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交往中，周巍峙被总理的人格力量征服了，最终形成一种无言的、超越时空的心灵默契，当周巍峙一听到他谱写的歌曲在向阳湖响起，一下子就能想到总理。
1942年，当听说臧克家老家只有一个继母，一个妹妹，还带着他的两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的时候，******专门让当地政府给臧家里送去优待粮，而这件事情直到解放后臧克家回到老家才知道。
不仅对解放前就跟随他的周巍峙，不仅对解放前就在党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的臧克家如此关心，对从国外回来的冰心和萧乾，对党外人士沈从文，他都一视同仁地尊重和爱护。1958年，冰心的丈夫吴文藻被错划为****，冰心感到十分委屈和沉闷，这时，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她接到西花厅，冰心如同见了亲人一样，把一腔冤愤都倾吐了出来！总理夫妇安慰她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及时的接见和贴心的安慰，让冰心终身难忘。建国后，在沈从文十处低调的情况下，总理多次接见他，与他亲切交谈，不断鼓励他，让沈从文感念不已。当萧乾被打为“****”的时候，总理却有意在他人面前抬高萧乾的地位，给了萧乾莫大的精神抚慰。
除去对个体的关注，总理更是把眼光投向更大的文化人群体。1956年，他提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普遍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待遇。1962年，当了解到知识分子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称号不满的时候，专门作了《知识分子问题》工作报告，承认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第一次正式为知识分子们“脱帽加冕”。
可是，一场针对文化的浩劫，把知识分子们打入了精神的最底层，总理心急如焚，直到文化部六千人集体下放到了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总理能做的，只是尽己所能。人在北京，情系向阳湖，是总理当时真实的心理写照。
1970年冬，总理对人谈起电影《打击侵略者》，又问及其中插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作曲者周巍峙的近况，他通过这种方式侧面保护周巍峙。1970年，为了《黄河大合唱》歌词被修改一事，总理生气地说：“就是要改，也应该由光年自己来改！”下面的人立刻汇报，张正在向阳湖干校劳动，周总理马上说：“可以让他回来嘛！”一次，总理对文化部的当权者突然问起：“李琦（原******办公室副主任）还在咸宁劳动？他现在的血压是多少？” 他更不止一次态度坚决地问：“周巍峙有什么问题？他写的《志愿军战歌》很有影响嘛！”
咸宁向阳湖，这个本名不见经传的地名，多少次被总理问及，多少次随总理出现在各种场合。
1987年，司徒慧敏去世前，最后见的一个人就是周总理当年的秘书。因为在司徒的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总是总理在帮助着他，在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刻，他心中想起的是敬爱的周总理。而人们在分析司徒慧敏缘的高尚人格时，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司徒一直在以******为做人的榜样！
更有人在采访周巍峙后写道：“我们发现，在他的身上，似乎发生过潜移默化的精神传承，这种传承是靠高尚的人格影响之力完成的，这样我们就不会诧异，为什么许多人在某些方面评价周巍峙的语言与周巍峙评价******总理的语言那么相似。”
而据邓颖超回忆，在“****”中，每当总理感到十分痛苦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王昆、郭兰英等歌唱家的唱片。
而总理本人一直还有个梦想，就是在晚年写一部长篇小说，上台演一演戏。
敬爱的总理，他其实就是个走上政坛的文化人，他与文化人交流的那种默契，已经超越了语言的表白，超越了眼神的传递，形成了心灵的交融与共鸣，哪怕远隔千里，也可以感受得到。哪怕他已不在人世，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文化人的言而行中找到他的影子。
蔚为壮观的画卷
有人分析，在“****”中，******有多种道路可以选择。如唯命是从、公开抗争、随波逐流、少做工作、退避三舍、舍身忘我。
纵观中国历史，不少人选择了前5种，其中以退避三舍著书立说者最多。伟大的《资治通鉴》不就是司马光退出政治漩涡中完成的吗？对本身就有着著书理想的******而言，如果他选择这条路，他也会留下一笔保贵的精神财富。可是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难走的最后一条路，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自己也承认：“****”至少让他少活了十年！
他的付出是有价值的！
他没有写成一部书，可是，由他解放的文化人写成了百部书、千部书；他没能演一场戏，可是，受他保护的文化人演了百部戏、千部戏！祖国文化事业的山花烂漫里，总理是功不可没的护花人。他放弃的是一枝独秀，收获的却是满园春色。
即便在向阳湖期间，沈从文也从来不忍心浪费掉一点时间，他千方百计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巨著回忆与撰写资料，因为早在1963年，总理就亲自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他要给总理一个交待。参加完总理遗体告别仪式回来后，沈从文说：“一定要尽力搞好，不然对不住周总理。”尽管这部书问世的时候，总理已不在人世，但是，这部书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沈从文可以长长舒一口气，因为他可以告慰总理的在天之灵了！
王冶秋恢复工作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周总理亲自布置的重新开放故宫任务。“****”开始后，为保护起见，故宫博物院被迫关闭数年，在国际上引起不少负面影响。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故宫顺利开放，一开放便迎来盛况，每日参观者4万之众，新修改的《故宫简介》日售量达7500册。古老的故宫，让人们在“样板戏”的垄断中，品味出了真正的文化。
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了在北京的秘密访问，王冶秋陪着基辛格一起走过故宫金碧辉煌的大殿、玲珑雅致的花园，中华文化的博大深深吸引了客人。第二年，王冶秋再度陪同访华的尼克松总统参观故宫。至此，故宫博物院重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
其后，几乎与小球推大球的“乒乓外交”同步，一场轰轰烈烈的“文物外交”悄然启动。从向阳湖归来的文化人肩负起了这一重大历史使命。1972年7月， 在王冶秋的安排下，从向阳湖回京的耿宝昌独自一人押载着500多件文物，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的光荣历程，历尽千难万险，他成功完成了中国文物在法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出，参观总人数达到657.5万人次。在一批批稀世珍宝面前，国外逐步从“****”中关于中国负面报道的梦魇中醒来，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和中国的文化。此后，这批文博专家又先后参加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山东银雀山汉墓发掘的科研与保护工作。多少年以后，当年参加马王堆发掘的罗哲文还颇为自豪：“1973年中日恢复邦交，田中角荣访华的时候，周总理送给他的国礼，就是我翻拍的马王堆帛画！”
向阳湖文博人，用他们满腔的热情与卓有成效的工作，回报了总理的厚爱！
从向阳湖回到北京的周巍峙到底有多繁忙我们不可形容，但是，从几本厚厚的文集中，我们读到的是“****”后他关于戏曲、杂技、文学、革命文化史料、文艺集成志书、舞蹈、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群众文化活动、音乐等方方面面工作的讲话稿、序言、论文，多达333篇。退休之后，为抢救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他又主持开展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戏曲、舞蹈、文学、曲艺等各学科的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统称为“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共计三百卷，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精神文明与文化建设的一大伟业，可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他从向阳湖回京后，主编了《******传》、《******传》、《刘少奇传》、《朱德传》几大巨著，在这项功德无量的浩大的文化工程中，我们看到，仅《******传》就达152万字，全书开创了传记体书籍的新文风，邓颖超读了初稿后认为写得很好，特别表示对文风很满意。
离开向阳湖后，陈羽纶先生以61岁的年龄创办《英语世界》杂志，为了把杂志办好，他经常熬夜到凌晨两点。为勉励自己，他给书斋取名“忘年宅”。功夫不负有心人，杂志从开始时的发行2万份一直跃到30万份，成为中国学子和英语爱好者学习英语的首选杂志。
从向阳湖回到北京的作家兼翻译家萧乾，在自家的门上贴着两张字条，一条是“本人工作及健康情况均不宜聊大天”，另一条是“年迈多病，仍赶任务，题词作序，一概谢绝”。其争分夺秒做学问的精神可见一斑。
回到北京后，冰心着手翻译了《六次危机》、《世界史》等作品，其后，又以焕发青春的激情写下《三寄小读者》，翻译诗集《燃灯者》，终因劳累过度突患脑血栓。在骨头里钉上钢钉的情况下，老人发出了“生命从八十岁开始”的豪言壮语，年近九旬时还陆续发表文章。
女出版家杨瑾，从向阳湖回北京办《文物》杂志，在海外发行量巨大。1989年又担任文物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所出图书多次获国内、国际大奖。
史学家史树青回京后则写下《祖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瑰宝》、《楼兰文书残纸》、《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中国文物精华大全》等一系列著作。
总之，在文化出版领域，在书画艺术领域，在北京焕发了青春的活力，在中国大地、在世界领域开放着中国文化之花，光彩夺目。
我想起邓颖超写的一篇《从西花厅的海棠花忆起》，文中说： “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祖国的今天，正在开着改革开放之花，越开越好、越大、越茁壮。”而文化事业，也正是这百花丛中极为夺目的一朵，正在告慰着总理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