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蓄牧业以养猪为主，每年约耗粮1500亿公斤，相当于1.5亿亩土地的年产量，人多地少的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牛、羊等以草食为主的畜牧业。目前进口牛羊肉1公斤价20多元，而本国牛羊肉由于品质低劣价格相差一半……
著名生态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的一段话，更给罗蜀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世界发达国家总是以种植和畜牧业相结合的方式来促进整个农业的全面发展。他们认为，在持续利用农业土地资源方面，最有效的就是草地农业。种草或草田轮作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和地力衰退。利用高技术，以大规模、产业化的形式，大量生产草产品，并与养殖业相结合，是农业持续、高效发展最有效的途径。”
任继周院士还告诉他，早在1984年我国就提出了“立草为业，草业先行”的思路，惜乎直到现在，牧草产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1992年******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中，郑重提出，要将传统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二元结构”逐步转变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三元结构”。10名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曾联名向中央建议，在西北黄土高原建设国家的巨型畜牧业基地。
至于农业如何由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转变？如何建立巨型畜牧业基地？院士言简意赅：“应该从种植牧草开始！”
带着对草产业强烈的憧憬，1997、1998年罗蜀杭和副总经理江滔滔等人连续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进行了考察。
这次考察，大大地打开了他们的眼界。解决牧畜的饲草问题，国外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采用的划区轮牧制；另一种是美国、加拿大等采取的草产品加工，形成新的产业，发展大规模集约化圈养。连续考察十几个奶牛场和二十多座草产品加工厂后，罗蜀杭和江滔滔都认为，美国、加拿大的办法更适合人多地少的中国。
但是，要以牧草产品作为核心主业，却遭到了公司部分员工乃至部分董事的坚决反对。一些员工嗤之以鼻地说：“咋去弄草？是不是脑壳有毛病？别人巴不得进大城市发展，我们倒钻进了农村！”一些董事主张继续搞房地产或者搞电子、电脑等高科技产品。
罗蜀杭力排众议，一面耐心地说服大家，一面选择建设草基地的地方。通过四川省畜牧局的推荐，1998年大业公司在凉山地区布拖县，建立了全国第一条具有世界水平的牧草加工线。
当罗蜀杭下了飞机又坐着汽车风尘仆仆地来到甘肃河西走廊南缘、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景泰县时，面对艳阳下坦荡无垠的荒漠，迎着炽热阳光下荒漠卷起的滚滚热浪，他展开双臂激动地欢呼道：“啊，这就像加拿大！”当听说甘肃省已经把草产业作为未来的支柱产业之一时，他更感到朝阳正在升起了。
经历三年的市场调查和技术论证，再经三年多的投资和实践，大业公司成功地填补了中国产业化链条的薄弱环节。
拓荒者的工作和生活想必是十分艰难的，以致大业牧草开发公司总经理田茅在接受采访时，竟不止一次地流下了眼泪。
一开始，大业公司就把自己的起点定得很高，用罗蜀杭的话就是：“要做就得做到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水准；要走就得走高技术、大规模、产业化道路。”
这并不是大言不惭，夸夸其谈。
大业公司创造了“公司+科研+基地+农户”的独特模式。
还在美国和加拿大考察时，罗蜀杭就意识到，要让草产业迅速发展，必须克服规模化和小生产之间的矛盾，采取“公司+农户”的办法，发动千万农民共同参与。他曾经含笑对副总经理江滔滔说：“外国人不知道公司+农户到底咋做，我们却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大业公司和上万农户签下了合同，一方面鼓励大户种植，另一方面让农户们连片种植，与此同时，自己还建立了种草基地。
而对草产业中科技的重要性，从金融、百货、房地产业转到农业的罗蜀杭，却是逐步认识到的。
在布拖试种光叶紫花苕时，第一年两千多亩失败了一半；在甘肃景泰县试行苜蓿、糜子混播时，第一年两千多亩苜蓿全被炽热的沙粒烫死。在甘肃考察时，罗蜀杭了解到，当地曾有不少经营草产品的小厂因为规模小和科技水平低先后倒闭。
失败，让罗蜀杭和他的同事们认识到，小小牧草中大有文章，必须掌握核心技术，必须用智慧和文明，才能打开牧草产业化之门。
设备，大业公司采用了全套美国自动化设备——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的牧草干燥设备能满足“瞬间干燥”的要求，最大限度保存鲜草的营养成份。
草种，必须选择最优秀的。在美国、荷兰、加拿大等国，草种生产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而我国却一直没有一个自己的品牌，没有一个从事草种的产业化企业。由于品种严重退化，牧草的单位面积产量仅为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从国外进口草种，一方面需要大量外汇，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各种“水土不服”症。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大业公司和中国农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中国西部草业工程中心、甘肃草原研究所、四川省畜牧兽医研究院等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兰州成立了大业草品研究所，在酒泉成立了大业种业科技发展公司，建立了草产品、草种中心实验室，繁育成功了拥有自己专利的牧草品种——甘农二号和甘农三号，并且参加了国家“948引进国际农业先进技术”项目攻关，研究如何解决退化草地的生态恢复以及如何解决土地的盐碱化，这都是我国草原目前面临的十分迫切而棘手的问题。
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罗蜀杭强调，企业理念中除包括经营理念和管理理念外，还必须包括人才理念，只有高素质的员工，才能创建具有创新精神生气勃勃的企业。
大业公司以丰厚的待遇、良好的工作环境网罗各方人才，成立了畜牧产业专家委员会，全国唯一从事草业研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是专家委员会的首席顾问；新西兰梅西大学年轻的草地生态专业博士刘富渊担任了公司技术总监兼科技发展部经理；公司领导班子七个人中，有一个博士、三个硕士和三个本科毕业生。
在大业公司工作了九年的一位普通女职工这样说：“我们因贡献自己的才智而自豪，每位员工能在这里挖掘发挥自己的潜能。是‘大业’团结、敬业、竞争、向上的精神支撑起了戈壁滩上的万亩绿洲。”
谈到草业，罗蜀杭微笑着用诗一般的语言说：“做好小事，成就大业，一直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热爱这份事业，它服务社会，造福人类。我们祟尚这样的精神，它昂扬进取，执着做事，踏实做人。”
回顾“下海”近10年的历程，罗蜀杭坦言，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做草”，最成功的也是“做草”。搞草业，既能治沙又能扶贫，使他和员工们产生了一种真真实实的“成就感”。
在甘肃盐碱化和沙化的土地上种植苜蓿，大业公司已经摸索出了一整套成功经验。这些土地本来正在慢慢变成可怕的沙漠，但只要一种上可爱的苜蓿，两年后又重新变成了沃土，生态状况彻底改变。
国内某著名的上市公司曾经炒作自己的“苜蓿概念”，但实际上只在甘肃张掖投资100万元种了2000亩苜蓿，股价上涨后，这个公司曾以2.5亿元的高价要求购买大业的草基地，被大业公司断然拒绝。
在大凉山下的布拖，牧草也取得了巨大的生态效益。这个高寒山区过去每年只种一季玉米、洋芋或荞麦，每到冬天到处黄沙漫漫，烟尘滚滚，风一刮，地里的沙砾和塑料薄膜碎片满天飞舞。但现在，一片碧绿，满目青翠，紫花苕不但解决了沙尘问题，而且让利用冬闲地种草的农民变一季收入为两季，每亩地增加收入400多元。紫花苕和苜蓿同属豆科植物，根瘤有巨大的固氮作用，据专家们检测，一亩光叶紫花苕可以固氮20斤，相当于一包尿素，而且还没有化肥破坏土壤、污染环境的副作用。
罗蜀杭常常回忆起这样一些故事和经历：
刚到布拖时，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正为如何真正摆脱贫困而困扰，大业公司从总经理到普通工人不得不一连半个月顿顿只吃土豆熬稀饭，以致许多人后来一看见土豆就反胃。牧草开发公司经理助理克力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开着汽车去乡下时，从老乡的土屋里跑出来两个看热闹的孩子，一个光着上身只穿了条破裤，一个光着屁股只穿了件破上衣……
到甘肃去考察时，景泰县整条街买不到一点肉，路过沙漠边的一个治沙站，吃午饭的时间到了，治沙站的工人们热情地招呼罗蜀杭一行吃饭，但桌子上只有一样菜——没有油、红锅炒的韭菜加西葫芦。副总们咽不下去，罗蜀杭默默地吃完饭后询问工人们每天的伙食标准，工人们回答：“每天八毛钱。”
“每天八毛钱”，这个回答像铁锤一样击打在罗蜀杭的心上，从此，这一顿饭便深深地镌刻在他脑海里了。
罗蜀杭常常说，中国城市的繁荣是建筑在10亿农民的基础上，农村贫困人口估计约占三分之一，农村的贫困必将影响中国的未来，企业应该对扶贫事业做出贡献。发展现代草业，正是集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于一体，在西部大开发中，更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业公司已经抢先投入了西部大开发。
为了实现“中国最大，世界先进”，在罗蜀杭的领导下，大业公司两年前便已着手研究“草产业链”。除了草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外，公司开始涉足高科技领域的基因工程。为了利用高科技手段加快我国草种和畜种的改良，公司和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专家合作，在新西兰建立了“太平洋育种技术公司”，在四川成都着手筹建全国最大的良种牛胚胎移植中心和种畜示范场。公司的科研部门还在研究如何利用天然牧草提炼维生素、氨基酸等生化药品、保健品乃至化妆品。
面对21世纪和加入WTO，罗蜀杭含笑说：“我们胸有成竹，在不远的将来，以大业为龙头的中国草业必将改变全球草业的格局！”
告别流水三千里从头做起种树人
天保工程的实施，使许多陷入资源危机和经济危机“两危”境地的林业企业看到了希望，暂时摆脱了困境。然而，国家有限的投资、历史留下的巨大包袱以及企业经营方针的根本转变，却又使许多人手足无措。
企业生存靠什么？目前靠天保工程的国家投入，10年后天保工程结束了又怎么办？企业怎样在投入天保工程的同时又面向未来开辟产业化的道路？
许多企业在进行探索，大渡河木材水运局——现大渡河造林局便是取得成功经验的企业之一。
大渡河木材水运局成立于1956年，曾经有过一段极其辉煌的历史，被林业专家们誉为“世界木材的水运在中国，中国在四川省，四川省在大渡河”。大渡河上游处于高山峡谷区，弯多、河窄、水急，被苏联专家们认为是单漂和筏运的禁区，但是为了降低木材运输成本，职工们克服一切困难开辟航线，100多人牺牲后，终于让甘孜州壤塘县到湖北省宜昌市两千多公里（后改为从壤塘到四川省宜宾市1100多公里）畅通无阻。43年中为国家运送木材3400多万立方米，上交税利6亿多元。甘孜州、阿坝州大多数森工企业采伐的木材，都依赖这条水运线送到全国各地。
全局职工8000多人，最多时，一年运出木材150多万立方米，大渡河上万木堵塞，从河这边可以踩着木头到达对岸。职工们经常披蓑衣、住岩洞，跋涉在渺无人烟的地方，拆垛和赶漂时都常常有人牺牲。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森林资源的减少，采伐量急剧下降，1986年水运量已经下降到10多万立方米，大渡河水运局也陷入了困境。
天保工程启动后，大渡河木材水运局被列入四川省实施天保工程的28户重点森工企业之一。局领导班子认为，这是企业的第二次创业，要取得发展，一方面要实现观念上的转变，一方面要及时调整经营发展战略。
为了实现观念上的转变，大渡河局喊出了“告别流水三千里，从头做起种树人”的口号。组织职工们反复学习******总理1996年在攀枝花视察时“少砍树多种树”“把森老虎请下山”的指示，让大家认识赶漂人的出现是历史的需要，赶漂人变成种树人，是大渡河局最好的归宿。这不是失业，而是伟大的转折。对天然林进行保护，制止过度砍伐，是一项利国利民、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伟业。能参加这一伟业，是大渡河人的光荣，也是大渡河人的责任。
在职工们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征求意见，局领导班子将过去“以木材水运为主全方位经营”改变为“以营林为主，多元化经营”，把大渡河局建成“林工贸旅游一体化”的林业产业化集团公司。
于是大渡河木材水运局挂上了“大渡河造林局”的牌子。
造林就必须有土地，而大渡河局长期以来生产的场地是河水，在陆地上并无“立锥之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局领导班子特别年轻的局长江洪想了许多办法。
清秀儒雅，戴着眼镜，有着宽宽的额头，江洪的外貌不大像林业人。他长期在地方工作，曾担任过区委书记和县长。在担任区委书记和县长时，便曾在当地大力提倡种竹和发展竹产业。为了解决大渡河局的土地问题，他跑遍整个四川，和大渡河沿线的地方党政、林业部门反复磋商，采取租赁、承包、兼并、股份合作、有偿转让林地使用权、政策划拨国有荒山荒地自营造林等各种形式，终于落实了造林土地660多万亩，其中有林权证的150万亩——基本相当于一个中型森工企业的营林施业区。仅1999年便人工造林17.7万亩，封山育林近93万亩。
为了真正把赶漂人变成种树人，大渡河造林局对职工们进行了一系列技术培训，参加的达1200多人次。江洪和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学习技术。四川“麻将”成风，但江洪却把晚上和节假日当成了学习时间，即使到基层去检查工作也是如此，专家、教授向职工们讲课时，他总是尽可能听课并且认真记笔记。由于努力学习，在较短时间内，便成为营林的行家里手，甚至可以在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了，目前他已经是北京林业大学的资源环保专业研究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筛选，大渡河局决定聚焦于竹、苗、羊、茶四个项目。而且所有的项目都强调高起点、高质量、高标准，具有示范使用，能够走上世界竞技台。为此，大渡河与北京林业大学、四川省林勘院、四川省林科院、四川省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四川省畜科院、中国茶叶研究所等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