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随同文化部南下大军，绿原下放到湖北向阳湖“五七”干校。这一年，他47岁。47岁，并不是一个太大的年龄，而对绿原而言，他已经经历了个人命运的几度磨砺，下放“五七”干校，则是又一度炼狱生活的开端。
1955年，当骇人听闻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轰动全国，作为胡风的朋友，33岁的绿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胡风分子”被隔离。这一关押就是7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单独囚禁。
他百思不得其解，当年，日寇的铁蹄践踏在华夏土地，他在祖国母亲遍体鳞伤的怀抱里，试着提起了写诗的笔。怀着对文学的挚爱，对祖国与人民的深挚情感，他把炮火下、逃难途中生活的体验变成一行行诗歌，为他青春飞扬的日子插上了诗歌的翅膀。他在这血色的歌里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就包括胡风。他不明白，他们仅仅因为诗歌走到一起，为什么竟然成了反革命行为的罪证。
一个思想深刻、情感丰富的诗人，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没有人可以说话，更谈不上思想的交流，无边的苦闷伴随着他。与他相同遭遇的朋友，一个个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可是，靠着对德语的倾情学习，绿原奇迹般地坚持了下来，出狱的时候，他还保持着正常人的思维。
走过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又迎接了“****”的狂风暴雨，他再次成为“革命对象”住进了“牛棚”。几度春秋走过，如今又要到农村广阔天地里接受改造，他冷静地提起了行李。
此时，他的身份很明显，仍属“胡风骨干分子”，在向阳湖是接受群众监督的。他说，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于所分配的任务，不惜汗水，全力以赴，似乎别无长处可以称道。搬电线杆、打土坯，盖房子，围湖造田，他挽起袖子、卷起裤腿，大诗人还真像个农民。
从1955年起，十多年风风雨雨，绿原接受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时期的特别洗礼，从灵魂的最深处，他冷静地思索，在思索中表现着一个诗人敏锐的洞察力。
多年不写诗了。在向阳湖畔，他觉得有话要说，于是拿起笔，找一张纸片，或者找个小本：
“你的诗是预言吗/它抵不上简陋的睛雨表/哪料到明天的‘头版头条’/你的诗是武器吗/它抵不上粗拙的削笔刀/哪经得起‘编者按’的重炮？”
“只怪自己说话不留神/得罪了世界和他的细君/从此随时随地被妖魔化/连公正的上帝都偏听偏信。”
“我将钻进隧道里去／去摸寻为黑暗做锦标的银盾／我又将在洞口昏倒／等‘光’把我拍醒／我钻的隧道是人生／我摸的银盾却是悲惨／我到的洞口是坟墓／我等的‘光’却是平凡。”
那个曾经用《童话》来歌唱的青年，那个曾经直面旧中国黑暗现实的诗人，今天，却只能用他的诗表达悲惨的人生际遇。不能公开发表，也不能公开阅读，他却一字一字地书写着，写给自己读，写给自己看，不需要时代的政治色彩，只需要心灵的宣泄和个性的张扬，只需要记录命运的真实轨迹、记录苦难中的独立思考。
年复一年的斗、批、改，擦亮了诗人的双眼，显然更加坚定了诗人的意志，他说：我是悬崖峭壁上一颗婴松，你来砍吧/我是滔天大浪下面一块礁石，你来砸吧/我是万仞海底一颗母珠，你来摘吧/我是高原大气层中一丝氧气，你来烧吧……在梦里你也休想扑灭我。
绿原的坚定里，彰显着那个时代与文化的矛盾。在这份滴血的矛盾中，我们替诗人呼唤着人间的温情。
他的夫人是他永远的港湾，她千里迢迢地赶来，为的是看他一眼，看看他过得好吗。绿原说，夫人给予了他“超蜜月”一样的感觉。
向阳湖的乡亲没有怠慢他。1995年，在接受咸宁记者采访时，绿原专门写下一段话，纪念向阳湖的一位大夫。那年，绿原在向阳湖身染重疾，痛苦不堪，无奈扶着拐杖前去求治于一个胡姓的老中医，老中医诊断后说是因为他久住湖中窝棚，导致了风湿病，随即为他开了一方药，绿原吃药后果然痊愈了。离开向阳湖时，他专程向胡大夫告别，表达深深的谢意，不想老人月前已悄然作古。绿原非常伤心，他用“仁人仁术，倍增慕念”来怀念这位老中医的恩德。他当然也不会忘记，当他被当作“五一六”分子受到审查的时候，向阳湖的乡亲勇敢地站出来，向校部提出抗议：“你们可以搞批斗，但为什么非要弄得半夜里鬼哭狼嚎呢？”
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作为留守向阳湖的最后一批人，绿原回到了北京。此后，胡风案终于彻底平反，绿原得以扬眉吐气。
最了解绿原的莫过于他的夫人罗惠，她说，绿原在文化部咸宁干校五年，同全党全民一起遭受这场劫难，促使他思考了一些问题，他的思想感情又经历了比七年隔离审查更加深刻的变化。
这种深刻的变化是有所表现的。其后的绿原并没有用太多的语言或文字直面1955年后20年的个人际遇，但是，他用回忆的方式一篇篇地写下了胡风、路翎、阿垅、芦甸等一个个当年的诗友、后来的难友，写下了他们的20年以及其后更长时间的悲惨遭遇。
他写道，三中全会以后，一些被压抑的才华纷纷重放光芒，可是他的朋友路翎，那个早在四十年代就享誉文坛的天才小说家，却不再有记忆力、判断力和审美力，在一个大年初三的早晨，被人发现，因患脑溢血满脸鲜血、侧躺在水泥地面上而亡。他说：“亲爱的兄弟，凭附在你身上的那个魔影，缠绵了一二十年，是任何宽大改正、安慰怜抚、崇敬歌颂都驱不散、治不好的。”
他怀念他的朋友阿垅，敬佩他早在1965年就面对审讯人员发出了“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的喊声，而且那时就公然指出：从根本上说，胡风案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
他怀念他的朋友芦甸，哀伤于芦甸自1955年监禁十年后又被送到另一个地方继续改造，他自觉自愿地从事超体力劳动以致脑溢血死亡，那一年，是1972年。他悲叹于芦甸“不但在毕生钟情的诗歌领域没有实现基于自己的潜力的志愿，也没有熬到八十年代初期的‘平反’，更谈不上到新历史时期才能有的自我证明的机会。”
他用沉重和沉痛的笔调，记录着他的这些朋友。在他们的遭遇里，何尝没有绿原自身的影子？只是，他比他的朋友们幸运，他的精神没有分裂，他的健康状况更好一点，他多活了一些年，他看到了更新的世界。
最可贵的是，绿原没有辜负这些活下来的年华，在他眼里，在他的心上，他是要为他的这些朋友们活下去，他要延续了他们的精神生命，替他们看到没有看到的东西，替他们说出没有说的话。他从来都不是简单地去怀念朋友，他是在控诉，在呐喊，在引导着人们去反思。
向阳湖的磨砺，让诗人的精神获得了升华。这种升华里有思索，有反抗，更有热爱。他赞扬阿垅的“但相对于党的整个事业和功勋而论，这个错误所占的地位是很小的，党必须抛弃这个错误”的说法，他专门提到阿垅的“通过这次事件……得到喜剧的收场。”他期待着那个喜剧的收场。他因为爱党、爱祖国，从而表达着、发泄着和揭露着。
2009年，在举国上下欢庆建国六十周年的日子里，87岁的绿原走完了他生命的历程。老诗人应该含笑九泉，因为他深深热爱着的祖国，正如他的希望，在走向繁荣和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