微薄的养老金，还得负担老妻生活，被失业的子女刮腊油比比皆是。
最后这些退休人员们呼吁，请国家根据实际情况为他们解决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和其它待遇，使他们晚年能够不遭冻馁之苦。
读了这封信确实使人心情沉重。
自1998年实行天然林禁伐以来，社会上对森工和林业部门都颇有微词，甚至有人口诛笔伐斥之为乱砍乱伐、破坏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千古罪人”等等。
实际上这些说法是颇不公正的。实事求是地讲，不是林业职工们对不起共和国，而应该是共和国对不起他们，和生态环境一样，他们也是错误政策的牺牲品。
我曾先后到过十几个大型或中型森工企业——过去的“大森工”，它们面临的问题都是共同的。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开发资源是实现“原始积累”和“支援国家建设”的重要手段，在“左”的思想和错误的生态伦理指导下，森林的生态价值已经被完全忽略，于是，砍树不但被赋予硬性的指令性计划和红头子文件——非完成不可，而且在激情澎湃的50年代，还给伐木者赋予了诗意的形象和英雄的光环，诗人们曾这样赞颂道：
他们把雪山当成稿笺，
他们把冰雪磨成墨汁，
他们用木材写下壮丽的诗篇，
献给祖国伟大的建设工程。
川西森工局工人、劳动模范赵先海进行技术革新后大大提高了伐木效率，曾经七次去到北京。
伐木者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
他们绝大多数从内地的贫困地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来到雪域高原，在五六十年代“先生产后福利”的政策下，他们白天脚登高山，头顶蓝天，一身汗水，一身泥污地伐木——而且还有定额和劳动竞赛。晚上泥，连睡觉的工棚都没有，有的自己砍几根竹子和松树枝搭个窝棚勉强栖身，有的就睡在大树下，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发现大雪已经盖满全身，被盖上是厚厚的一层冰……工作时间常常每天是十几个小时。在大雪封山的日子里，当地的老乡们都在家围着火炉烤火、休息了，但林业工人们仍然得上班，因为冰雪遍地的冬季，正是山上用人工推运木材的好季节，他们得踩着大腿深的雪艰难地来到工作地点，饿了，只能啃几口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冷馒头——冬天是森林火灾极易发生的季节，林区严禁生火，冷馒头是不准生火烤热的……
工段大多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运输不便，因此蔬菜和别的副食品成了大问题。夏天还好一点，可以到森林里挖点野菜、捡点蘑菇，有的工段还自己种点洋芋、萝卜、白菜。但是高原上的夏天是十分短暂的，几乎眨眨眼睛又是冬天……新鲜蔬菜再也没有了，有时靠人背肩驮运来点干菜、海带、粉条，更多的时候却是靠豆瓣酱和盐巴下饭，以致豆瓣酱和大米饭竟得了个“雪山顶上一点红”的雅号。有时连大米也没有，只能吃没有磨过的红豆、青稞、豌豆，有人竟因吃了干豆子喝水被胀死。
至于文化生活呢？那就更是梦想，在深山老林里晚上连电灯都没有，有的只是孤独的月亮和点点寒星，月黑夜森林里一片漆黑，只听见凄厉的风声中夹杂着野兽们的吼叫。满身疲惫地回到工棚里，除了睡觉，便最多是聚在一起“冲壳子”（聊天），打“精神牙祭（会餐）”。
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而是长年累月。在“以林为家”的号召下，淳朴、老实、勤劳而又极能吃苦的中国林业工人们，竟把自己的人生变得只剩下干活、吃饭、睡觉三件事。从参加工作那一天直到退休，有的人一年四季都住在山上，甚至连自己那个森工局的局本部都找不到；有的用一只旧洋瓷缸子煮饭竟煮了一辈子……
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国家建设供应了上千万方木材，以后又种植了百万亩森林。
在造林时，有的工人竟跪在树坑边，用双手棒起泥土，一捧又一捧小心翼翼地放进坑里……
面对这样的群体，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还有许多人在伐木中牺牲。
仅四川马尔康林业局建局45年中，便牺牲了426人。
壤塘林业局1959年正式成立，到1997年工伤死亡共258人；在采伐高峰期从苍溪县招来500人，其中死亡82人；仅1960年一年便死亡16人。
壤塘林业局第一次实验用滑车运输木材时，一位姓冯的老工人因刹车失灵被摔下高40多米的深谷；
另一次，滑车卡在了索道的钢绳上，工人吴某上去排除故障时，索道陡然恢复了运转，钢绳竟把吴某的头打飞，下葬时只留下了身体；
寒冬腊月，滑车掉进了河里，工人们冒着零下28？C的严寒下河打捞，上来后全都大病一场……
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难的生活条件，给他们留下了心脏病、肺气肿、关节炎、高血压等多种疾病。据壤塘林业局统计，工人们退休后平均寿命是八年，有的两三年后便死亡……
面对这样的奉献，这样的牺牲，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许多林业工人从年轻力壮、风华正茂的时候一直干到满头白发、满脸皱纹才离开林区，许多人还“献了终生又献子孙”，在采访中，我曾经碰到过许多林业世家，两代甚至三代都是林业工人。
更让人难过的是，辛苦一生后，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多年来的低工资，再加上仅仅300元的安家费，让他们只能把买房子作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再加上回到内地的城市里还要交什么增容费、城市建设费、党组织代管费等等，企业和个人都付不起，于是许多人把户口仍然留在林区，还有不少无家可归的人退休后仍然在林区边搭一间小屋勉强栖身。
家在农村的大部分回了老家，但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其中的酸甜苦辣局外人又怎地得知？
由于多年来没有实行探亲假，20世纪60年代末虽然有了探亲假，但一年也仅仅只有短短的12天，聚少离多使相当一部分家庭产生了裂痕，勉强维持的由于长期缺乏沟通，和妻子儿女间亲情也很淡漠，再加上林业工人们待遇低、积蓄少，许多人退休后都是把全部“破烂”卖掉，背着个小包包回家，退休工资每月不过一两百元，于是家庭间的矛盾便更加尖锐。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过度砍伐，80年代中期以后，森工企业陆续步入了资源枯竭和经济危机的“两危”境地，再加上大量“三角债”的困扰（四川省内外拖欠木材款近3亿元），到90年代中期，四川省22户重点采伐企业已经12户难以运转，连锁反应之下，3户水运企业和3户筑路企业也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1996年底四川省28户森工企业资产总额为27.12亿元，负债总额为21.84亿元，资产负债率达80.53%，最高的小金局竟高达160.5%。28户中仅有8户尚有微利，共盈利404万元，而20户亏损总额为1.45亿元，有13户沦为特困企业。
国营森工重点企业不仅效益低，而且包袱重，在职职工与离退休人员的比例达1比1.38，其中四川省阿坝州筑路处、川西林业局、小金林业局、观音桥林业局等更高达1比4.5到5.3。由于效益低、包袱重，拖欠工资和离退休费的现象便大量出现，1996年四川省19户森工重点企业，年拖欠工资达3100多万元、拖欠离退休费6600多万元，以致职工们到四川省政府多次上访、静坐。
全国百万森工大军，仅四川省便有11万，重庆有1.2万，云南有4万。
实施“天保”工程后，四川省对所有参加这一项目的单位实行了养老保险统筹，川西林区6万多名森工企业离退休人员全部纳入了省级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其他地区的工程实施单位离退休人员也纳入了地方统筹，社保部门按国家规定的统筹项目发放养老金。（据统计，仅森工行业养老保险收支缺口全省每年已达3亿元。）
实行这种办法后，离退休人员们有了低标准的生活费（职工们称之为“吊命钱”），缓解了一部分矛盾，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