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鸦片类为主的毒品为害人类社会已有几百年了，但是，人类应用鸦片成瘾性的历史却可以说是一个启蒙很迟的历史。即使在当今世界，毒品泛滥最严重的美国和西欧等国家，在19世纪以前，鸦片也一直被视为包治百病的万应灵丹，具有无可替代的疗效，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吗啡和鸦片。尽管在1773年担任英属印度第一任总督的哈斯丁斯已经认为“鸦片并不是一种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毒的奢侈品，除了仅供外贸之需外，它是不能被允许的；一个明智的政府，应当慎重地限制它的国内消费”。但在英国公众开始把鸦片同罪恶等同起来，用立法形式加以限制，却是在《1868年药品法》出台之后；美国对鸦片类毒品的控制则更晚，是在1914年通过的《哈里森麻醉品法》以后。而认识到鸦片烟毒的祸害并坚决禁毒最早的国家当属中国。
由于西方殖民者对华进行鸦片贸易，使鸦片输华迅速增长，雍正七年（1729年）中国皇帝颁布法令，禁止销售鸦片和私开烟馆，从此开启了中国禁烟禁毒的历史，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禁毒的国家。在18和19两个世纪里，只有中国在世界上独立地承担起了禁毒的责任和义务。世界禁毒史的初章是中国人民谱写的。
以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清政府的第一个禁烟令为起点，以后的历朝历代统治阶级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颁布了一个又一个的禁烟禁毒法令。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清朝在1729年一1911年的182年里，颁布的有关禁烟禁毒的法令、法规、章程和谕令有130多件，其中在中国禁毒史和世界禁毒史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法律、法规有：
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的《禁烟条例》，规定不准销售鸦片，违禁者枷号一月，发配充军；私开烟馆者，首犯判役刑监候，从犯杖责一百，流放边疆。这一禁烟法令，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禁烟法令，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禁毒令和禁毒刑事法规。
1813年，嘉庆皇帝颁布的《吸食鸦片烟治罪条例》，对吸食鸦片者按照身份地位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官员买食鸦片者，照官犯赌博例，即行革职，杖一百，枷号两月；一般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一月。这一立法是中国禁毒史上第一次对吸毒行为加以禁止，首开以刑罚手段制裁吸毒者之先例。
1839年，道光皇帝颁布的《严禁鸦片章程》，对种植、吸食、销售、贩卖等鸦片流毒的各个方面，都作了严格限定，是自1729年以来中国禁烟法令中最周密、最彻底的一部法律文件，是清代历史上最为全面和严格的禁烟法典。该章程不仅是中国禁烟史上第一部禁烟法典，也是世界禁毒史上第一部禁烟法典。成为世界禁毒史中极有参考价值的禁毒法律。
在清末民初开展的禁烟运动中，1906年11月30日，清政府制定了《禁烟章程十条》。1908年5月，民政部和政务处再订《稽核禁烟章程二十三条》，对前一章程作了补充。以后又颁布《禁烟查验章程》《禁烟议叙议处章程》《购烟执照章程》和《管理售卖膏土章程》等。这些章程包括禁吸、禁种、禁贩、禁卖各个方面，比以往历朝历代的禁烟法令、法规都要详细、具体，且在实践中便于操作执行。
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37年时间里，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各种禁烟禁毒法令、法规、章程、通令和地方法规共计约250多件。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解放区开展的禁烟禁毒活动中颁布的各种禁烟禁毒法令有10多个。民国时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颁布禁烟禁毒法规最多的一个时期。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50多年中，我国制定并颁布的禁烟禁毒法律、法规和司法文件就有70多件，地方性法规和司法文件有20多件。
总之，中国是世界上颁布禁毒法令法规最多的国家，自1729年到现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颁布的各种禁烟禁毒的法律文件达500多个。这些法律规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力地打击了毒品犯罪，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以及国际禁毒斗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极大地丰富了世界禁毒法库。
贡献之二：中国是世界上禁毒时间最长、开展禁毒运动最多，且取得过丰硕成果的国家，为世界禁毒运动积累了丰富而有成效的经验，为人类禁毒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从18世纪开始就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用鸦片进行原始掠夺和侵略的最大受害国，在以外来鸦片为主祸害害华夏大地300年的时间里，中国各朝政府进行的禁烟、禁毒时间长达223年（1729—1952）之久。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坚持不懈地开展禁烟活动，一方面说明，鸦片烟毒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和破坏已引起了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充分反映出，历代统治者对鸦片烟毒祸华始终都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用223年的时间开展禁毒活动，这在世界禁毒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堪称世界禁毒史之最。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不论是西欧还是美国，不论是东南亚还是南美洲，其所进行的禁毒时间与之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历届政府开展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有1838年～1840年的禁烟运动、清末民初禁烟运动、国民党的“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50年～1952年禁毒运动，这些禁烟禁毒运动不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也对世界禁毒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世界禁毒史因为中国的禁毒而丰富多彩。
其一，发生在1838年～1840年的禁烟运动，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禁烟运动。其虎门销烟的壮举，不仅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任何形式外来侵略的决心和勇气，是中国禁烟运动的光辉篇章，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禁绝鸦片的行动，在世界反毒品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钦差大臣林则徐代表清廷大多数大臣毫不妥协的禁烟态度，把道德原则同利益之说统一起来的政治哲学，毅然“拒绝征收一项必定会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税收”的禁烟政策，不仅给中国留下了造福子孙的道德原则，也给世界树立了一面道义与正气的旗帜。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中的壮举使他成为国际禁毒的先驱。
其二，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禁烟禁毒运动；不仅是清朝在其统治的268年的时间里，为中华民族做出的值得称颂的一件好事，而且也是中华民国诞生后进行的第一次卓有成效的禁烟禁毒运动；它是国际社会联合打击毒品走私的开始，也为毒品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国际间共同合作处理毒品问题，开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民初禁烟运动不仅发扬光大了清末的“渐禁”政策，取得了全国基本实现禁绝罂粟种植这一成效空前的伟大成绩；而且结束了外国鸦片作为合法商品在中国任意出售的历史。这成为人类历史上向毒品宣战并取得重大胜利的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
其三，国民政府的“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是国民党在内地统治23年的时间里，惟一取得较大成果的禁烟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三次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其成果的取得为世界各国进行的禁毒运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即禁烟成功与否，不仅要制定详细的禁烟计划，还要建立严密的禁烟组织；在烟毒泛滥严重的情形下，用严厉的措施，以军法从事，不失为禁毒的一个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方法。
其四，1950年一1952年的禁毒运动，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取得的一次令世人交口称赞的禁毒运动。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毒运动，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第四次大规模的禁毒运动。这次运动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彻底根除了鸦片烟毒为害中国100多年的状况。在整个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力度之大，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多，动员的民众之广，持续的时间之长，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所不可比的；其禁毒的成果之大，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所不可比的：短短三年，结合土地改革，依靠广大农民，中国彻底解决了全国大面积种植罂粟的严重问题；短短三年，经过强制戒毒和威慑自戒，使数以千万计的吸毒者戒掉了吸毒恶习，获得了新生：短短三年，实现了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而不能实现的愿望，新中国基本禁绝了烟毒祸害，一扫“东亚病夫”的丑陋形象；短短三年，写下了中国禁毒史和世界禁毒史上最辉煌的一页；短短三年，为世界禁毒史填补了一个“人类可以根除毒祸”的空白。
新中国诞生后的这次禁毒运动，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一方面，为世界禁毒事业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中国政府在禁毒过程中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宣传、教育等手段的作法，充分说明毒品问题的存在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问题，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解决其必须依靠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综合工程。这些经验为人类的禁毒事业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另一方面，向世人展示了“无毒国”的创举和形象。人们在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的瑞士湖边桩屋村遗址里，发现了保存完好的罂粟种子和果实的遗迹，由此而证实罂粟的种植史至少也有6000多年了。6000多年来，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曾经种过罂粟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做到彻底禁绝罂粟种植和控制鸦片的非药用。然而，中国在1950年～1952年的禁毒运动中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完全禁绝了罂粟的种植，禁绝了对鸦片的滥用，创造了“无毒中国”这一震古烁今的伟大奇迹，并使罂粟的种植和鸦片的药用完全在国家的控制之下，从而使名符其实的“无毒国”长达30年之久。这一创举向全世界表明，在聚合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还是有可能禁绝毒品原植物种植的；这一创举向全世界表明，人类的禁毒事业并不只是“沙海茫茫无尽头”。只要人类能够战胜自我，控制欲魔，放飞的就绝不仅仅是希望。
贡献之三：中国在运用和平的经济手段来替代罂粟种植方面，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金三角”历来是世界各国公认的最大毒区，广种罂粟，盛产鸦片，官毒一家，军毒一体。要使这里彻底禁种罂粟、铲除毒品实在是比登天还难。然而正是在中国政府和云南省的帮助下，从1991年开始，在紧邻云南的“金三角”缅甸第四特区进行了运用和平手段，完全禁绝罂粟种植的尝试，即用健康经济代替毒品经济的“经济替代”。概括起来就是：用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代替罂粟种植，用发展商贸、旅游和特色产业来繁荣毒品种植区的社会经济，扩大对外开放，提高文明程度，增加财政收入，改善民众生活，以此来改变种植罂粟地区对毒品经济的依赖。这条新路在实践中已经获得成功。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创举和历史性突破，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的禁毒革命，是中国对世界禁毒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云南在境外替代种植取得的成绩也受到了缅甸中央政府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联合国禁毒署主任阿拉奇说：“中国帮助邻国开展替代种植，是在没有联合国帮助情况下独立进行的，其成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此事是为人类消灾造福的一项国际主义善举。”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在禁毒方面，全世界都应该学习中国，联合国视中国为禁毒国际合作中的重要伙伴，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禁毒努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目前，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金三角”地区其他几个特区的经济替代工作也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贡献之四：20世纪多次重要的国际多边禁毒会议在中国的成功召开，充分说明中国在世界禁毒领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从国际角度看，鸦片控制史的源头，当在中国。1909年2月1日。26日，20世纪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万国禁烟会，在中国上海召开。这次会议是国际禁毒史上召开的第一次禁烟多边会议。与会的中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团共召开了14次会议，做出了9项决议。这些决议虽然对与会各国政府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反映了与会各国代表对禁止和销毁鸦片祸害达成的共识．为1912年召开的海牙国际禁毒大会制订正式的国际禁毒公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上海“万国禁烟会”的召开，促进了中国清末民初禁烟运动的深入发展，也使国际禁烟禁毒运动从此逐渐开展起来。
1989年10月5日～11日，中国政府组织召开了“亚太地区禁毒会议”。来自全世界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会的4位常委有3位都出席了本次禁毒大会。这次会议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得以成功举办，无疑在国际禁毒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1995年5月21日，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禁毒署联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次区域禁毒合作部长级会议。中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和联合国禁毒署等六国七方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最后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区域性的禁毒文件《北京宣言》，并签署《次区域禁毒行动计划》。
20世纪上述重要的国际禁毒会议在中国的召开，充分说明中国在世界禁毒领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由中国上海主办的近代史上第一次世界禁毒大会——万国禁烟会，开启了国际间合作禁烟禁毒的大门；1989年10月的亚太地区禁毒会议，是新中国建立后由我国举办的第一次多边国际禁毒会议；1995年5月第一次次区域禁毒合作部长级会议在北京的成功召开，以及形成世界上第一个区域性的禁毒文件，不仅说明联合国禁毒署对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更进一步证明，世界最大毒源地之一的“金三角”地区的禁毒和改植替代，没有中国的参加和帮助，是很难成功的。
贡献之五：当代中国在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毒潮，又一次承担起禁毒的重任，已成为20年来世界反毒斗争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