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方殖民者在华“治外法权”的长期存在，是鸦片流毒无法根绝的关键所在。旧中国的历届政府，尤其是清朝至民国前期的历届政府，处于国际殖民性资本主义列强的重压和控制之下，无法真正独立地行使主权，平等地与他国相处，致使鸦片战争后鸦片的输入与走私活动一直无法禁绝。比如，英国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后，就以广东为基地向中国沿海、内地大规模走私鸦片。美国则以土耳其、波斯的鸦片与英国竞争，其数量仅次于英国。沙俄自19世纪30年代起，由中亚向中国陆地偷运鸦片。另外，由于外国人在华“治外法权”的长期存在，致使20世纪国际禁毒运动开始，走私从高峰跌入谷底后，受某些利欲熏心的国家政府暗中支持的毒品走私，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仍得以绵延不断地进入中国境内。他们或者悬挂外国旗帜，拒绝中国海关检查；或者在租界内大量制毒，公开销售，使中国禁毒法令无法实施，毒品来源无法塞绝。英国怡和洋行垄断上海鸦片贸易30年之久，在长江流域销售“印土”100万箱（每箱1000两）。英国沙逊、哈同等洋行通过1885年设立的“洋药公所”至民初，20年间成交“印土”40万箱，平均每年2万箱（20，000两）。20世纪初，在国际舆论压力下，英国对华鸦片输入有所减少，日本却又趁机从伊朗向中国贩运波斯鸦片——“红土”，以大连为基地垄断整个东北与华北部分地区，以及长江流域各省区。法国亦不甘示弱，以安南（今越南）为基地，向广州湾、香港、澳门、上海等地贩运鸦片。美国则后来居上，以毒性更大、获利更高的吗啡、******打破英、法、日的鸦片垄断。日本受美国毒品启发，用吗啡加糖制成“红丸”．向东北、上海、长江流域贩运。抗战时期“红丸”在沦陷区泛滥成灾。日本军国主义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肆无忌惮地进行毒化中国人民的勾当。连日本人都承认．“巨额的吗啡和其他的麻醉毒物，大多是经过日本的走私运来的，这是确凿的事实”。大量的烟毒通过外国列强之手运入中国，以至于当时“我国竟成为外国私贩烟土的总贸易场”。所以，近代中国之所以无法根绝鸦片流毒，在很大程度上与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以及“治外法权”的长期存在有关。
（3）较长时间的分裂状态，愈来愈不稳定的政局，使中央政府禁烟意图不能真正贯彻。从整个近代以来中国禁烟历程的发展过程来看，清末开始中国即处于分裂状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大小军阀拥军割据、各霸一方，中央政府缺乏权威；国民政府时期则是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根据地和租界各自为政，中央政府无法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有效地控制地方，彻底地贯彻其禁烟意图。即使是国际环境好转而政府又有绝大决心禁烟，一旦面对因内乱而失控的局面，也只能束手无策，前功尽弃。这从道光朝的禁烟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就反证出国家统一、政局稳定对禁烟所起的巨大作用。
（4）鸦片贸易巨额利润的诱惑是旧中国烟毒泛滥的重要原因。鸦片的种植和买卖具有惊人的高额利润。这种高额利润既是外国资本主义商人和一切鸦片贩子向中国疯狂输入鸦片的原始动因，同时也是境内鸦片种植和买卖现象日益严重的根源。巨额的利润促使鸦片贩子无视道德、法律，甚至甘冒杀头之险，不顾一切地走私买卖鸦片，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贩卖鸦片的利润高达928％，因此鸦片贩子们要不择手段地进行鸦片种植和买卖也就不足为奇了。北洋军阀的“寓禁于征”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统运统销”政策无一不是冲着鸦片的高额利润而来。由反动派的贪婪本性所决定，他们所实行的任何禁烟举措必然触及其经济神经，不可能真正实行禁烟。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郑洪年就曾说：“眼下禁烟计划，仅为筹款之计，如此禁烟，不但不能禁烟，实足纵毒，此稗政实非人民所喜，更非国府治下应有之现象。”因是观之，烟毒泛滥自然一发不可收拾。这也从一个侧面为旧中国百年烟毒久禁不绝找到了有力地注脚。
（5）腐败动荡的政治为近代中国烟毒泛滥提供了温床。晚清以来，“康乾盛世”的余威烟消云散。政治腐败，世风日下，阶级矛盾尖锐，各种起义连绵不断，大清帝国已是风雨飘摇也已司空见惯。鸦片这个毒瘤正好看上了中国这个“病夫”，并日益在中国大地上滋生、蔓延，直到彻底泛滥。而烟毒曾经给统治阶层带来了数之不尽的好处，要他们向自己开刀，牺牲一己的利益而保全民族，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百余年来，任何禁烟法令，无论惩罚多么严厉，多么具体，都会异化为官吏勒索贿赂的筹码，最后沦为一纸空文；无数的严刑峻法经过他们之手，无不化为沉甸甸的金银财宝。鸦片已同旧中国的腐败吏治密不可分，鸦片借腐败的吏治而大行其道，而官吏则利用职权种植、贩卖、吸食鸦片。结果是吏治愈加腐败，烟祸愈演愈烈。
（6）禁烟措施不力也是近代中国鸦片泛滥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从清代1729年第一个禁烟法令算起，近代中国前前后后一共进行了若干次禁烟运动。历次禁烟运动都有相应的禁烟措施。这些禁烟措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起了一些作用，但却都未取得彻底胜利，或是以失败而告终。实际上，大部分禁烟措施由于其自身存在的缺陷，客观上多多少少对烟祸起了纵容的作用。例如无论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始终不肯放弃丰厚的烟税收入，实行“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其目的在于“征收”而非“禁绝”，其实质是只要纳税，烟毒就可以自由合法的贩卖，这无异于公开助长烟祸；再如，清末以“土烟”抵制“洋烟”的政策，虽然其结果是“土烟”抢占了国内大部分市场，然而其恶果则是使中国城乡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烟毒；又比如，******实行的“统运统销”政策，只准鸦片公运，不许私运，其实质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难怪近代中国一面是禁烟措施频频出台，一面是烟祸依旧大肆横行。
（7）军队勒种、贩运烟土是导致烟毒泛滥的祸根之一。近代中国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新军阀，均拥兵自重，为扩大地盘和军队，将鸦片税和包卖鸦片作为军饷主要来源，为此勒逼农民种植鸦片。北洋军阀时期各地军阀竞相开放烟禁，抽取鸦片烟税，除山西、吉林、浙江还能真正实行禁烟外，其余地区无不勒种鸦片。如“在四川，农民缺乏烟种，军阀及（即）从别处运来，散发给农民，农民缺乏种烟资金。军阀可以提供贷款，收烟时以烟土折还本息，农民怕种烟违禁不保险，军阀则许诺给予保护”。由于军阀规定的烟税太高，农民种烟往往赔本，不愿种烟。这时军阀就实行强迫政策，对不愿种烟的农民“科以罚金”，甚至不惜动用军队进行镇压。福建省就有许多农民因为缴纳烟税负担过重，拒绝种植而被枪杀，村庄被焚烧。军队贩运烟土也十分猖獗：或借调防之机运送烟土到外地；或借打仗之机带烟土就地贩卖；或借运送军需、军械之机夹带贴有“军部封条”的烟土箱，混过关卡检查；或借野外演习之机运送烟土；或贩卖军火同时贩卖烟土。烟商为了逃税和防止拦路抢劫，纷纷雇佣军队护送烟土，这样利用逃税的一半费用即可支付其押送费。
（8）黑社会、土匪、烟帮的相互勾结，是导致烟毒泛滥的又一祸根。日益扩大的烟民队伍，巨大的消费需求，使贩运烟毒的利润极大，为了牟取暴利，黑社会、土匪、烟贩等纷纷染指鸦片，充当鸦片泛滥的媒介。近代中国社会也是帮会黑社会势力泛滥的时代，黑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往往与烟毒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在上海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晚清的时候，以沈杏水为首的“八股党”就垄断了上海的鸦片承运业。到了民国，以黄金荣、杜月笙为首的新兴黑社会势力夺得了上海的鸦片承运权。当时，由外地运往上海的烟土，几乎都是由杜月笙来销售。杜月笙又以法租界为据点，公开兴办烟毒事业。上海黑社会还把黑手伸向云贵川等鸦片产地，如上海黑社会就与四川当地帮会“四川袍哥”合作贩运毒品。甚至他们还在四川建立制毒工厂，利用当地的原料制成吗啡等毒品，运往上海销售。“到30年代初，四川几乎所有的吗啡买卖都是由杜门青帮控制的。”在烟毒的生产与销售中，土匪也充当了活跃的角色，如“盘踞在云南盐津、绥江一带的大土匪头子江瀛洲，利用其土匪武装。长期接送烟土到川滇交界地方，大发横财，后来竟由匪当官”。而当时的烟贩，更是遍布社会各阶层，其中不乏一些高官大吏。如1929年中国驻美国旧金山副领事高瑛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向美国贩运烟毒，虽然被查获，但高瑛经过上下活动，最后也不了之。一些势单力薄的小烟贩为了保护自己及货物的安全甚至自发结成烟帮，配以武器，进行武装贩运。烟帮势力虽小，但数量颇多，很难防范。这三种邪恶势力为所欲为、狼狈为奸，在烟土的产地与烟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座罪恶的桥梁，对烟毒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9）在官本位的中国，统治阶级对毒品的追求，对下层社会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鸦片进入中国，首先俘虏了上层社会的官吏缙绅和富豪，成为他们奢靡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上层社会的吸毒行为，同其他奢侈铺张的消费行为一样，对下层社会具有强烈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文人雅士也往往以吸食鸦片为风雅，使得社会视吸毒为时髦，只要有条件，便竞相效仿吸食，以致宾客应酬，端出烟盘比拿出茶盘更显得尊敬。对于鸦片烟的拒斥，主要是基于经济上的缘故，而不是基于鸦片烟对一个民族内在精神的摧残和个人道德人格的腐蚀。即使坚决反对吸烟的人，其真正的理由也大多不是出于对烟毒深层危害的深刻认识，而是出于对吸毒所导致的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恐惧。由于上行下效，一般的民众始终对毒品（尤其是鸦片）的认识有偏差，无法真正理解禁毒的重大意义，反而在贫苦的生活中，把吸毒当做了聊以解愁的娱乐品；而在山区农村，相当部分走投无路的农民，更是把种烟当做了生存的救星。所以，作为禁绝毒品的主要内容——戒种、戒吸，缺乏广泛的呼应，禁毒运动自然难以持久与彻底。
总之，上述各种因素是近代中国社会烟毒泛滥的重要原因，但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如社会民众素质低下、医疗教育事业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缺乏正当的娱乐活动等等，都与鸦片的泛滥紧密相连。毫不夸张地说，近代中国社会正是产生烟毒泛滥问题的适宜温床。
二、新中国禁毒成功的经验
令世人瞩目的新中国禁毒运动，仅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就使鸦片烟毒为害中国100多年的状况得以根除，总结其做法与经验，可为当代禁毒斗争提供十分重要的借鉴。
（1）革命战争打破了原来腐朽的社会机构，使毒品经济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土崩瓦解。在近代中国，毒品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社会机体与社会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多种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难以替代的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禁毒工作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毒品本身的特性，而在于很难做到从根本上铲除毒品赖以滋生和发展的各种社会条件。近代中国历届政府施禁举措大多成效甚微，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战争是社会的消毒剂，经过革命战争的摧毁和洗礼，原有社会腐朽结构中的主要部分被破坏掉了，这就铲除了毒品经济赖以存在的吏治腐败、官商勾结、内外勾结以及政府借禁烟之名敛财肥私、行纵毒之实等大部分的社会基础，使禁毒斗争得以在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上展开，遇到的阻力和破坏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得多。
（2）建立了强有力的具有禁毒职能的地方基层政权。新中国建立初期，各地在彻底摧毁旧政权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了过渡性的政权——军事管制委员会，而军管会的职能之一，就是没收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革命分子的武器及毒品等违禁品。而且，根据1950年颁布的《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各县市均成立专门的禁烟禁毒委员会；在环境逐步安定后，又在这一基础上，通过选举，产生了各级人民政府。基层组织的稳定过渡，保证了禁烟禁毒政策贯彻的连续性。据统计，到1951年9月，各地已建立2087个县人民政府，以及数十万个乡人民政府，这些由共产党员直接领导的基层组织有效地控制了地方政权，中央政府在数年间一步深似一步的禁烟、禁毒政策，都是通过县乡政府的积极操作取得了极好的效果，这在行政上保证了禁烟、禁毒运动的成功。
（3）禁毒运动也是一场政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就开展了包括“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在内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有效地扫除了内部腐败，堵塞了制度上的漏洞，严厉地打击了以毒品走私为主的走私活动。解放初期，革命队伍中有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党政干部，逐步蜕化变质，企事业单位的一些留用人员，也见利忘义，变成毒贩的代理人和坐探。例如，当时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不仅贪污公款，而且吸毒成瘾。此外，公安、政法、铁路、航运系统内部也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参与贩运毒品。“****”“五反”运动以及1950年进行的初步的禁毒运动针对上述情况，基本上解决了内部腐败和走私贩毒以及大面积种植罂粟等问题。1952年5月21日，政务院再次发布的《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中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在‘****“五反’所造成的有利条件下，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反毒运动，粉碎制毒、贩毒的犯罪分子及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禁毒运动就是在上述政治运动的基础上一气呵成的，实际上也是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其成功是与当时的那种政治条件和运动创造的政治氛围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