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鸿章的禁烟主张与曾国荃的禁烟活动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重要人物。光绪初年，不仅是洋务派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而且成为清统治阶级中实力雄厚的倾权大臣。接到讨论左宗棠禁烟奏折的上谕后，1881年7月上《遵议鸦片厘税事宜折》，原则上同意左宗棠关于加重洋土药税收的意见。同时又提出通盘筹计，严防偷税漏税；各省统一收数，津口保证己用；弛罂粟之禁，“以土抵洋”等办法。其禁烟主张有如下特点：第一，禁烟主张和措施纯粹是为防止偷漏税厘。李鸿章在该折一开始就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香港偷运漏税鸦片每年达二万数千箱，而内地偷漏又“狡谋诡计，百出不穷”。他认为，“凡事清其源则用力少，而成功易，截其流则需费多，而收效寡”。第二，防偷漏措施，纯粹是为了保证把增加的税厘用于军饷，亦不是为了禁烟。他认为，洋药流毒之深很难骤然禁止，只可先加厘税藉以稍济饷需。第三，对种植罂粟不主禁止，不主加重税厘。这是李鸿章一贯的以土抵洋思想的反映，也是他在办洋务企业中收回利权、以国货与洋货竞争思想的体现，如办轮船招商局目的在“收回中国利权”，办电报局为“保自主权利”等。从李鸿章禁止鸦片主张看，应该指出的是，在鸦片严重危害国计民生之际，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减少鸦片进口，以期完全禁绝，而不是如何加税和预防偷漏。
曾国荃（1824—1890），湖南人，清末湘军将领，先后担任浙江、湖北、陕西、山西巡抚，两广、两江总督。1878年，当烟毒日炽之时，曾国荃从“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五谷”的角度，提出必须禁烟。“丁戊奇荒”发生后，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根据山西受灾情形分析说：“此次晋省荒歉，虽日天灾，实由人事。”主要原因是由于该省农民广种罂粟，挤占良田严重影响了粮食作物所致，因而“一遇天灾流行，遂至疲荼而不可救药。”为此，曾国荃在光绪四年（1878年）上奏《申明栽种旧禁疏》，请朝廷下令禁止种植罂粟。1878年3月，清廷批准曾国荃的奏章，将山西制定的查铲烟苗章程向全国推广，勒令各省“一体严行查禁”，这次禁种罂粟，陕西、甘肃、山西比较积极，亦很有成效，但没有长期坚持下去，很快便宣告失败。
（四）张之洞的禁烟主张与活动
张之洞（1837～1909），直隶人，清末洋务派首领。1881年任山西巡抚，到任后对“丁戊奇荒”过后山西的萧条、荒凉大为震动，深知晋省以往大面积种植罂粟在这场空前的巨灾中产生的消极作用，于1882年7月，上书光绪皇帝《禁种罂粟片》。在书中，张之洞陈述了山西“以地以时”禁种罂粟的重要性，并陈述了禁种罂粟的四条理由：第一，禁种罂粟是备荒的需要。张之洞指出，山西土地本来硗瘠，产量不多，早年人民生活就靠外省接济。自从大量种植罂粟后，带来的危害就更大了。第二，禁种罂粟是发展农业的需要。张之洞认为，山西地处高原，地多水少，由于种植罂粟厚利的吸引，偶有一点仅可利用的水源，人们便将它用于灌溉罂粟。况且罂粟最耗地力，几年之后即使不种罂粟，改种其他谷物，也生长不好，所以必须禁种。第三，禁种罂粟是禁止吸食的需要。张之洞指出，晋省吸食之弊，官吏、士兵、弁兵、胥役以及妇人女子之类皆沾染，大率乡辟居其十之六，城市居其十之八，结果使人人旭赢，家家晚起，怠情惰靡，毫无朝气，“在官者不修其志，食力者不劝其业”。第四．禁种罂粟是禁止鸦片输入的需要。内地严禁种植，可以“关远人之口”。张之洞的建议得到光绪帝的赞成，命他“随时查察，有犯必惩，以挽颓俗”。于是，张之洞又成为禁止鸦片的积极实践者，他接谕令后，立即制定措施，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禁烟运动。他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严饬官员，竭诚劝谕。光绪八年（1882年）十月，正当一年一度的播种罂粟季节到来之时，张之洞不失时机地向属官发出了禁种罂粟的文书，规定布、按两司要“认真督劝，设法考核，同时令各道府州转饬所属，务须实力禁绝，竭诚劝谕”。如果有将此札视为具文，怠玩不力者，“立予撤参惩办”。（2）严订规章，逐户查禁。当时一些农民因种植罂粟获利甚厚，所以尽管官府三令五申，还是坚持种植。针对这种情况，张之洞重申约章、规定，查出种烟地亩立即“过割于公庙”。要求每村写禁种罂粟的保证书两份，一份送县署，一份张贴于公庙。各公耆自立村规，对种植吸食鸦片者，或驱逐出境，或指名送官。又选择绅士中有威望又无吸食嗜好者，拿上谕贴到各种植户宣讲祸福厉害。还规定，乡下人进城告发的，按路程远近发给盘费，并随时准告，不必写状纸，不许书役阻拦，所告属实的，还给奖赏。（3）狠抓重点，德威并用。南部交城和北部代州当时为著名的鸦片产区，张之洞把禁烟重点放到交城县。因该县山地多，平地少，农民把种植罂粟视为利薮。当交城知县贾成霖，委员知县黄缙荣禀报中谈到，交城平川各村已实力铲除，葫芦峪山地内外因山辟民顽不好禁绝时，张之洞立即命令候补知府刘鼎新和太原营参将施绍恒，带兵丁一百名，分两批前往葫芦峪督同贾、黄拔除罂粟，改种五谷，各具永不再种甘结。如有不法分子迁延抗违，即行捕拿，锁押来省尽法惩办。终于使禁令在全省执行。（4）禁止吸食，全面戒烟。为了扭转社会风气，配合禁种，张之洞下令禁止设立烟馆，禁止各类人员吸食，并设立了专门的戒烟机构。他命令保甲局严格查夜查街，将省城所有烟馆一律驱逐，不准容留一家。要求保甲局委员各有专责，利用编换门牌的机会严格检查，不得疏漏和敷衍，或稍涉庇徇，立即撤差、记过、停委。同时，张之洞还发布指示，严禁官员、士子和士兵等吸食鸦片。（5）及时总结，巩固成果。经过一年多的禁种戒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全省种植罂粟最盛的交城县和代州，一律禁绝。其余南濒黄河，北抵外边，有的十去八九，有的十去六七。省城太原戒烟局中，就医买药的人络绎不绝。通过禁鸦片实践，张之洞认识到，“但有官吏所不到，绝无百姓之不从”，只要官员坚持努力，三年便可完全禁绝。可惜的是，张之洞在山西任职仅两年多便调任两广总督，这使他在山西禁绝罂粟的愿望没能最后实现。不过，张之洞的禁烟主张和实践，毕竟是在鸦片弛禁后造成积重难返之势，显官大臣极力主张以广种罂粟来抵制洋药之际而提出和进行的，因而在他身上体现了清流派直言敢谏的风格，又集中了早期洋务派勇于革除积弊的精神。张之洞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为禁种罂粟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综上所述，光绪初年弛禁了近20年的鸦片问题，在19世纪晚期又一度提上议程，以洋务派代表人物为主的晚清思想家对鸦片问题各抒己见。其禁烟主张虽不尽相同，或主严禁，或主缓禁；或主禁输入以清其源，或主禁吸食以塞其流；或主治标，或主治本；但他们关注的目标都是鸦片烟毒。他们的禁烟动机，或为救银荒，或为维利权，或为保种族，但在维护民族利益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自鸦片在近代中国泛滥以来，在清政府内部，关于鸦片问题解决的方法一直有两种声音：一是从社会问题的角度考虑，主张禁烟，反对在本土种植罂粟，持这种观点者从黄爵滋、林则徐到曾国荃、张之洞等人；另一种是从经济问题的角度考虑，主张征收或加重征收鸦片税厘，美其名曰“以征为禁”，持这一观点者从何太青、吴兰秀到许乃济、李鸿章等人。这两种声音是前者弱小，后者强大，有时又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例如张之洞在1882年抚晋时，不仅真诚主张禁烟，而且大刀阔斧，然而1884年调任湖广总督后，其又不得不默许鸦片的生产和贸易。他的这种前后不一、矛盾的表现，本身就是晚清中国禁烟问题处于两难困境的体现。这两种声音交替出现，时大时小，其最后结果是禁烟的声音由于无法遏制外国鸦片的输入，事实上也就难以肃清鸦片流毒；“以征为禁”的声音认为鼓励土药生产可以抵制洋货进口而收回权利，结果使洋药与土烟同时泛滥。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后，就一直在这两种声音的影响下，在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犹豫彷徨，最终迫于现实的压力而选择了“以征为禁”，一步步走向了鸦片贸易合法化、土烟生产本土化，而成为全世界的毒品生产大国——“罂粟王国”。
郭嵩焘、张之洞等人注重疏导的禁烟主张，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为清末第二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对后世革除积弊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加征鸦片税厘的禁烟主张，迎合了清廷解决财政危机的需要，其结果是鸦片越禁越多，社会风气更加败坏，清政府不得不在20世纪初年重新禁止鸦片。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派官僚在19世纪80年代对鸦片问题的争论与作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禁烟运动的先声。
清末禁烟运动的总纲和重大举措
一、禁烟运动的总纲——禁烟十条章程
无论怎样，清政府在外部压力与内在要求结合的促使下，决定改弦更张。1906年9月20日，清政府发布严禁人民吸食鸦片的上谕，限10年之内，全国禁绝鸦片。谕令云：“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沉痼而蹈康和。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其应如何分别严禁吸食，并禁种罂粟之处，著政务处妥议章程具奏。”一场真正的禁烟运动终于开始了。
遵照禁烟谕令的要求，会议政务处将所拟“禁烟十条章程”具奏，1906年12月1日奉旨批准，禁烟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禁烟十条章程”是禁烟运动的总纲，其内容如下：
第一条：限种罂粟以净根株也。罂粟妨农，为害最烈，中国如四川、陕甘、云贵、山西、江淮等处，皆为产土最盛之区，其余诸省，亦几无地蔑有。现定以十年禁绝吸食，自当先限栽种，庶吸食可期禁绝。应由各督抚分饬州县，确查境内向种罂粟之地共若干亩，造册详报。凡向种罂粟之田地，嗣后永远不准再种。其业经栽种者，给予凭照，令业户递年减种九成之一……其凭照一年一换，统限九年内尽绝根株
第二条：分给牌照以杜新吸也。鸦片流毒已久，民间吸食几于十居三四。申明禁令，宜宽既往而严将来。应令各省在籍官、绅、举、贡、生、监，先行戒断，以为平民之倡。凡业经吸烟者，无论绅民及其眷属婢女，均须在本籍或寄寓处所，各赴地方官公廨呈报。……报齐后，造成清册，并另缮一份，呈报上司衙门存案备查。一面刊印牌照，盖用印信，令吸烟者各领一纸。其牌照分为甲号乙号两种。凡年在六十以外者，给与甲号牌照；年在六十以内者，给与乙号牌照。惟原领乙号牌照者，不得于年届六十时改领甲号牌照。牌照内均注写本人姓名、年岁、籍贯、每日吸烟数目，及发给之年月，以为吸烟购物之据。其不领牌照而私吸烟购烟者，一经发觉，或被指告，分别惩罚……
第三条：勒限减瘾以苏痼疾也。分给牌照以后，除年逾六十精力渐衰者，其戒食与否，可从宽免议外，凡年在六十以内，领执乙号牌照之人，其吸烟数目，应限令每年递减二三成，几年内一律戒断……惟此次所定年份，期限本宽，倘限满后仍未悛改，是自甘暴弃，不得不示之惩戒。嗣后旧领乙号牌照之家，如逾限有未戒断缴销者，官员休致，举、贡、生、监斥革，平民均注明烟籍，由该州县分别另立一册，仍申报上司衙门存案，并将姓名、年岁榜示通衢及此项吸户人等所居之城乡市镇，俾众周知，凡该处绅耆，岁时会集，暨一切名誉之事，均不准与，以示不齿于齐民之列。
第四条：禁止烟馆以清除渊薮也。此时未届禁绝年限，则卖烟之店，自难遽行禁止。惟有一种开灯之烟馆，往往引诱少年子弟、无业游民，麇集其间，最为蠹毒，应由地方官陆续禁止，勒限六个月内，一律停歇改业，逾限概行封禁，又饭庄酒楼，不准备烟供客……
第五条：清查烟店以资稽查也。烟店虽未能一时禁止，以后须渐令收歇，但不准再有新开……
第六条：官制方药以便医治也。戒烟良方，流传甚多，应由各省送派精通医学之医生，研究戒烟药品，期于各该处水土相宜者，酌定数方，制备丸药……发交该处善堂或药铺，照原价经售。其无力贫民，准其免缴药资……
第七条：准设戒烟会以宏善举也。近来有志之士，往往纠合同志，创立戒烟善会，互相劝勉，深堪嘉尚。应由将军督抚饬令地方官，督率该处公正绅商，广为设立，以期多一善会，即多一劝导之处，转移习俗，较为迅速……
第八条：责成地方官督率绅董以期实行也。此次所定办法，全赖地方官督绅董，认真经理，实事求是，方有成效。应由各省将军督抚等，按年详核各属原报吸烟及戒烟人数，并曾否制备戒烟丸，劝设戒烟会，逐一比较，明定功过，以资劝惩。并于每年年终，造具清册，咨送政务处，以凭考核……
第九条：严禁官员吸食以端表率也。十年禁绝，系为通国齐民而言，至官为民之表率，一有嗜好，何以率属正民。今欲令出唯行，自不得不从官严其期限，重其惩罚，以为风声之树。嗣后凡京外文武大小官员，年在六十以上，有患瘾已深不能戒者，应与齐民一律，从宽免议；至年末及六十之王公世爵、各衙门堂官、各省将军、督抚、都统、副都统、现任提镇，均受恩深重，位望俱崇，自不容稍有隐饰。凡曾经吸食者，准其自行陈奏，请限时戒断。戒烟期内，暂不开去各项差缺，派员署理。迨戒断后，复验属实，仍准供旧职；唯不得借口因病，期满不戒，致蹈欺罔，自干咎戾。其余京外文武实缺、候补大小各官，凡吸食者，由各该管上司派员确查，饬令自行据实呈明。毋论瘾之轻重，限六个月一律戒断。届限仍呈请派员复验，具结存案。如因多病畏难，逾期未能戒断者，亦准据实陈明，系世爵、世职，照例另袭；系官员以原品休致。倘阳奉阴违，隐匿不报，一经发觉，或被参劾，即请旨立予褫革，以为玩怠欺饰者戒。如该管上司失察，亦分别奏请议处。再各学堂教习、学生，水陆各军员弁，凡有吸烟者，限六个月一律戒断。
第十条：商禁洋药进口以遏来源也。禁止栽种，禁止吸食，皆内政应行之策。无待游移。至洋药来自外洋，事关交涉，应请饬外务部与英国使臣妥商办法，总期数年内，洋药、土药逐年递减，届期同时禁绝……
这一法令从禁种、禁吸、禁售等各个环节，对10年内禁绝鸦片做出了全面而详尽的规定。其突出特点是注重对国内种植罂粟吸食贩卖的禁止，而其中又把禁止种植罂粟作为重中之重的问题来对待，强调禁绝吸食必先限制栽种。