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间，从1969年到1974年，文化部及其所属的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故宫博物院、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20多个单位的一批领导干部、作家、艺术家、出版家、文博专家、电影工作者及家属6000余人，下放到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被分成5个大队、26个连队，主要从事水稻种植等农业劳动，并参加烧砖盖房、养猪养鸭、烧制石灰、采挖煤矿等工作，同时在思想上接受“斗、批、改”等形式的“再教育”。
这些“五七”战士中，包括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李琦、赵辛初、徐光霄，以及后来担任副部长的周巍峙（曾担任代部长）、司徒慧敏、吴雪；作家有沈从文、冰心、萧乾、郭小川、臧克家等人，文学评论家侯金镜、冯牧等；翻译家金人、文洁若等；画家如范曾、张广等；书法家刘炳森、佟韦等；编辑出版家陈翰伯、金灿然等；文博专家王冶秋、唐兰等；学者周汝昌、金冲及等。
向阳湖“五七”干校停办后，这段历史基本不再为人提及。直到1995年，原咸宁市委研究室李城外在一个偶然间发现了向阳湖的史料，旋即进京采访了当年下放咸宁的一批文化人，约请文化人撰写回忆录，后将采访稿与回忆录结集成书，即《话说向阳湖》和《向阳湖纪事》（上、下），《城外的向阳湖》、《向阳湖诗草》、《向阳湖文化研究》。“向阳湖文化”初具雏型。
向阳湖文化沉船被打捞后，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画报》、《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媒体给予了相当关注，并两次列入全国“两会”议案，走上“国事论坛”，《向阳湖文化人采风》还被列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研究生书目。2000年，咸宁市成立向阳湖文化研究会，2009年，学会升级为省级研究会。
在这个过程中，向阳湖文化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并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论文，如湖北省社科院刘保昌先生的《干校文学论——以向阳湖“五七”干校为中心》、陈金清先生负责的《关于向阳湖文化与研究的开发问题》，苏州大学陈辽教授的《论“干校文化”》和《论干校文化与干校文学的二重性》、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虹的《中国作家与干校文化》等等。这些研究，有的从文化人心理的角度分析向阳湖文化，也有着眼于向阳湖文化研究本身，还从干校的文学作品为切入点，不同的学术论文，展示了向阳湖文化不同的侧面。
笔者认为，作为当代中国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向阳湖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正是这种背景给予了向阳湖文化丰富的内涵与魅力。本文以近、现代中国社会状况为切入点，并追溯到更久远的古代中国社会，分析向阳湖文化人成长的环境与背景，探究向阳湖文化与时代背景的内在联系，进而从另一个角度展现向阳湖文化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一、社会变革决定向阳湖文化人的文化背景
向阳湖文化人大都出生于20世纪前40年，当时年龄稍大一些的如宋云彬、唐兰、沈从文分别出生于1897年、1901年和1902年。处在中年的徐邦达、周巍峙一辈分别出生于1911年和1916年，比较年轻些的如阎纲、范曾则分别出生于1932年和1938年。这个时段的中国，正在从晚清走向辛亥革命、从军阀混战走向北伐统一、从抗日救亡走向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个时期的中国，依然在延续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一）充分理解三千年之变局
中国社会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清代，历时三千年的时间，是封建政治、经济与文化形成、发展直至衰落的阶段，这个时期的文化有很多特点，我们主要分析其中有代表性的的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的唯我独尊心理。三千年历史，中国人向来以世界的中心自居，对外族以“蛮、夷”相称，在思想上形成了文化的唯我独尊心理。二是中庸文化的传承与渗透。以中庸之道为重要内容的儒家文化是封建社会思想的主流，中庸讲究的慎独自修、忠恕宽容和至诚尽性等品性，渗透到封建社会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与道德规范。三是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主要追求。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学而优则仕”，把读书与做官联系在了一起。到隋代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读书做官几乎成了知识分子追求的唯一目标。
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中国社会，洋枪、洋炮和洋思想的蜂拥而入，冲击着古老的中国和中国文化，新的思想体系开始形成，开启了三千年大变局之门。这个时段，对知识分子而言，有四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西方思想的广泛传播。西方思想在当时主要通过四个途径传播：其一、新式学堂的出现。从1903年到1910年，全国的新学堂由769所上升到42696所，在校学生由3.1万人上升到128万人。二是教会学校的兴起。到五四运动前，全国的教会学校达20余所。新式学堂和教会学校打破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引进了西学。其三是留学热的出现。从1902年到1906年，中国留学人数从574人上升到12000多人，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留学热”。其四是外国译著的涌入。一大批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到国内来，开辟了国人了解西方思想的新途径。
向阳湖文化人大多就读于新式学堂，如沈从文曾经在北大作旁听生，王世襄在美国人办的学校就读，唐兰1915年毕业于嘉兴县工种商科学校，冯雪峰1919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他们中也有一批人早年曾留学国外，如冰心1923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留学，萧乾1939年出国，在欧美生活7年，曾就读于剑桥大学。杨静远在1948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文学系。也有一些人虽然本人没有出国，但是其父辈是流学热中的一员，如冯牧的父亲早年留学国外，精通数国语言，这些自然会间接地影响到他们的子女。
二是知识分子更加广泛地走入社会。伴随着新思想、新学堂而来的，是文化传播业的大发展，教育、新闻、出版、法律、科学等行业的兴起，使得“学而优则仕”不再是读书人就业的主要途径，他们在更多的领域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极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群体”（《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据考证，李大钊在北大做教授期间，月薪是150大洋，按当时的价值，200大洋在北京可以买到一套四合院。可以说，知识分子在其他行业比较可观的收入，为他们更广泛地走上社会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是新文化运动影响深远。从甲午战争引发民族反思以来，中西文化经历了70多年的交汇，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终于酿成了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后，既是由前此70多年的历史呼啸而来，又是对这段曲折历史的深刻反思。它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现实为认识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总体性的理性评判。”在这场运动中，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懂得，要拯救国家与民族，首先要在思想与文化上进行改革。民主与科学像两枚耀眼的明珠，吸引着新型知识分子的眼球，撞击着他们的心灵。“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所有这些新文化的思想，使当时的读书人从传统文化中挣脱出来，他们开始追求个性的解放，追求自由、平等与独立，从而走进了一片全新的精神天地。
从这场运动中走出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接受了一次脱胎换骨的革命，这其中就包括一批向阳湖文化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冰心全身心地投入到时代潮流，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被推选为大学学生会文书。她说，是五四运动那“强烈的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凌辱和呻吟，压迫和呼唤”，她把新文化运动称为“电光后的一声惊雷”，把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在这个时期，她写出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小说，如《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
冯雪峰也在接受了“五四”新思潮后，带头反对学校当局的专横压制，发动****斗争。后来，又考入了被当时称为“南方最革命的学校之一”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他进校不久，又开始写作新诗，投入到反封建礼教的斗争中。
与冰心、冯雪峰同代或者更晚一代的向阳湖文化人，无不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引起思想上的强烈共鸣，走上革命的道路。如陈白尘、冯牧、严文井、陈翰伯等等。
四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王世襄先生在北京的新学堂中从小学读至高中，但是，他的家中同时聘请有国学耆宿，讲授文史诗词。朱家溍7岁前开始读《千家诗》，后在上书房学《弟子规》、《论语》、《左传》，兼读《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中学时期，又受父命研读了《资治通鉴》，后在北大旁听胡适等人授课。唐兰6岁的时候就会背《百家姓》、《千家诗》。王仿子少年时代在家中上过私塾，后受新文化和新思潮的影响才外出求学。郭小川5岁开始读四书五经，周汝昌少年时代最入迷的是家中的《千家诗》……
除了自身对传统文化的研习，向阳湖文化人本身就出身于诗书世家。比如舒芜诞生于著名的桐城名门，曾祖父是姚鼐的弟子、桐城派中兴的中间力量，祖父是个诗人、画家，外祖父则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周绍良的父亲是著名的佛学家周叔迦，受家庭影响，他小时候就接触佛学。王冶秋的爷爷是晚清博学的鸿儒，文洁若的祖父是晚清的举人，范曾则为范仲淹的后代，其家族曾经连续21代出诗人……
也就是说，在接受新文化思想之前或者同时，当时的读书人并没有丢弃传统的中国文化，相反，都还打下了相当的国学基础。正如单士元先生传记中所言：“在民国初年这种新与旧、立与破的冲击碰撞中，私塾仍是孩子们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1919年五四运动后，私塾堂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单士元的幼年学习即在这种背影下接受了新旧两种教育方式，可以说他早年受教育的情况，是当时京城社会中的一个缩影。”
综上所述，20世纪以前的中国，没有明显的社会转型痕迹。而从晚清到民主革命的这一历史阶段，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崇拜心理学习与接受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唯我独尊的心理受到强烈冲击，随着“打倒孔家庙”口号的提出，中庸之道受到广泛质疑。随着文化人社会职业的日渐丰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也不再是读书人的主要目标。
可以说，新文化运动触动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根基，开启了国人思想上的启蒙，唤起了多数国民的觉醒。由此可见，三千年变局之变，根本的是文化心理的转变，是新的精神信念培养与形成之变。
而在这个变局中，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推动着中国社会朝前发展，这是从前任何一个朝代的读书人无法比拟的。
（二）大变局之后继续的时代之“变”
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在继续着混乱和动荡。军阀的割据与混战、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建立、日本侵华带来的深重民族灾难、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短短三十年内，中国社会经历了这么多重大的事件。而在这个期间，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成为文化思想领域的一件大事，影响了很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这种快速、复杂的社会巨变，为中国历史罕见。
向阳湖文化人基本都投入到了这个大时代的潮流中。周巍峙领导西战团宣传抗战，张光年写下了伟大的《黄河大合唱》，韦君宜、郭小川、严文井等一个个奔赴延安。牛汉自称“不能抛头颅洒热血去抗战，我就抛头颅洒热血般地去写诗。”王世襄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参加了赴日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冯雪峰参加了长征，司徒慧敏成为左翼电影的核心人物之一，臧克家做了多年敌后抗战宣传工作……
正如1978年《新文学史料》发刊词所写的那样：“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我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是一部披荆斩棘、充满斗争、不断前进、波澜壮阔的历史。”而正是这段波澜壮阔的不平凡岁月，才可能给予三十年文学上的不同凡响。
当知识分子们怀着万分的欣喜走到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又与全国人民一起经历着“反胡风”、“反右”、“四清”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以至王世襄自称是“老运动员”。直到“****”的全面爆发，知识分子又成为人民的对立面，普遍被打倒。
走过恶梦般的“****”岁月，他们又和祖国一起走向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直到今天，当年向阳湖文化人中的很多人，都还活跃在文化战线的各个领域，如学者傅璇琮、画家范曾、作家周明、文学评论家阎纲、翻译家文洁若等等。
向阳湖文化人大多是沿着这条线走过来的，清王朝覆灭时，他们或者刚刚出生，或者已经处在少年阶段；新文化运动时，他们朝气蓬勃；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们正值青壮年；“****”到来的时候，他们大多处在中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他们迎来人生路上的“夕阳红”。
这是一段百年中国的苦难史、奋斗史和发展史，在超乎想像的困苦中，知识分子们从非凡的磨难中走到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所有的悲怆与痛苦、探求与寻找、抗争与磨难、渴望与挣扎、欣喜与激动都烙在他们生命履历中和灵魂深处，在某一个时段，某一个环境下，就会不自觉地潜入到他们的行为举止中，包括他们向阳湖时期的种种表现，无不与这种非凡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
二、向阳湖文化影射百年风雨中国
陈虹教授把向阳湖文化人分为战天斗地型、脱胎换骨型和政治避难型三类。战天斗地型的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卢永福，他在诗中说：“千百人的洪亮的声音，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震响。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战士激动的眼泪涌上眼眶。”脱胎换骨型的如诗人郭小川，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在这里以后，在集体生活中，我才下了狠心，不管这些，一切按******思想办事，狠斗自己的私心。” 政治避难型的如萧乾，他在题词时写下的话是：“向阳湖是‘****’时期我们的避难所。”
陈辽教授也把向阳湖文化人也分成几个类别：其一，以为到干校，是为了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其二，是把干校当作避风港的文化心态；其三，在干校心静如水，既不激动，也不悲观；其四，身在向阳湖，心系周总理；其五，离开了政治气氛压抑、沉闷、缺少安全感的北京，来到咸宁，顿觉天地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