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等九百农民被秦朝征调往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屯守,陈胜、吴广是小队长。走到大泽乡(安徽宿县西南)遇上大雨,耽误了报到期限。秦朝法律规定,误期就要杀头。于是陈胜、吴广杀死押送他们的官长,揭竿而起,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农民起义。没过多久,就形成了数十万人的声势浩大的人民革命,各地人民纷纷响应,沉重地打击了秦王朝的统治。陈胜、吴广本来是种地的贫苦农民,并不是什么大人物,是阶级斗争把他们推上了领袖地位。当时秦王朝对人民的残酷统治,人民早已忍受不下去了,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形成一触即发之势。陈胜起义代表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所以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他们一带头造反,人民纷纷响应。当时的革命形势要求有自己的领袖人物。假如没有人民大革命的形势,陈胜起义也不能成功,陈胜、吴广也仍然是普通农民,而不会成为杰出的领袖人物,在这里达到了群众与领袖的高度统一。
3.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本身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种民主与集中的高度统一,表现在二者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一方面民主就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愿望、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集中就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是民主的归宿和方向。两者是高度集中于一个统一体内的,这种**********实质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绝不是离开民主的集中,离开民主的集中就是集权专断主义和主观主义;民主也绝不是离开集中的民主,离开集中的民主就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人为的割裂民主和集中的联系,只强调一方面在实践上是极为有害的。
从前,有一个姓李的老汉很能勤俭持家,为此,乡亲们把一块写着“勤俭”两字的匾送给他,表示对这种美德的赞赏。后来,老汉死了,他临死前将两个儿子叫到跟前反复叮咛,要他们按匾上的字去做。两个儿子听从了。李老汉死后,两个儿子不久就分了家。在分家产时,也把匾从中锯开,老大分到“勤”字那一半,老二分到“俭”字那一半。当他们开始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都想起了父亲临死前的遗言,决心按匾上的字去做。老大只记着“勤”字,而忘掉了节俭,结果,入不敷出,日子过得很穷。老二呢,光“俭”不“勤”,分的家当很快就用光了,最后靠讨饭过日子。这虽然是个故事,但它很深刻地反映了“勤”与“俭”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把“勤”与“俭”统一起来,才会过上好日子。同样只有使“民主”和“集中”高度统一,才是真正的**********。
4.“四个服从”的统一。《党章》第十条(一)款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
首先,“四个服从”是缺一不可的统一整体,缺了哪一个都不是民主。据《左传》记载:春秋时代,齐景公宠幸一个心腹之臣,名叫梁丘据。有一天,齐景公对晏婴说:“唯有梁丘据与我和好。”晏婴说:你与梁丘据只不过是“同”而已,哪能称得上“和”?齐景公问“和”与“同”不一样吗?晏婴回答不一样。接着,他讲了这样一番道理:“和”就像做菜调羹那样,有水有火,有酒有酱,有盐有醋,用以烹鱼烧肉,增加了美味,去掉了腥味;五味调和,吃了心里就很舒坦。“和”又像演奏音乐那样,有一气、二体、三类、四扬、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又有清浊、小大、短长、快慢、高低、疏密之分,可以互相促成,互相调谐,听了可以心平德和。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君说“可行”,而其中有不可行部分,臣进言指出那不可行的,促成可行的;君说“不可”,而其中有可行的部分,臣进言指出那可行的,舍去不可行的。这样就可以做到政平人和,无所争扰。这才可以说是“和”。而梁丘据则不然。君说“可”,他也说“可”;君说“否”,他也说“否”。如果做菜调羹只是水里加水,谁愿意吃呢?如果弹琴只发一个声音,谁愿意听呢?这就是所谓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四个服从”也正如炒菜弹琴一样和而不同,共同促进,成为整体。
其次,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核心原则。在“四个服从”中,少数服从多数是基础;在民主选举中,少数服从多数是前提;在集体领导中也是要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再次,全党服从中央是最高原则。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组织上维护中央的集中统一,在行动上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要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在局部与全局发生矛盾时,自觉从全局出发,维护国家整体利益;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和责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四)要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光荣与梦想同在,辉煌与悲怆并存。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如此结局呢?总的来说,是几十年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苏共脱离了人民群众,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苏共从得民心到失民心,经历了一个过程。从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到1917年10月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为什么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布尔什维克党在极其严酷的斗争中能够脱颖而出,关键是民心所向,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当时的俄国,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是人民群众最需要的东西。布尔什维克党明确地宣布以此作为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引起了广大民众心理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共鸣,也得到民众的依赖和支持。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两个多数;一个是人民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投给了布尔什维克党,另一个是即使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也获得多数的支持。1917年2月,布尔什维克党有党员1万多人,到十月革命时达20万人,年底则高达30万人。面对执政地位的变化,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工人阶级和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和苏联建国之初,列宁十分重视党群关系,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警惕和防止自身的腐化堕落。列宁本人就是一个大公无私、勤政爱民的典范,从来不搞特殊化,把群众的疾苦冷暖时时挂在心上。在当时,列宁的工资是每月500卢布,不及高级专家的工资。列宁十分重视群众****制度,亲自接待群众来访,批阅大量人民来信。他认为群众的来信和建议是反映群众情绪的“晴雨表”。例如:1919年初,列宁亲自接待52人。当时正值伤寒流行,列宁不顾危险,和来访的群众谈了5个小时,农民满意而去。其中一位农民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英明的指挥者了!农民的道理他也懂。”
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建立健全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体制,使本已高度集权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强化,党内民主生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逐渐扩散。从当时政府官员的工资标准可窥一斑:一位工业部长的月薪是27000卢布,这比教授的薪水高出6—7倍,而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_25倍!斯大林时期,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比超过50倍,同时一些官员还可以得到相应的数额巨大的“红包”。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作贵族供养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人达四五十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使权力异化。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追求权力;二是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牟取私利的工具。三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四是权力商品化。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蔓延开来,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苏共衰败及其垮台是值得深思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赢得民心,得道多助;脱离群众,失去民心。一旦失去民心,走向群众的反面,人民必将抛弃,直到赶下台。苏联解体后,前苏共领导人**********在反思自己的错误时承认:“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应该说,他说的这句话是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而深刻反思的结果。可惜,“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的领导者应该引以为鉴。
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作风
以身作则,则:准则、楷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别人作榜样。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模范作用主要表现为:
(一)廉洁奉公,不以权谋私,不搞特权
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前称晏子,字仲,谥平,后世又称晏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相齐景公。据《左传》记载,鲁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年),晏婴代替父亲恒子(弱)为齐国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的大臣,可算得上三朝元老了。他聪明机智,学识渊博,能言善辩,不但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而且还是当时一位“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克勤克俭,廉洁奉公的楷模。司马迁很推崇他,曾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晏婴身为齐相,平时穿粗布衣,一件狐皮大衣穿了三十年,即使祭祀祖先也不过将衣服和帽子洗干净穿上罢了。
一天,齐景公的使者到晏婴家,恰巧赶上晏婴将要吃饭,晏婴就把饭分一份给使者吃,结果两人谁也没吃饱。使者将此事告诉了景公,景公以为晏婴家很贫穷,于是派人送给晏婴很多财物,作为招待宾客费用。前两次都被晏婴退回。第三次他向齐景公拜谢道,我家并不贫穷,由于你的赏赐,不仅我的亲族、朋友沾了您的光,而且还救了灾民,老百姓也得到了您的好处。我认为一个大臣从国君那里得到很多赏赐,将它用在老百姓身上,那是以臣代君来治理百姓,忠臣是不会干的;不将它用在老百姓身上,而收藏起来,那岂不是如同一个装东西的筐子和瓶子一样,爱人的人是不会干的;上得罪于君,下得罪于士人,充当一个守财奴的蠢事,聪明的官吏是不会干的。只要自己不受冻,不挨饿,我就满足了。景公说,管仲接受了桓公五百个村社的封赏,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赏赐呢?晏婴答道:“婴闻之,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婴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