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即社会的风尚与习俗，它是一定社会中人们生活经验的反映和适应生存环境的手段。作为古代文明多种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产物，风俗既是传统文化特征鲜明、流传极久并具有民族个性的传统习惯，又是传统文化的一种承载体和传递者。任何一种社会风尚与习俗的形成，都不是孤立和静止的。而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日积月累慢慢形成的，是与每一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
众所周知，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不仅为人类的文明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是世界各国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楷模。无论是四方朝贺的盛唐，还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元朝，都令同时代的许多西方学者对文化悠久的中国大地和华夏民族大加称赞，即或是处在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华帝国，仍是世界各国向往的地方。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有着无数值得骄傲和自豪的灿烂文化。然而，她毕竟是个经历了从荒蛮到文明的古老国度，在那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也夹带了许多诸如缠足、太监、童养媳等落后、陈腐、荒诞、丑陋的社会陋习和风俗。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精华与糟粕、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糅合并存的复杂体。
吸食鸦片成风成为近代中国的陋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沉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和反映。自古以来中国人在物质生活上提倡崇俭简黜奢靡，但自明清以来“奢靡”之风渐渐出现，且愈演愈烈。这种社会风尚的形成，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文化现象，是经济、政治、心理、习惯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表现。长期以来，中国的消费观念与政治权利结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封建等级观念制约着奢靡风气的膨胀。然而当王权衰落，封建等级制度解体之时，奢侈斗富的风气便如决堤之水。就一般社会心理而言，物质方面的穷奢极侈常常成为人们弥补政治和社会地位不足的重要方式，这种不健全的社会心理总是在政治控制减弱时暴露出来。明清以后奢侈风起的渐渐升温，就是这种历史条件和社会心理的反应。清代尤其是晚清奢靡之风的表现诸多：如穿着服饰、饮食餐用、宅基地建筑及其装饰、交通工具使用等等，其中寻欢作乐的陋习与恶习方面就有吸食鸦片的表现。所以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人们不仅把吸食鸦片作为一种享受，作为浮糜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还是比阔斗富、显示等地的方式。吸食鸦片成风是明清以来追求“奢靡”之风的发扬光大。此后，随着中国社会长期持续动荡不安，吸食鸦片的恶习也一直延续了约一个世纪。这种“抽大烟”的习俗，成为晚清社会生活中一种新的社会习俗，它与先进的、新鲜的、美好的社会习俗背道而驰，代表的是一种落后的、陈腐的、丑陋的社会习俗。是以消磨人的精神和意志，残害人的肉体为代价的，它是一种陋俗。正是这一恶习，曾造就了晚清社会的局部“死机”甚至完全“瘫痪”；也正是这一陋习，使勤劳、智慧而又善良的中国人民，在近代以后其形象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东亚病夫”成了闻名世界的称号，“一条辫子，一杆烟枪”，几乎成了晚清中国人的普遍形象。
（一）鸦片烟毒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表现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鸦片的大量涌入，国内罂粟种植和土烟生产的日渐普遍，鸦片烟登堂入室，走进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就如同人每天要吃饭、穿衣、睡觉一样，吸食鸦片成为须臾不可离开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了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陋习。鸦片烟毒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吸鸦片烟成为社会时髦的象征。清中叶以后，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政策，也由于吸食鸦片之风由台湾、厦门等地传人内地，逐渐形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时髦和习尚，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吸食鸦片的阶层。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在日益增加的洋烟和土烟的双重熏染下，无论是官吏、士人，还是商贾、杂役，不分男女老少，吸食成风。吸鸦片烟成了时髦的象征。有朋友来访，主人将鸦片连同茶水一起端上让客人享用；逢年过节，人们纵情于饮酒、赌博和吸食鸦片之中；精神不佳、体力不济以吸食鸦片来提神解乏；为避免子孙在外赌博而导致倾家荡产，父辈以吸食鸦片拴住后代；媒人说媒，以日吸几钱烟膏为衡量家财的标准；遇红白喜事，以排出多少张烟榻为场面大小。吸食鸦片，不仅被当做一种享受，作为浮靡生活的写照，还是比富斗阔、显示等第的方式。富人们把抽大烟当做消遣解闷的一种手段，当做寻欢作乐的一种方式，就像山珍海味、娇妻美妾一样不可缺少。而穷人吸鸦片往往是为生活所迫。拉黄包车的、抬滑竿的、拉纤的、搬运工，等等，劳动强度大，每天劳作十多小时，终年不得休息，而且饮食粗劣，不得温饱，身体羸弱，体力不支。为消除疲劳，振作精神，他们常常在劳动之时或劳动之余，吸几口鸦片。正像在1928年11月全国禁烟会议上，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发言所指出的那样，他说，直至现在，吸食鸦片在许多国人心目中依然是“极体面、极时髦事”，“是贵人福人富翁所做的事”，以致许多无钱吸烟的平民对此“每每向往不置，以自己的不能为大憾”。
第二，鸦片烟成为社会交际应酬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如贵州省，“几乎家置烟灯，以为日常生活及供应酬客之必需品”。天津地区，“中等以上住户，每以鸦片款客为荣”。河南流行鸦片的地区，客人上门后，主人首先要摆出烟具让客人登榻吸烟，然后才奉上茶水和点心。其他如四川、云南、两湖、安徽等诸多省份也同样如此，客人登门如果不烧烟，不“吃”毒品，往往会被认为待客不恭。酒宴之中少了毒品，也被认为不够圆满。至于婚丧嫁娶、央求人帮忙做活或托人办事，没有烟毒侍候便很难办得体面。烟毒的用途如此广泛，以致不仅家里有抽烟的人需要备置烟土烟具，家里无抽烟的人也须备置。买不起烟具的人家来了亲友，也常得借来烟具烟膏以为招待。除家庭外，各种社交场合也需要烟毒应酬，店铺、旅馆、茶肆、赌场、妓院一般都备有烟土，以招揽生意。商业交易中的烟毒应酬更为普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烟毒在交际场合的作用，远远超过纸烟和酒，现在用烟酒应酬的一切场合，在当时都可以用烟土来代替。
第三，鸦片烟还是馈赠于人的绝好礼品。鸦片烟既有如此多的用途，自然也是馈赠于人的绝好礼品，在烟毒弛禁的岁月里，馈送烟土烟具更是常见现象，而且这种馈赠是最实惠的。当时官员们下乡“体察”民情，地方乡绅常常以烟土相赠，一些官员也巧立名目收受属下奉赠的烟土。如1925年湖北施鹤道尹林树藩过50岁寿辰，各地官员所送厚礼中即多有烟土。各地乡绅富豪通关节，交权贵，买官做，贿送烟土之事更多，即使国民政府推行禁烟时，这些乡绅富豪为交结权贵，也想方设法向权贵贿送烟土，如以赠送字画为名，在画轴中装进烟土，或者赠送佛像，把烟土填在佛像肚中。烟土不仅用于馈赠，也用于供奉神灵。在许多地区，人们到寺庙进香拜佛，也往往要买些烟膏、烟棒放在供桌上。
（二）吸食鸦片成为近代中国人陋俗的原因
任何一种社会风俗的形成，首先必须具备物质条件。如中国古代的太监和小脚女人——这一陋俗的出现，首先必须具备的物质条件是男人的生殖器和女人的脚。而吸食鸦片成风则必须要有鸦片。因此，在吸食鸦片成为近代中国陋俗的过程中，鸦片是一个重要的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没有鸦片这一物质的存在，吸食鸦片成风就无从谈起。“经常与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吸鸦片的恶习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西方人引进到中国的”。自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开始了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之后，“真正将中国，变为瘾君子之邦的”，是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和最大的鸦片商”的英国。历史事实已经充分地说明，不论是英帝国主义还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都在造成近代中国鸦片烟毒盛行、泛滥的过程中，充当了一个十分不光彩的角色。没有英国等鸦片贩子不顾人类道德大肆偷运鸦片到中国来，中国人染上吸食鸦片恶习的人数是屈指可数的，更不可能造成19世纪下半期的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口达到全国总人口的5％，即2000万人这样一个难以收拾的境地；没有日本人充当20世纪上半期对华实行鸦片侵略的先锋和骨干，就不会有20世纪20年代～40年代中国人深受烟毒之害惨剧的重现。所以说帝国主义在中国大肆倾销鸦片，是导致中国人吸食鸦片并逐渐成风的最直接因素，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吸食鸦片成风这一陋俗形成的始作俑者。
任何一种社会风尚的形成，既有其形成的外部环境，又有其形成的内部推动力。如果说吸食鸦片成风这一陋俗在近代中国形成的物质条件是鸦片大量输入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与近代中国的闭关锁国而落伍掉队等大环境和外部因素所致，那么，造成这一陋俗出现并长期存在的主观原因和内部推动力，却是近代以来各个统治阶级在面对鸦片祸华后的所作所为。
鸦片战争以前及其以后的近百年当中，无论是“康乾盛世”的雍正、乾隆，还是晚清衰微的同治、光绪；不论是昙花一现的北洋军阀政府，还是显赫一时的“蒋家王朝”，各个统治阶级面对潮水般涌入中国大地的鸦片，其腐败无能、贪赃枉法之举表现的淋漓尽致。表现之一，清王朝就是在经历了130多年的“康乾盛世”的表面繁荣与昌盛中，在走向封建****政治的衰微、官僚机构的腐败和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等误国政策相继出台的政治发展演变之中，使鸦片得以长驱直入，涌进了华夏大地的通都大邑和穷乡僻壤的。表现之二，清朝的统治阶级是在已经看到鸦片烟毒给社会造成很大危害时，多次颁布禁烟法令但又使其成为一纸具文，在对自己的文武百官约束、管制无力的情况下，导致烟毒泛滥的。表现之三，面对洋烟的大举侵入，各统治者常常动摇于禁弛之间，时禁时征，“寓禁于征”，征而不禁，借烟生利，这种饮鸩止渴之举，无疑使各朝各代的禁烟活动，时续时断而雪上加霜，各种禁烟法令频频出台而又形同虚设。表现之四，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鸦片的冲击和刺激，更由于各朝统治阶级强迫种植鸦片并对这种现象大肆纵容，才使中国的罂粟种植与自产鸦片剧增猛长，使中国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国。上述表现，只是近代以来各朝各代统治阶级所作所为中的部分细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历代统治阶级在面对帝国主义的鸦片入侵时，已经完全丧失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能力，丧失了维持社会健康运行的自我调节机制和自我克服社会弊病的免疫能力。正是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为鸦片烟毒在近代中国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历代统治阶级是近代中国吸食鸦片成风这一陋俗得以形成的直接推动者。
总之，在吸食鸦片成为近代中国陋俗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统治阶级也难辞其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无力禁止，及新兴商人见利忘义，人们道德约束普遍松弛，以及因社会动荡和商业发展而造成的无常、颓废、空虚、享乐等社会心理，都是促成此风兴盛的因素，而我们的民族在面对西方侵略者强加于我们的这一既能成瘾，又能毒害身体的物质——鸦片时，却以一种怯弱、容忍的态度而被动接受，映衬出我们的民族在近代已被一种国势衰微、民生凋敝、社会风气颓废的趋势所引领。这种陋俗一经形成，就引领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在这种超稳定性的民俗文化中驰骋、畅游，使人们在自甘沉沦、堕落中愈陷愈深，完全映衬出一种颓废、消靡的社会心态。这是一种历史的积淀，一种面目可憎而又根深蒂固的文化沉渣。
在近代中国，因为鸦片烟毒的大量泛滥，使旧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遭到严重破坏，毒品的极度泛滥及其向社会各个方面的广泛渗透，使得毒品问题与其他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纠结在一起，产生高度的契合，使毒品问题与其他相关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毒品问题本身即凝结着近代中国社会的种种特殊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危机趋于严重化的产物，而且给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新旧中国禁绝毒品的对比
一、旧中国烟毒泛滥久禁不绝的原因
近代以来，烟毒“蔓延中国，横披海内”，“其祸烈于洪水猛兽”。由于鸦片问题，中国被推向了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由于烟毒的泛滥，中华民族遭受了无穷无尽的苦难。同时，中国的禁烟史又几与鸦片的泛滥同步，在200多年间，历届政府虽时有禁烟举措，但烟毒却屡禁不止、禁而不绝，且危害日深。为什么旧中国烟毒泛滥却又久禁不绝呢？
（1）近代中国的鸦片泛滥是殖民主义侵略掠夺政策造成的后果。19世纪初，世界海运大开，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通过海上贸易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张。对于西方来说，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而又人口众多的国家完全是一片待开垦的商业处女地，是一块十分诱人的“肥肉”。叩开中国的大门，占领中国市场，成为西方国家，尤其是当时发达的英国梦寐以求的事情。然而，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面前，西方在商品贸易上显得无能为力。以纺织品作为主要贸易商品的英国始终无法改变其在对华贸易中的入超局面。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竟丧心病狂地确立了向中国输入鸦片的野蛮政策。这种政策的野蛮性就在于它是以“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并且用武力作为推销鸦片的后盾。在鸦片贩子向中国输入鸦片遭到中国人民的抵抗时，英国资产阶级便悍然发动了旨在维护其鸦片利益的战争——鸦片战争。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烟毒严重泛滥。可见，殖民主义是旧中国烟毒泛滥的始作俑者，是使中华民族遭受百余年屈辱和痛苦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