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工业生存与毁灭:长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考察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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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 特殊的群体:阵痛中的“大森工”(1)

“伐木者”在呼吁

这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

在写到这个问题时,我的案头上正摆着来自“四川林业住射洪全体退休人员”写的一封“告状信”,射洪在嘉陵江的支流涪江流域。信的原文有这样的内容:

我们是四川省甘孜、阿坝、凉山三州近万名森工退休职工。50年代国家上三线建设,急需大量木材和资金,我们奉召离家千里去到原始深山老林,从事艰苦的生产。按当时的要求,不准改嫁、不准跳槽、不谁讲工资待遇,没有条件也要上。我们常年生活工作在海拔3000米以上,荒无人烟的高山峡谷中,红军长征从此经过,我们却是整整一生。几十年岁月匆匆度过,两手空空从一而终。其间,经历了“反****,鼓干劲”,******,三年******,十年大****……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全是拿计时级别工资,多年不得升一次级,就是等上三五年升一次,也不过增加5~8元钱而已!谁也不敢说待遇低了。回顾五六十年代,四川的铁路和森工确实是两个重点产业,“铁老大”、“森老虎”是世上瞩目的。当时的森工企业可谓财大气粗,然而,我们艰苦劳作所创造的价值都全部上交国库,工人月薪直到八九十年代退休时也不足百元。全省森工职工在三州工作的40年中,仅因工而死者就以千数计……

我们这个在艰苦的边远地区工作了几十年的弱势群体,退休后仅靠微薄的养老金维持最低生活。80年代退休的,月不足100元……1994年至今已逾7年,国家几乎每年7月都调升一点养老金,但7年累计也不过150元……

说良心话,1995~1998年,三批将我们林业退休职工纳入了省级统筹,基本吊命钱有了保障,我们应该心满意足了。然而,按政策规定,我们应该得的仅统筹了70~80%,尚有一大截仍未纳入统筹由原企业负担,医疗费、死亡丧葬抚恤等都由原企业支付。森工企业全面停止采伐,转入天保工程至今已有三年。天保工程全是靠国家拨款,却没有下拨解决退休人员问题的专款,企业就有理由不再支付我们的钱,如甘孜州的新龙、道孚等局,已三年多没有给退休人员一分钱,什么住院医疗更无钱报销,不少人因为没钱治病,直至死亡都无一分医药费发生。再者,我们几十年远离家园,为工作而忙碌,为生活而奔波,磨骨头养肠子,对不在身边的子女,无力也无钱培养成才……处于当前,自然是失业的对象多。退休人员少小离家老大还,在当地较陌生,办事处处难,一点微薄的养老金,还得负担老妻生活,被失业的子女刮腊油比比皆是。

最后这些退休人员们呼吁,请国家根据实际情况为他们解决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和其它待遇,使他们晚年能够不遭冻馁之苦。

读了这封信确实使人心情沉重。

自1998年实行天然林禁伐以来,社会上对森工和林业部门都颇有微词,甚至有人口诛笔伐斥之为乱砍乱伐、破坏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千古罪人”等等。

实际上这些说法是颇不公正的。实事求是地讲,不是林业职工们对不起共和国,而应该是共和国对不起他们,和生态环境一样,他们也是错误政策的牺牲品。

我曾先后到过十几个大型或中型森工企业——过去的“大森工”,它们面临的问题都是共同的。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开发资源是实现“原始积累”和“支援国家建设”的重要手段,在“左”的思想和错误的生态伦理指导下,森林的生态价值已经被完全忽略,于是,砍树不但被赋予硬性的指令性计划和红头子文件——非完成不可,而且在激情澎湃的50年代,还给伐木者赋予了诗意的形象和英雄的光环,诗人们曾这样赞颂道:

他们把雪山当成稿笺,

他们把冰雪磨成墨汁,

他们用木材写下壮丽的诗篇,

献给祖国伟大的建设工程。

川西森工局工人、劳动模范赵先海进行技术革新后大大提高了伐木效率,曾经七次去到北京。

伐木者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

他们绝大多数从内地的贫困地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来到雪域高原,在五六十年代“先生产后福利”的政策下,他们白天脚登高山,头顶蓝天,一身汗水,一身泥污地伐木——而且还有定额和劳动竞赛。晚上泥,连睡觉的工棚都没有,有的自己砍几根竹子和松树枝搭个窝棚勉强栖身,有的就睡在大树下,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发现大雪已经盖满全身,被盖上是厚厚的一层冰……工作时间常常每天是十几个小时。在大雪封山的日子里,当地的老乡们都在家围着火炉烤火、休息了,但林业工人们仍然得上班,因为冰雪遍地的冬季,正是山上用人工推运木材的好季节,他们得踩着大腿深的雪艰难地来到工作地点,饿了,只能啃几口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冷馒头——冬天是森林火灾极易发生的季节,林区严禁生火,冷馒头是不准生火烤热的……

工段大多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运输不便,因此蔬菜和别的副食品成了大问题。夏天还好一点,可以到森林里挖点野菜、捡点蘑菇,有的工段还自己种点洋芋、萝卜、白菜。但是高原上的夏天是十分短暂的,几乎眨眨眼睛又是冬天……新鲜蔬菜再也没有了,有时靠人背肩驮运来点干菜、海带、粉条,更多的时候却是靠豆瓣酱和盐巴下饭,以致豆瓣酱和大米饭竟得了个“雪山顶上一点红”的雅号。有时连大米也没有,只能吃没有磨过的红豆、青稞、豌豆,有人竟因吃了干豆子喝水被胀死。

至于文化生活呢?那就更是梦想,在深山老林里晚上连电灯都没有,有的只是孤独的月亮和点点寒星,月黑夜森林里一片漆黑,只听见凄厉的风声中夹杂着野兽们的吼叫。满身疲惫地回到工棚里,除了睡觉,便最多是聚在一起“冲壳子”(聊天),打“精神牙祭(会餐)”。

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而是长年累月。在“以林为家”的号召下,淳朴、老实、勤劳而又极能吃苦的中国林业工人们,竟把自己的人生变得只剩下干活、吃饭、睡觉三件事。从参加工作那一天直到退休,有的人一年四季都住在山上,甚至连自己那个森工局的局本部都找不到;有的用一只旧洋瓷缸子煮饭竟煮了一辈子……

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国家建设供应了上千万方木材,以后又种植了百万亩森林。

在造林时,有的工人竟跪在树坑边,用双手棒起泥土,一捧又一捧小心翼翼地放进坑里……

面对这样的群体,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还有许多人在伐木中牺牲。

仅四川马尔康林业局建局45年中,便牺牲了426人。

壤塘林业局1959年正式成立,到1997年工伤死亡共258人;在采伐高峰期从苍溪县招来500人,其中死亡82人;仅1960年一年便死亡16人。

壤塘林业局第一次实验用滑车运输木材时,一位姓冯的老工人因刹车失灵被摔下高40多米的深谷;

另一次,滑车卡在了索道的钢绳上,工人吴某上去排除故障时,索道陡然恢复了运转,钢绳竟把吴某的头打飞,下葬时只留下了身体;

寒冬腊月,滑车掉进了河里,工人们冒着零下28?C的严寒下河打捞,上来后全都大病一场……

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难的生活条件,给他们留下了心脏病、肺气肿、关节炎、高血压等多种疾病。据壤塘林业局统计,工人们退休后平均寿命是八年,有的两三年后便死亡……

面对这样的奉献,这样的牺牲,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许多林业工人从年轻力壮、风华正茂的时候一直干到满头白发、满脸皱纹才离开林区,许多人还“献了终生又献子孙”,在采访中,我曾经碰到过许多林业世家,两代甚至三代都是林业工人。

更让人难过的是,辛苦一生后,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多年来的低工资,再加上仅仅300元的安家费,让他们只能把买房子作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再加上回到内地的城市里还要交什么增容费、城市建设费、党组织代管费等等,企业和个人都付不起,于是许多人把户口仍然留在林区,还有不少无家可归的人退休后仍然在林区边搭一间小屋勉强栖身。

家在农村的大部分回了老家,但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其中的酸甜苦辣局外人又怎地得知?

由于多年来没有实行探亲假,20世纪60年代末虽然有了探亲假,但一年也仅仅只有短短的12天,聚少离多使相当一部分家庭产生了裂痕,勉强维持的由于长期缺乏沟通,和妻子儿女间亲情也很淡漠,再加上林业工人们待遇低、积蓄少,许多人退休后都是把全部“破烂”卖掉,背着个小包包回家,退休工资每月不过一两百元,于是家庭间的矛盾便更加尖锐。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过度砍伐,80年代中期以后,森工企业陆续步入了资源枯竭和经济危机的“两危”境地,再加上大量“三角债”的困扰(四川省内外拖欠木材款近3亿元),到90年代中期,四川省22户重点采伐企业已经12户难以运转,连锁反应之下,3户水运企业和3户筑路企业也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1996年底四川省28户森工企业资产总额为27.12亿元,负债总额为21.84亿元,资产负债率达80.53%,最高的小金局竟高达160.5%。28户中仅有8户尚有微利,共盈利404万元,而20户亏损总额为1.45亿元,有13户沦为特困企业。

国营森工重点企业不仅效益低,而且包袱重,在职职工与离退休人员的比例达1比1.38,其中四川省阿坝州筑路处、川西林业局、小金林业局、观音桥林业局等更高达1比4.5到5.3。由于效益低、包袱重,拖欠工资和离退休费的现象便大量出现,1996年四川省19户森工重点企业,年拖欠工资达3100多万元、拖欠离退休费6600多万元,以致职工们到四川省政府多次上访、静坐。

全国百万森工大军,仅四川省便有11万,重庆有1.2万,云南有4万。

实施“天保”工程后,四川省对所有参加这一项目的单位实行了养老保险统筹,川西林区6万多名森工企业离退休人员全部纳入了省级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其他地区的工程实施单位离退休人员也纳入了地方统筹,社保部门按国家规定的统筹项目发放养老金。(据统计,仅森工行业养老保险收支缺口全省每年已达3亿元。)

实行这种办法后,离退休人员们有了低标准的生活费(职工们称之为“吊命钱”),缓解了一部分矛盾,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