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盛开的季节，我再度来到向阳湖。这次我陪同的客人是中华书局的两位专家，许逸民和张忱石先生。1969年和1970年，两人分别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三年的干校生活深深地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今天故地重游，自然激动不已。
“本来四月份就要来，从那时就开始盼望，一直推到六月份，总算是回来了。”走在向阳湖的乡间小路上，许先生的怀念之情溢于言表。老专家红光满面，回忆起过去的日子，犹如回到昨天：“当年围湖造田，就在湖中央搭个棚子，全年住在棚子里。夏天从席子上一起来，席子上就留下一个人形，全是汗水印出来的。到了冬天，棚子四处透风，冷得受不了，只有棚子外裹些塑料布。有一天晚上遇到大风暴，棚顶被整个掀翻在地，几个人在暴风雨中修整工棚，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一年要收获四茬粮食，特别是‘五一’之前，又要收第一季粮食，又要插秧，每天累得够呛。”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精神上的压力，当时我三十来岁，不知未来在哪里，特别是后来看到有人调回去了，自己还留在这里，而且得到通知，不能再回京，心里那个苦闷！然而苦归苦，几十年过去了，剩下的全是怀念。总想回来看看向阳湖现在怎样了。”
两位先生均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毕业后都分到了中华书局，可是不久就赶上**********，张先生在1969年9月第一批下放向阳湖的，1972年春回到北京。张忱石下放的时候，许逸民正在外地劳动，等劳动结束回到北京，中华书局已人去楼空，他于是在1970年4月第二批下放到了向阳湖，到1973年才返北京。
沿着向阳堤，走过五七桥、红旗桥，两位先生不断地回忆着往事。如一位大腹便便的胖子，到向阳湖后经过农业劳动后，很快就瘦成皮包骨了。有时候，他们会接到通知到干校总部“四五二”高地看电影，不过得等到当地百姓睡了之后才能看。还有向阳湖又肥又大的蚊子，叮得水牛都在泥里打滚，人就更受不了。当然还有当年那句“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的口号，两人至今记忆犹新。
值得一提的是，在向阳湖文化名人展览厅，两人看着过去劳动的照片，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宋云彬先生。
宋先生是浙江人，仅上了几年学，后接受新思想而离开家乡走上革命道路。建国前，宋先生在长期的编辑工作中成长为一个历史专业的大学者。1949年，他应邀从香港到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后任浙江省政府委员、省文联主席等职。1958年，宋先生调到中华书局，参与点校《二十四史》，并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任教。
然而，自1957年被错划为“****”后，他长期生活在巨大的精神阴影中。到1969年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时候，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据其子宋剑行回忆：“在干校他被安排看鸡鸭、掏大粪，其艰难处境是可以想见的。1970年，他在干校病倒了，患的是黄疸肝炎，由姊姊的儿子去领回北京。病虽然治好了，但人也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连写信也很困难了，整日闭口无言。”而据当时同在干校的傅璇琮回忆：“此老在向阳湖仅呆了一年，在劳动、生活中出了不少‘洋相’，至今让人想来还觉得辛酸”。
宋先生回北京后，有一次到朋友叶圣陶家中吃过饭。后来叶先生在家信中说：“宋简直不甚说话，说也不过一句两句，没有连篇的话，似乎反应滞钝，呆木。听别人说，也不知道他听明白否。据说在家里也是这样。所以你要听他对干校说些什么，实在是没有可以写的。”
宋先生的沉默整整保持了9年，1979年临终前却终于开口了：“我心中有三扇门紧闭着，再也打不开了。”这“三扇门”究竟指什么，没有人可以说清楚。有人说：“老人是在经历了一场无法理解的历史浩劫，怀着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无穷忧虑而去了。”值得特别提到的是，这个整天闭口不言的老人，曾经以思维活跃著称，从1938年到1966年，一直坚持写日记。可是，无情的岁月中断了他的日记，最后，竟让他沉默了下来。然而，这个终日沉默的老人，在听到******总理去世的消息后，无声地流泪了。
一个资深的历史学者，却以这样的方式凄然谢世，我不能不为之怅然。
在向阳湖文化名人展厅，站在金灿然先生照片前，许逸民和张忱石动情地说：这是我们的老领导。金先生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一位资深的老延安，建国后曾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可是，早在1972年，先生就作古了，其谢世的方式更为悲惨。
从干校回到北京后第二年的冬天，由于没人照顾，有一天他一人出门，结果摔倒在街上，被人发现时，只能含糊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出版总署”四个字，然后昏迷，送往医院三天后就逝世了。
其实，早在1963年，金先生就患上脑瘤，先后做过两次手术，后来又被加上“黑帮分子”等罪名，作为“****对象”，接受了整整三年的审查与批斗。1969年9月下放向阳湖的时候，已经是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重病号了。据当时同在向阳湖的韦君宜回忆：“我头一次碰见他，是见他与另一个老头子抬着一桶粪走过来。他见了我连头也没点，眼睛直直地就过去了。又见了几次，都是这个样子，好像不认识了，似乎是得了精神病。后来我才由我社的革命群众们口中听到，他们连队有人对他作这样的评价：‘金灿然那个老呆虫，成天就知道睡觉，还知道叫他抬粪，抬完粪就呼呼大睡。除了能抬粪，废物一个呗。’”
然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金先生去世后，尽管当权者不给发讣告，但他的朋友设法把消息传了出去。在追悼会上，他生前的老战友及学术界、出版界朋友都来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的同志都来了，把灵堂的大小接待室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金先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无限愤懑，对他凄然离世的无比哀悼。
相对金灿然和宋云彬的处境，当时年轻体健且作为“革命群众”的许逸民和张忱石先生无疑幸运得多，即便如此，耽误的青春依然给予了他们人生的巨大缺憾，艰苦的环境和劳动、精神上的压力也成了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中华书局，汇集了当代中国一批顶级的学者。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着在风云变幻的中国，文化人的艰难曲折人生路。
以史为鉴，唯有以开放与远大的眼光面向未来，我们挖掘过去的历史才有积极的意义。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装着满肚子学问的许先生和张先生，正在为《二十四》史的修订忙碌。也欣喜地看到，当年在向阳湖劳动锻炼四年之久的著名中国古典文献和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原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在2008年75岁之际，又正式调入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揭开了学术教学与研究的新篇章。目前，傅先生依然活跃在学术界，为传承中华文化继续发着光和热。
愿敞开的心扉不再关闭，愿真正的学者受到应有的尊重，愿前辈的悲剧成为我们心灵的镜子，照亮未来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